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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恩荫，又称任子、门荫、荫补、世赏。用一句俗话，就是“大树底下好乘凉”。它是上古世袭制的一种做法，是先秦世卿世禄制度的一个变种。

宋代的推恩萌补

广义的恩荫，是指因祖辈、父辈有功，朝廷在其子孙后代入学、入仕、官阶等方面给予的特殊待遇。狭义的恩荫，特指宋代的门荫制度，全称“推恩荫补”。在科举之外，中高级文武官员的子弟、亲属及其门客，承恩特许入贵族学院——国子学读书并入仕。

宋朝的恩荫分为五种：第一，圣节荫补。皇帝每年过生日，对在规定范围内的官员子弟给予荫补。第二，大礼荫补。皇帝进行三年一次的郊祀时，对符合规定的人员予以荫补。第三，致仕荫补。朝廷官员告老退休时，文官七品以上荫一个儿子享受俸禄，称为“恩荫生”。

第四，遗表荫补。文官任太中大夫（从四品上）以上、武官任观察使（正五品）以上，去世时上遗表一次，可给予一次性恩荫，文官荫补12人，授文散官；武官荫补9人，授武散官。第五，特恩荫补。皇帝以奖励军功、抚恤将军、昭雪沉冤、褒扬忠烈等名义，随时下诏荫补。譬如杨业绝食殉国后，宋太宗把他的五个儿子荫补为官。

北宋还规定，三公、宰相的儿子，可以荫补担任六部二十四司员外郎或寺丞（正五品到正六品），为京朝官；副宰相的儿子，可以恩荫担任太祝或奉礼郎（从八品），也是京朝官；宰相还可以恩荫外戚、门客、门生、家庭医生。就这样，一批又一批的宫室子弟、官员亲随成为散官甚至职官，恩荫人数超过了有出身的人数。

以嘉定六年（1213年）为例，全国文臣京朝官2392人，有出身的975人，占40.8%；武职京朝官3866人，其中武举77人，仅占2%；幕职州县官17006人，有出身的4325人，占四分之一；武职低级官员15606人，其中武举415人，仅占2.7%，其余都是恩荫官。这些恩荫官，不乏好吃懒做、惹是生非的官二代，有的还成了当地一霸。

清代有一出宫廷戏，叫《拿高登》。说的也是高俅的儿子——小衙内高登，带着家丁在郊外游玩，遇到了一位梁山好汉的妹妹徐佩珠。小衙内见她貌美如花，便指挥家丁将她抢回府中。显然，以上都是小说家言和戏剧演绎，意在恶心高俅。您想啊，高俅再不靠谱，也不至于认堂弟做干儿子吧，亏施耐庵想得出来。

真实的高俅，原本是苏轼的小吏，为人乖巧，不仅会蹴鞠、书法，还会点儿武术。苏轼离京外放时，把他推荐给了一位朋友——宋神宗的妹夫王诜，继而结识了端王赵佶——后来的宋徽宗，成了端王的玩伴，在赵佶登基后当上了太尉。他哪里会带兵，只会搞花架子，结果造成军队成为摆设，在金兵面前一败再败。他有三个亲生儿子，分别叫高尧康、高尧辅、高柄，也都靠恩荫当上了官。

宋官不是法盲

宋太宗说：“我当年高中状元，第一次授官是九品，况且天下才俊终老于民间、未获朝廷赏识的大有人在，现在如果让一个刚离开襁褓的小子，沾宰相老子的光，得到五品官秩，恐怕他无福消受，反损了他的福德，请荫补一个九品官秩就可以了。”正好，宋太宗早就想对这一前朝惯例动手术，便借坡下驴，答应了他的呈请，当众宣布：“自此，宰相之子恩荫九品，成为定制。”

庆历三年（1043年）十一月，宋仁宗下达《任子诏》，规定对荫补人进行铨试。要求荫补人不仅熟悉儒家经义，还要学会国家法律条文，这使得官僚子弟不能轻易注官。而且，恩荫官升迁比有出身的人要慢。

宋代，职官一年一“考”，即对官员的德行、才干、劳效每年进行一次综合考查。从九品的将仕郎升阶为正九品的从政郎，有出身的“三考”，没有出身的“四考”。这是说，进士出身的官员三年升阶，恩荫官要熬够四年才可以升阶。

恩荫官的上升渠道也受到限制。宋朝规定，荫补官不得担任台谏官、两制官、经筵官、史官、外交官。如此一来，有机会升到高层的恩荫官极其罕见。唐恕，是副宰相唐介的孙子，也是陆游母亲的堂兄弟、陆游夫人唐琬的伯父。他靠恩荫入仕后，当过知县，因为不肯巴结上级而辞职。

靖康元年（1126年），他被宋钦宗诏命为监察御史，御史中丞陈过庭上疏反对，理由是：“自从宋太祖订立规矩以来，本台僚属不是进士出身的，从未出现过。以荫补入台，有违祖宗条例。恐怕此例一开，纨绔子弟中想当官的人，就要从这里走上宰相高位了，建议将唐恕转任其他职务。”

史书上说，皇帝的这一任命“遂寝”。令人感佩的是，唐恕遗传了祖父宁折不弯的品格，以病弱为由谢绝了朝廷赐予的其他职务，后来病死在家中。其实，要想破例，不是没有办法。南宋的做法是，要提拔荫补官担任台谏官，先由皇帝赐进士出身。但是，那要多大的面子呀。

据说，宋代官员聚会小酌，见面第一句话，便是“敢问兄台出身？”意思是，您是进士出身，还是他科出身？如果是嘉祐某年同进士出身，会说：“愚弟不才，嘉祐同进士。”如果是庆历某年五经及第，会答：“小弟愚钝，庆历五经。”然而如果是恩荫官，没有“出身”，只能红着一张脸打哈哈。

恩荫官一般不会到进士圈里凑热闹，如果非要进圈，遇到有涵养的还好说，一旦遇到口无遮拦的，难保不被人当猴耍。于是，一些有才华、有骨气的官宦子弟，“以进士为胜，以资荫为慊”，宁愿放弃荫补，像寒门学子一样面壁苦读，选择走科举入仕之路，让自己有一个堂堂正正的“出身”。

宰相李昉的儿子李宗谔，对靠恩荫入仕深感羞耻，自作主张参加了乡试，最终进士及第，后来出任右谏议大夫、翰林学士。瀛洲团练使张藏英的孙子张鉴，少年时代荫补为供奉官，随后在山中苦读十几年，终于考中进士，后来担任了殿中侍御史、左谏议大夫，成了一名杰出的台谏官。

太尉吕夷简的二儿子吕公弼，靠恩荫入仕后，又在科举考试中考中二甲，赐进士出身，后来成为枢密使；三儿子吕公著，靠恩荫为官后，又参加科举考试，考中一甲，赐进士及第，最终成为一代名相。

四儿子吕公孺也参加了科举考试，赐进士出身，后来担任了知开封府、户部尚书。只有大儿子吕公绰，荫补为官后没有参加科考，但是参加了召试，后来成为翰林侍读学士，他还有一手好书法，今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他的尺牍《人事匆匆帖》。

当各位读者浏览完科举制与恩荫，会发现一个问题：许多考中进士有了“出身”的人，也包括一些荫补人，后来当了知县、知州、知府，也就是本辖区的首席法官，这就好比让一个“法盲”决定人的生死，不就是草菅人命吗？

不仅读者会发现这个问题，德国社会学家韦伯也公开指责中国古代官员不懂法。他说，传统中国官员是非专业性的，是士大夫出身，受过古典人文教育，但没有任何行政和法律知识，只能舞文弄墨，诠释经典，不亲自处理政务，政务一般掌握在幕僚——师爷手中。

长期以来，许多人受到韦伯式历史叙述的误导，认为中国古代官员是一群只会吟诗作赋的文人，是拿着俸禄不干事的官僚，是凭着感觉和好恶判案的“法盲”。以上情况，在某些朝代确实不同程度地存在过。但大宋不会这样干，因为这是一个重视法令的时代。

大宋的司法制度

朝廷认为，既然本朝行政与司法合一，各地长官都兼任首席法官，就必须保证他们不是“法盲”。那么，用什么来保证呢？想来想去，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考试。大宋的司法考试制度，共有五种。

一是“出官试”，也就是入职考试。当你考中了进士，或者荫补为官，只是具备了担任官员的资格。要想走上官员实职岗位，必须参加出官试。宋朝规定：“今后进士及第，并诗律令大义、断案，据等第注官。”意思是，进士及第的京朝官、幕职州县官，都需要参加吏部的铨试，考律令大义、断案，然后根据考试等次授予官职。

铨试每年考两次，考选比例是10人选7人。如果屡次考试不合格或者不能参加考试，那要等候三年才能授予官职。不过，科举及第的人，有两种情况可以直接授官，一是进士高第，指一甲三名的状元、榜眼、探花，由中书省直接授予京官序列的通判。

二是制科入等——制科三等，直接授予京官序列的签判。在这里，我要揭一下苏轼、苏辙兄弟的短，由于兄弟二人在殿试中未能进入一甲三名，不得不参加吏部的铨试，很遗憾，二人都没过关。三年后，二人一发狠，一起参加了制科考试，苏轼因为考中最高等——三等，被任命为签判；苏辙也因为考中下等——四等次，被任命为推官。

庆历新政规定，荫补的选人，25岁以上的，可报名参加铨试，考策论、诗赋时，词理通顺即为合格；考律义10道，答对5道为合格，考试合格者出任职官。荫补的京朝官，也就是高级官员子弟，25岁以上的，每年赴国子监报名应试，考试内容与荫补选人相同，合格者授予差遣。

针对官僚集体的强烈抵制，宋仁宗于庆历五年（1045年）稍稍做了一些妥协，规定：荫补京朝官免铨试；荫补选人屡试不中的，年满40岁，只要能读通律文，也可以授官。后来的王安石变法，对铨试法做了大规模改革，扩大了应试范围，除要求荫补选人应试外，在任的幕职州县官以及进士出身的守选官员，若想升迁改资，必须应试。

官员犯私罪受到处分又复职的，也需要应试。新的铨试法不再考诗赋，改考断案2道，律令大义5道，时议3道，目的是选拔实用之才，而不是舞文弄墨之辈。荫补选人考试成绩优等者，还可被赐进士出身。对于“出官试”，宋代朝野人士评论说：“非中铨试不许出官，此近世之至良法。”意思是，法律考试不过关不许担任官员，这是近几代最好的制度。

二是“试法官”，也叫试刑法、试刑名。类似今天的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由大理寺和刑部主持，不仅转任中高级法官的人必考，州一级的司法参军、司理参军、录事参军也要过这一关。只有一种情况可以免试，就是明法科及第的人。

这一考试，每次考六场，一天考一场。其中一场考《刑统》大义5道，五场考刑名案例判决，每一场刑名判决考10到15个案例。后来还增加了考察经义的内容，目的是增加法官的人文精神，防止法官沦为不通情理的“法匠”。考试总分10分，成绩必须达到8分，而且对重罪案例的判决没有失误，才算过关。

熙宁三年（1070年）规定，试法官考试成绩分为三等。第一等，选人可改为京朝官，京朝官可升一阶，并可以补审刑院、大理寺、刑部官位。第二等，选人可免铨试，由吏部直接授官，并升一资；京朝官减两年磨勘。第三等，选人免铨试，京朝官减一年磨勘，法官职位如有空缺可以替补。

三是武臣呈试法。宋朝武官的出官、转任、升迁考试，被称为“呈试”。元丰元年（1078年），中书省颁布《大小使臣呈试弓马艺业出官试格》，除了考察武艺兵法之外，还要测验律令知识。10道律令大义答对7道以上才能位列第一等，答对5道以上进入第二等，答对3道以上进入第三等。武臣试律令的制度，提升了武官的法律素养。

四是吏人法律考试。吏人尽管没有官阶，但他们周旋于官员之间，时常对官府的决策产生影响，有时甚至直接参与决策，因此宋朝通过设立吏人法律考试制度，有效激发了吏人学法用法的主动性。

熙宁八年（1075年）朝廷下诏，由监司每三年一次，组织各路愿意参试的吏人进行法律考试，取前三名到京师与朝廷各司吏人一同考试，取前十名担任御史台的主推、书吏或审刑院、纠察司中的书令史等职。成绩优秀的，还可以由法吏转为法官。

五是摄官考选制度。宋代，两广地区地处偏远，交通不便，文化落后，当地士人在科举中难以与内陆士人抗衡，因此他们很难步入官场。内陆官员又不愿赴两广地区任职。于是，宋朝因地制宜，任用一批在省试中落榜的解子和恩荫的文散官，担任当地州县幕职官，这些人被称为“摄官”。

但若想成为摄官，这些解子和散官，仍需参加法律考试，合格后才能上任。熙宁三年（1070年）朝廷规定，由两广转运司每两年组织一次考试，考试分为五场，考公案5道、刑名57件，以多数通过者为合格，对参试人员不限考试次数，允许不合格者再次应试。

一系列的法律考试，意义显而易见。直接的意义在于，筛掉了大量冗官，缓解了“十羊九牧”“官多差少”的矛盾。深层次的意义在于，督促官员学法懂法用法，提高了法律在官员心目中的地位。

具体的意义在于，对于有出身的人来说，不仅要具备文化和专业知识，还必须具有较高的法律素养、法治思维和司法水平；对于大量恩荫官来说，法律考试是获得差遣的一个门槛，挡住了不学无术之人和目无法纪之人，逼着他们提升礼仪和法律素质；即便是小小的吏人，也必须学法懂法，不能胡作非为。

请大家判断一下，从一关又一关的文化、法律考试中闯过来的大宋官员，有可能是“法盲”吗？那些从六天的“试法官”中考出来的司法官，有可能不会判案吗？

面对阿云案案卷的官员就更不一般了。他既考中了进士，又考中了明法科，既精通儒家义理，又通晓法理法条，既有担任长兴（今属浙江）知县、宿州（今属安徽）知州的行政长官经历，又有担任大理寺详断官的专业司法经历，先后处理过大量疑难案件，由这样的人来判决阿云案，应该比较靠谱吧？

参考文献：

苗书梅《宋代官员选任和管理制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选举》，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

〔北宋〕蔡惇《祖宗官制旧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