“财富分配以老百姓不造反为底线”，这是学术？还是权谋？

樊纲，西方发达国家一致认为他是“中国最优秀的经济学家”，其领导的国民经济研究所一直是由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

除了任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外，他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

他的毕业院校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他又赴美国哈佛大学及国民经济研究局学习研究，系统地学习了哈佛大学经济系研究生的专业课程，被法国奥弗涅大学授予名誉博士。

不管他有什么学历，拥有多少头衔，只要他说话不出圈，他在他们的圈内，怎么火，都是无所谓的。

那都是他们圈内的事嘛。

可是，他最近的一句话，却火出了圈，让他们这个圈子之外的人们，也不得不对他这个“中国最优秀的经济学家”的大名如雷贯耳了。

他的这句火出了圈的话，是怎么说的呢？

他说：“不用担心贫富两极分化，财富分配只要以老百姓不造反为底线，就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

我们知道，樊纲博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又赴美国哈佛大学及国民经济研究局学习研究，系统地学习了哈佛大学经济系研究生的专业课程，被法国奥弗涅大学授予名誉博士的，在学业上是中外兼修。

可是，我们没有想到，他的思想，也是与学业完全对应的。

在世界观和价值观上，他也是不折不扣的中外兼修啊。

首先，“财富分配只要以老百姓不造反为底线，就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这句话表明，他是熟读了我们中国历史、深知共和国初期的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的那个“周期律”支配论的。

1945年，黄炎培先生和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进行了一场著名的“窑洞对”。

在那场“窑洞对”中，黄炎培先生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律的支配。”

黄炎培先生的这个“周期律”支配论，揭示了中国历史上，老百姓们爱造反的这个特性。

而正是因为老百姓们爱造反的这个特性，造就了中国历史上“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

所以，“中国最优秀的经济学家”樊纲博士，便针对这个“周期律”，提出了他的“只要以老百姓不造反为底线，就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的办法，来破解黄炎培先生的这个“周期律”。

他的这种高论，就高出了我们中国共产党最优秀的领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的论述很多啊。

毛泽东当时，是怎么回答黄炎培先生的呢？

毛泽东当时回答黄炎培先生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够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看看，这样的回答，比起“以老百姓不造反为底线”来，就差了很多的“机智”不是？

毕竟，毛泽东没有留过洋，哪里比得了一个留洋归来的“美国哈佛大学经济系研究生”呢？

更何况，毛泽东是“中国最优秀的经济学家”吗？

有哪个外国人，来给他封过这个头衔吗？

至于那个“改革开放”的“设计师”邓小平，那就相比之下，是更加差得远啦！

邓小平说：“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

看看，他还是担心“贫富两极分化”不是？

为了害怕“贫富两极分化”，邓小平就还是提倡“共同富裕”不是？

比起人家直截了当的“不用担心贫富两极分化”来，这个气势上，是不是就渺小了很多？

也是，邓小平虽然曾经留学过法国，然而，也正是因为他留学过法国，他就见识过“法国大革命”的威力，也见识过“巴黎公社”的残酷，所以，他就害怕“贫富两极分化”。

但是，现在不同了呀，现在的西方，人家“贫富两极分化”严重得很，也没有问题呀。

所以，你先留洋的，怎么比得了人家后留洋的呢？

人家现在的西方人，封樊纲是“中国最优秀的经济学家”。

那当初的法国人，封了你邓小平是“中国最优秀的经济学家”了没有呢？

总而言之，我们的“中国最优秀的经济学家”樊纲博士，是中外兼修的，他不仅了解中国的问题，也懂得西方的方法。

他运用西方的方法，来解决中国的问题，那就肯定是比毛泽东、邓小平用中国的方法，解决中国的问题要高明得多了。

只是，还是有一个问题。

樊纲博士，还是没有“全盘西化”呀！

这一点，可就是做得不够好啊。

比如说，“以老百姓不造反为底线”，他这个“底线”，就有些马马虎虎，不够量化呀。

人家西方思维，不是讲究精确，什么都要量化的吗？

马马虎虎，这可是中华民族的劣根性，要不得呀。

你这么马马虎虎地“以老百姓不造反为底线”，那如果一些“刁民”们，拿着和你樊纲一样的高工资，他还是要造反，说你有话语权，他没有话语权，你怎么办呢？

你是不是为了不让他造反，就把话语权也要让给他呢？

所以，樊纲博士的脑子，还是没有“全盘西化”，还是具有很多中国人的劣根性的东西。

这不好呀！

要“全盘西化”呀！

当然，上面，我们只是运用我们中国文化的阴阳比较法，来比较了樊纲博士这个留洋归来的“中国最优秀的经济学家”，与我们中国其他人物的不同。

下面，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地运用西方文化的科学分析法，来具体地分析一下樊纲博士的“不用担心贫富两极分化，财富分配以老百姓不造反为底线”这句话的本质。

“不用担心贫富两极分化，财富分配以老百姓不造反为底线”，它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经济，创造财富。

而这个发展经济，创造财富的手段，就是财富分配要向会创造财富的能人、精英们倾斜，对不会创造财富的老百姓们，能少分配就尽量地少分配，“不要担心贫富两极分化”，只要老百姓们不造反就可以了。

那么，他的这个提议背后，所依托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是什么呢？

那就是能人、精英们有用，老百姓们是累赘是不？

或者，是企业主有用，企业员工们是累赘是不？

而这样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对不对呢？

有一个著名的“木桶效应”理论，可以证明在一个系统之内，不论各部分的位置如何，它们的价值，其实是相等的。

一只木桶能盛多少水，并不取决于其中最长的那块木板，而是取决于其中最短的那块木板。

这不是表明，木桶中所有的木板的价值是相等的吗？

还有，一个家庭中，有老人，有小孩，有吃奶的，有读书的，有挣钱养家的，有全职在家照顾老人小孩的。

你能说，是老人没有价值？还是小孩没有价值？是男人的价值大？还是女人的价值小？

你如果认为谁的价值小，就将他（她）开除出这个家庭，好吗？

一支军队，是不是只需要将军，不需要士兵呢？

一个社会中，是不是只需要精英，不需要老百姓呢？

到底谁的价值大，谁的价值小呢？

价值，既是一个客观的东西，也是一个主观的东西。

它之所以客观，就是在于它的有用。

它之所以主观，就是在于它并没有固定的判断标准。

一个挎包，有人说，是名牌，值几万块；有人说，什么名牌，我只要它能装东西而已，超过三十块钱，你卖给别人吧。

到底这个挎包价值几何呢？

就是在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判断。

而最主要的，价值不是自己对自己的判断，而是别人对自己的判断。

老板可以判断员工的价值，员工也可以判断老板的价值。

而在现实中，老板可以确定员工的价值，员工却不能确定老板的价值，老板的价值由老板自己确定。

这其实是由于，老板通过滥用对企业的管理权，剥夺了员工确定老板之价值的权利。

如果工人们团结起来，也可以形成权力，剥夺老板确定员工之价值的权利，自己确定自己的价值。

所以，“财富分配以老百姓不造反为底线”，这显然不是正常的对老百姓们价值的判断，而是在利用权力，对老百姓实行权谋之术。

那么，既然你对老百姓使用权谋之术，老百姓们也可以团结起来，形成权力，对你使用权谋之术。

以上是从世界观与价值观的角度，来科学地分析“财富分配以老百姓不造反为底线”的是与非。

下面，我们再从这种政策的实际实施效果，来看这种政策的是与非。

这里有“联想企业集团”和“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两个民营企业。

其中，“联想企业集团”就是实行的“财富分配以老百姓不造反为底线”的政策，是集团中的少数精英拿大头，众多员工拿小头。

而“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则是相反，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占股比例很小，公司股权都分给了广大员工。

这样的效果，显然是华为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要远高于联想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所以，华为可以以一己之力，硬杠美国政府；而联想不能以科创版的名义上市。

抛开企业本身的发展前景不谈，我们再看联想员工离开联想，和华为员工离开华为之后，他们各自的发展前景又是如何呢？

联想员工只能重新去寻找新的东家；他们想创业，却没有资本。

而华为员工是可以自己创业的；因为，他们从华为赚到了足够的资本。

所以，到底是藏富于老百姓好呢？

还是藏富于几个精英寡头好呢？

其实，被西方钦定的“中国最优秀的经济学家”，怎么可能真的为中国好？

正像被西方钦定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怎么可能是文学圈中的爱国者？

对于这些个人物，我们就只当是个警醒，用他们这些人来警告我们，我们的身边有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