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过的远方，都变成了诗

在19岁之前，我几乎是没有远方的。

12岁那年，我曾经去了一县之隔的安徽安庆城，那已经是最远的距离。甚至过年过节，我去趟双港镇的外婆家，或者跑到金神街邮局旁的书刊门市部淘几本书，就算是出了趟远门。

我的目力所及，都是方圆十几里的地方。高中时，我喜欢上了足球，从合肥插班来的一个同学给我带来了一堆足球类的杂志，因为英格兰超级联赛、意大利甲级联赛，让我知道了更多的国外城市，比如米兰、罗马。就这样，那些遥远的地方好像种在了心里，成为终有一天要去的地方。

幸运的是，后来，我真的走出去了，走出了自己出生的那座小城。父亲送我读大学那天，我和他挤在北上的列车中，窗外一片夜色，黑蒙蒙的，但我好像触摸到了前途的光明。更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出走的大门一旦打开，便再也关不起来。

甚至，命运就像故意补偿我似的，推着我不停地走。

整整五天，从济南到北京

大三暑假那年，我和一个男生决定通过自行车骑行的方式，从济南到北京。那神圣的天安门曾在梦中吸引过我，而清华、北大也正吸引着我的这位朋友。

当时正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我们总是一早五六点钟开始骑行，一路沿着国道飞奔，中午稍作休息，下午就顶着烈日继续前行，一直骑到晚上八九点钟。为了节省成本，我们每天骑行200里左右，晚上就睡在当地的火车站——第一天，山东德州站。火车站站前有5元一晚的凉席，那便是我们可以好好睡上一觉的地方。第二天，河北沧州站。我们轮流坐在入站口前的阶梯上，半寐半守着自行车。因为风尘仆仆，形迹可疑，我还被请进了站前派出所，接受盘查，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和警察“打交道”，还得感谢临行前从学校社团部开的证明“解救”了我。第三天，天津站。这时的火车站对我们来说已很熟悉，逗留了一晚，洗了一次澡后，我们直奔北京。

除了第一天，被兴奋驾驭着的我还能在骑行中遥遥领先，最后几天，我都是靠着意志在苦撑，每踩一下，膝盖都会感到一次疼痛。更尴尬的是，我脚上穿的还是双皮鞋，前脚掌已经磨出了小洞，但我已经顾不上了，快到北京了！我清晰地记得，到北京那天，一路骑，太阳就好像跟在我们的头顶上方，最后在夕阳的余晖下，我们到达天安门，合照留念。那一刻，所有辛劳都值得了，我们仿佛完成了人生第一次重要的壮举。

我那朋友的“朝圣”之旅还没结束呢。我和他骑进了北京大学，还去男生宿舍楼里洗了个澡，洗去一路的疲惫。后来，我们在未名湖边坐了一会儿，那种感觉很神奇，好像北京和我们有了某种情感上的联结，北京大学和我们也是亲近的。

最后，我们还是决定在离开北京的前一晚，继续睡火车站。一开始，我们是睡在西直门的北京北站候车室，当时那个站很小，睡到晚上11点，我们被人叫醒了，“接下来没有火车经过这一站了，所以你们得出去了。”我们只能坐地铁奔往北京站。

那晚，我们睡了两个火车站，一个北京北站，一个北京站。

在回程的火车上，我记得自己一路上都处于昏睡的状态，迷迷糊糊的，好像是一下子从北京“穿越”回了济南。

从上海到兰州绿皮火车和羊皮筏子

至今我还能想起，和两位上海姑娘一起从上海乘绿皮火车到兰州的往事。

一出站，我们就发现眼前是一片光秃秃的群山。这种有别于南方的风情，一下子就打动了我们。我们赶到了兰州黄河铁桥（又名中山桥），那是中国近代史上兰州市、甘肃省乃至整个西北地区第一座引进外国技术建造的桥梁，200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同时，那是一座有故事的铁架桥。抗战时期，兰州黄河铁桥是苏联援华战略物资顺利运往前线的重要通道，它也因此成为日机轰炸的主要目标之一；1949年，在人民军队解放兰州时，铁桥遭受了战火洗礼依旧岿然不动。当时，我们站在桥上，黄河就在脚下，历史就在眼前。

据说在兰州黄河铁桥未建成前，羊皮筏子方便了两岸人民数千年。我们便起了兴致，去体验这当地的水上交通工具。听当地人说，制作羊皮筏子，需要很高的宰剥技巧，不能划破一点羊的毛皮。工匠将羊皮脱毛后，吹气使皮胎膨胀，再灌入少量清油、食盐和水，然后把皮胎的头尾和四肢扎紧，经过晾晒的皮胎颜色呈透明的黄褐色，看上去像个鼓鼓的圆筒。羊皮筏子体积小而轻，浮力大，特别适合在黄河航行。这也让我跟黄河有了人生第一次亲密接触。

多年之后，当我写《城市战争》这本书时，还把黄河文明放在了这本书的第一章。

这种羊皮筏子和那片光秃秃的群山让我感受了不同地域的文化，了解到不同地域的人民是怎样生活的，祖祖辈辈是怎么面对黄河的。从当年的羊皮筏子到后来的铁架桥，再到今天四通八达的中国高铁，在这哺育了中华文明的黄河两岸，在古丝绸之路贯穿的地区，时代的跨越和文明的进化，仿佛就在一刹那，其实岁月变迁的背后，有着数不清的艰辛，充满了苦难光辉。

戈壁徒步：四天三夜徒步挑战108公里

回忆一段特殊的经历，不得不提曾经在大漠边关的四天三夜。

在敦煌戈壁，我拖着起泡的双脚，一拐一拐地行进在荒山野岭中。这里没有太多的绿色植被，常见那种泛着盐碱的白地，手机更是没有信号。然而那种“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意境，又带给我心灵的震撼。大家说，我们走的每一步都算数。

的确，这就像我们的人生，虽然充满着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和险境，有时你需要孤军奋战，有时需要大家同心协力，一起看那难得一见的美景，一起脚踩着白花花的盐碱地坚持到底。这次戈壁之行，我们很意外地遇见了中国第一个依靠双腿假肢登上珠穆朗玛峰的登山家——夏伯渝。

1975年初，夏伯渝入选国家登山队，第一次攀登珠峰。当时，作为突击队员的夏伯渝和队友将一架金属梯子背上了珠峰，在岩壁上架起一座高近6米的金属梯。他们在离峰顶200多米的“死亡地带”遭遇恶劣天气，因为当时的技术尚不发达，他们耗了两天后无奈下撤。在下撤途中，有一位队员在7600米高的地方丢失了睡袋，看着队友冻得瑟瑟发抖，夏伯渝把自己的睡袋让给了队友。第二天走回6500米的营地时，夏伯渝才发现靴子已经脱不下来，双脚丧失了一切知觉，经诊断：双足冻伤坏死，必须截肢。但是夏伯渝始终没有放弃，在病房拼命做康复训练，他要再登珠峰！经过43年等待和日复一日艰苦的训练（每天负重深蹲1500次，引体向上100个，俯卧撑480个，仰卧起坐480个），69岁的夏伯渝和团队第五次抵达珠峰大本营。

北京时间2018年5月14日10时40分，这位卸掉假肢只有1.21米的老人，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登顶珠峰！2023年3月13日，74岁的夏伯渝从庐山太乙峰登山基地出发，全程步行，纵跨平原山岳间1100余米海拔高差，无助力、无协助成功登顶庐山最高峰。这位电影《攀登者》主角的原型人物，一直在路上。

那次在戈壁滩遇见夏伯渝，令我激动。尽管只有短暂的接触，我还是能从他身上感受到“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精神，我觉得这和我们走向戈壁的精神是一致的。

这一路走来，我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事，各种各样的人，我喜欢这样的行走。虽然行走本身意味着旅途劳顿，甚至是危险，但开阔了我的视野，令我看到这个世界可以如此丰富。这些最后都如诗歌一样滋润了我的生命，有些还变成了我写作中的重要内容。

所以，今天的我，已经将行走当成了人生的一个主动追求。为了能多走几个地方，我常将一个长途旅行分为两个短途旅行。我突然意识到父亲给我取的这个名字一语中的，决定了我人生的走向。

既然叫“千马”，那么，就得靠奔跑来证明。没有哪匹马儿，愿意在马厩中浪费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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