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如何看待雅典危险的民主政治-“自己攻击自己”的呢？

结束寡头政治恢复民主之后，新的民主政治在初期被很好的组织起来，雅典也恢复了一些活力。阿尔喀比亚德、色雷西布拉斯和塞拉门尼斯在赫勒斯滂的海战中取得胜利，这直接导致斯巴达人需要在三年以后才能重新建立一支强大的舰队，让雅典有喘息的时间。

这期间，雅典人表现出了他们搜刮钱财、整军备战的能力，但这也同样侵犯了波斯在亚细亚沿岸的利益，激怒了波斯国王，导致波斯国王支持斯巴达对抗雅典；同时，阿尔喀比亚德的表现使雅典人召回了他，并且他担任海军总司令。

公元前407年五月末的某一天，阿尔喀比亚德在他离开八年之后带着他收集的100塔连特的战利品来到比雷埃夫斯港。

群众都争先恐后挤在岸边争看这位当代最能干的雅典人，有的人钦佩而爱慕，有的人疑虑而厌恶。

然而疑虑是相互的，当部分民众对其抱有疑虑的同时，阿尔喀比亚德也同样惧怕他的政敌，他并没有立即登陆，他登上战舰的甲板，看到他的堂兄弟以及其他亲戚朋友才登陆上岸，这群人簇拥在他的周围护卫着他，以防有人袭击。

雅典的民主虽然有所恢复，但过去的仇恨和敌对的余毒仍然存在，下层阶级曾有一年的时间被剥夺政治权利，被扣发各种补助津贴，因此，民主政治恢复后表现得更加极端。

第一届主席团实行了由全体公民参加的宣誓：“我将亲手杀掉任何在雅典推翻民主政治或在非民主制度下担任官职的人，以及想建立僭主政治，或与僭主同谋的分子。做了任何这类事情的人将被我看做圣洁，就像神灵所见的一样。”

重新恢复后的民主有了宗教性质，变得神圣，拥有了更强大的力量，后来的雅典历史将会证明这样做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阿尔喀比亚德在雅典充满魅力的演说赢得雅典民主的青睐，雅典人对他的谴责和处分都得到了赦免，他被任命为雅典军队的最高司令。

雅典人现在又充满了信心，做着大帝国的美梦。

然而，诺丁姆战役(Battle of Notium)中雅典被斯巴达的吕山德(Lysander)打败之后，阿尔喀比亚德并不再当选公元前406年-405年的十将军选举。

诺丁姆战役的失败是由于阿尔喀比亚德的副手安提阿库斯(Antiotichus)的自以为是，阿尔喀比亚德并没有直接的责任。

雅典人对于恢复大帝国梦想心切，对这位最能干的雅典人抱有极大的希望以至于容不得他犯有任何的错误，因此他在战争中有所失利之后，就罢免了他，这个灰心丧气的传奇人物如哈蒙德所言去过“自愿流放的生活”了，如普鲁塔克的标签，再次“离邦去国”。

不久之后，雅典舰队和伯罗奔尼撒同盟的舰队在阿吉纽西(Arglnusae)发生海战，从战争结果来看，雅典舰队赢得了战争。

但他们一方面想要追击逃跑的伯罗奔尼撒舰队，只留下一部分军舰搭救被击沉军舰的船员和水手，另一方面由于出现了海上风暴，他们未能及时进行救助行动，这导致了雅典民主史上最臭名昭著的一幕。

当胜利的军队回到雅典，民主派的领袖阿切德姆斯(Archidamus)开始对赢得战争的将军进行迫害，为了避免法律程序，他和他的同党把人们对死去亲戚的哀痛引到对将军们的仇恨，竭力煽动民众，按照色诺芬的说法，他们把恐惧引入到这种投票中，即如果谁不同意对此案件进行投票，就以同样的条款指控他，民众也就高喊着：谁不同意，就传唤谁！只有苏格拉底(Socrates)一人毫不惧怕，坚持处理公案必须依法行事。

于是，之前被选出来的十位将军，有八位被判定有罪，六位雅典将军被投票处死。

在雅典的僭主统治时期，僭主会因为惧怕城邦出色的公民而对其进行压制，或驱逐或暗杀，以此作为保住僭主政治权利的手段之一。

科林斯僭主佩里安德派人到米利都的僭主特拉叙布鲁斯那里去请教他使用怎样的办法才能最安全地处理事务。

特拉叙布鲁斯把谷地里长得比别的穗子高的穗子剪掉，佩里安德领会到的是：“特拉叙布鲁斯是劝告他杀死他的城邦中最杰出的人们，并且要以残暴的手段来对待自己的城民，用诛杀或流放的办法。”

对于僭主而言，这可以巩固自己在城邦内部的地位，然而这削弱了城邦的力量，对整个城邦的安全来说是不利的。

然而，正如亚里士多德说：“这种政策不仅僭主们常常视为有利于国政而加以实施，寡头和平民政体两者也同样应用这些手段。”

伯里克利直言“你们正在攻击我，因为我曾主张战争；同时也攻击你们自己，因为你们自己也表决赞成战争”，伯里克利对民众的这个回答明确表明了民主政治的一个弊端：自己攻击自己。这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是杀死或驱逐城邦的精英，第二是改变政体。

雅典民主政治的历史发展中一直都有杀死或者驱逐城邦精英的行为，陶片放逐法曾放逐过地米斯托克利、客蒙等为城邦作出过卓越贡献的政治家。

到了伯里克利时代，他认识到民主的这个弊端，然而，这个弊端却由于他和他的同党艾菲亚尔特在雅典的民主改革更加积重难返，他们把战神山议事会的权利移交给了陪审法庭，极大地刺激了雅典的民主力量，释放了潘多拉魔盒中的“希望”，在帝国的荣耀光环之下，这个“希望”慢慢壮大，直到变成无法压制的“风暴”。

色诺芬叙述阿尔喀比亚德回到雅典的故事时，借围观的雅典群众之口表述了这种自我攻击：“有人说，阿尔喀比亚德是最优秀的公民，他之所以被放逐，没有任何正当理由，是遭到那些势力不如他，口碑也不好的人们的栽赃陷害，他们的政治行为，是出于自己的私心贪欲……后来，他们在取得政权之后，大肆屠杀城邦中的精英分子；随后，既然唯有他们成为幸存者，同胞公民也只好接受他们，因为精英分子已经被他们屠杀殆尽了。”

雅典人判处六位将军死刑，“群众哭喊着说：阻止人民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就是大逆不道！”在没有能驾驭人民的政治家主持大局的时期，事情也只好按照人民的意愿进行下去。

然而，人民是反复无常的，就像一个冲动的人拥有反复无常的性格一样。

“不久，雅典人就感到后悔了。他们通过一项违法申诉法令，批准要公开检举那些曾经欺骗了人民的人，并且给予举报者以适当的安全保证，直到案件审理终结。”

不管怎样，在面对政治现象时，理想、天真、冲动而握有巨大权利的人民总是先杀一批精英以抚慰自己被激发起来的某种情绪，他们丝毫不顾及政治、战争、外交等人类行为的种种困难，无谓的自我屠杀、自我消耗使问题越来越严重，他们就更愿意杀死更多的精英，最后，他们终于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但他们也突然发现，没人能替他们解决问题了。

雅典民主政治自我攻击的另一方面表现为改变政体，夏多布里昂称民众就是小孩，当你给他一个挂着铃铛的珊瑚而未说明其中缘由时，他就会摔破这个玩意，探索声音是如何产生的。

民众有权选择自己的政体，也有权改变政体，因为所有统治权皆源自民众；因此昨天是共和制的国家今天可能变成君主制国家，明天又可能变成共和制。

人民在随意改变政体的时候自以为是在做自己的主人，任性地行使着主人的权利，然而主人这个概念并不是单独成立的，主人还意味着与之相互对立的另一个概念——奴隶。

民众做了自己的主人，那谁来做民众的奴隶呢？事实上，群众的“主人感”只是一个虚妄的想法。

自克里斯提尼民主改革以来，雅典的大多数伟大政治家并非一般民众，马拉松战役的领导者阿里斯泰德和米尔提亚戴斯、雅典民主繁荣和帝国的发展中起重要作用的地米斯托克利和客蒙，甚至伯里克利也和雅典古老的阿尔克麦翁家族有关。

雅典的民主力量是在伟大政治家的领导下进行活动的，这些伟大的政治家大都出自雅典的世袭贵族，自伯里克利之后，雅典不再幸运地拥有能力出众、品德高尚的政治家，民众也已逐渐被帝国的荣耀败坏，自以为是自己主人的雅典人的命运大多数时候被搞阴谋的野心勃勃的人控制着。

他们不以政治家该有的理性与审慎压制城邦的激情与冲动，反而善于以各种方式激起民众的激情好让民众冲动地选择可以让这些追私名逐私利者将从中获取私利的行为，毫不顾及城邦的共同安全。

当民众和阴谋家们的德性腐朽到可以“互相配合”时，民众拥有的改变政体的权利容易使他们堕入阴谋家精心设计的圈套中，把国家置于好搞派系斗争之人的摆布之下——他们太了解大众的混乱倾向，他们不断说服大众，用一些实际上是此宪法优点的理由让大家相信此宪法最糟糕，以至于让没完没了的残杀和革命遍布人类。

同样，寡头政治中也是如此，寡头派的精英们为着自己的私利，不顾及内部团结，大肆屠杀民主党派，不管是在四百人议事会期间的寡头党，还是吕山德支持下建立起来的三十寡头都是如此。

雅典民主政治和寡头政治的实践都向我们表明亚里士多德政体分类依据——为了谁的利益——的深刻重要性：“这样，我们可以说，这一人或少数人或多数人的统治要是旨在照顾全邦共同的利益，则由他或他们执掌的公务团体就是正宗政体。

反之，如果他或他们所执掌的公务团体只照顾自己一人或平民群众的私利，那就必然是变态政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