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被考古界定性为夏朝晚期都邑之后，寻找夏朝早期都城就成了当务之急。

要知道，夏商周断代工程得出的夏朝始建于公元前2070年左右的结论，是在偃师商城建设于公元前1600年的基础上，参考《竹书纪年》记载的“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而得出的，并不是基于考古发现。

所以，只有找到了夏朝建立时的考古学遗存，才能从根本上理清夏朝的年代框架。

今年的5月12日，在由中国考古学会主办的第三届中国考古·郑州论坛上，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春青做出了结论性阐述：

“河南新砦遗址发现有公元前2000年的龙山文化晚期城墙及护城河，公元前1850至1750年间的‘新砦期’城址，以及‘新砦期’的巨型祭祀遗迹。新密新砦遗址可能为夏代早期都城”。

在过去的40多年里，学术界对二里头文化的形成基本达成了两点共识，一是二里头文化的绝对年代上限在公元前1750年，只能算是夏朝晚期遗存；二是二里头文化的前身并不是河南本地的龙山文化，而是呈现出多种文化来源，故而二里头遗址也被称之为“移民城市”。

此后，考古工作者又在河南省新密市刘砦镇发现了一处介于河南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之间的过渡性质的文化遗存，也就是上文提到的新砦遗址。

新砦遗址从文化属性上看，既有河南龙山文化的因素，同时又和二里头文化存在着直接渊源，且时间上早于后者。按照中国考古·郑州论坛的观点，把新砦遗址视作夏朝早期遗存的话，的确可以拼接出一个完整的夏朝。

由于新砦遗存的存续时间在100年以上，上限已经与龙山文化晚期相衔接，如此一来，从新石器时代末期到夏朝建立，二者之间也就没有了空白期。

但是，这次的考古发现结论，却和陕西石峁遗址的DNA检测结果产生了冲突。

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省榆林市石峁村的一处山峁上，遗址规模达425万平方米，是中国目前已知的史前最大城址（直观对比一下：陶寺遗址280万平方米，新砦遗址100万平方米，二里头遗址300万平方米）。

而石峁遗址的年代跨度则为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1800年，如果按照王朝纪年，石峁遗址横跨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夏朝前期。如果不考虑王朝纪年，石峁遗址的兴亡时间早于新砦文化和二里头文化。

换言之，如果新砦遗址和二里头遗址分别是夏朝的早期和晚期都城的话，那么早于夏朝的几百年前，陕北就已经出现一个又大又早的政权，并且这个政权的存续时间还和夏朝有着百年以上的重叠。

不仅如此，石峁古城还发现了近10公里的由内外两道石墙组成的宏大军事防御体系，以及四级聚落等级结构，俨然就是同时期北方的一个大国王都，这跟二里头遗址至今没有发现外城城墙形成了鲜明对比。

夏朝被视为华夏第一王朝，打破了过去了以血缘氏族为纽带的方国聚落各自为政的局面，建立了一个突破地理单元和血缘限制的广域王权政体。

既然夏朝开创了多个“历史首次”，那么它所呈现出的气象理应更为宏大，为何同比它年代更早的石峁古城相比，反而体量却小了呢？

这种差异就好比我们突然发现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所修建的国都比原赵国邯郸城还小，军事实力比原来的赵国还弱一样不可理解。

为了给石峁古城一个“合理”的定性，不少专家学者做出了各种各样的假设。

比如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韩建业推测石峁遗址是北狄先民遗存；邯郸学院学者任乃宏认为石峁是被尧帝流放幽陵的共工氏。更有甚者，推测石峁古城是中亚等外来游牧族群所创造。

把石峁人看成是华夏的一个支系、旁系或者是“非我族类”，似乎能合理地解释为何石峁可以不受夏朝以来严格的等级和礼制约束，建设比宗主国还要大的都城和军事防御设施。

不过，DNA检测结果却将上述推测全部否决。

根据中科院古脊椎所付巧妹团队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等多家单位对石峁遗址、陶寺遗址的172例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仰韶时代到龙山时代的人类线粒体DNA的研究显示：

1.石峁人群与位于黄河中游的陶寺人群的母系遗传联系最密切；与同时期龙山时代黄河中下游的古人群遗传关系更为紧密；

2.相比于中国其他现代人群，石峁人群与现代汉族人群，尤其是和以秦岭—淮河为界的中国北方汉族人群之间母系遗传联系最紧密；

3.在已发表的仰韶时代和龙山时代的古人群中，中国北方汉族人群和石峁人群的母系遗传关系最近与这些人群相比，石峁人群对现代北方汉族可能有更大的遗传贡献。

诚然，这个研究结论还有一个缺憾，没有同步对Y-DNA（父系遗传）进行研究，但吉林大学曾提取过石峁文化神圪垯梁遗址的两例父系古DNA，结果显示为C2e1b2（C系南支，在现代汉族占比10%）和O2a2b1a（Oα-F2137，现代汉族主流类型）。

这也就意味着，原本被我们视为生活在远离中原的夷狄之地的石峁人，才是与我们血缘更近的老祖宗。

由于仰韶时代晚期到龙山时代，陕北地区人群遗传结构是连续的，所以，雄踞陕北的石峁人，能与黄河中下游的古人群遗传关系如此紧密，表明石峁政权在当时的中国北方具有等同于夏王朝一样的影响力，因而能够主宰北方汉族的基因交流。

要知道，在我国历史上与中原政权征战纠葛了数百年，甚至一度改姓刘姓，进入长城以南与汉族长期杂居的匈奴群体，其与现代汉族的遗传结构依然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

所以，石峁的DNA检测结果与夏文明的起源地在中原的考古认知之间，有了一丝困惑。

仰韶文化距今约7000—5000年，孕育了诸多华夏文明的核心基因，是中国考古学文化的源头，目前学界主流观点都将炎黄二帝的生存年代放在了仰韶文化时代。

可以这么说，无论是陶寺群体、石峁群体还是二里头群体，其实都是广义上的仰韶人，汉族群体（准确地说是北方汉族）也可以叫做是仰韶后裔。

那么既然大家都是仰韶后裔，石峁人与同时期龙山时代黄河中下游的古人群遗传关系更为紧密不是很正常吗？

但是别忽视了一点，石峁DNA检测结果可不是简单的认为仰韶时代一支族群北上陕北建立了石峁政权，而是石峁比其它创造了不同文化遗存的仰韶后裔与现代汉族更亲密。

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过去我们认为石峁是北狄，而二里头是中原人，但DNA告诉我们，石峁才是中原人，而二里头反而成了石峁人眼中的蛮夷戎狄。

这不禁让我想起了郭德纲的一个相声桥段：郭德纲对于谦说，你们家本来是双胞胎，可惜生下来的时候死了一个，死的那个是你，你是你哥哥。

莫非相声段子成真了？

其实，早在石峁遗址还没有正式确认的上世纪90年代，就有学者根据《春秋传》“有崇伯鲧，国在秦晋之间”的记载，提出夏鲧的活动区域并不在河南的崇山，而是在陕北一带。

此后，包括社科院的易华教授在内的不少学者，也主张石峁遗址才是夏朝最早的都城。

但这就又带来另外一个困惑，石峁古城的绝对年代上限在公元前2300年，如果石峁是夏鲧或者是夏启的都城，那么夏朝的国祚将被拉长到600至700年，古史记载将全被推翻。

同样，如果石峁人是夏人，他们在龙山文化时代就有实力在陕北修建面积达425万平方米的超级都城，为何在南下河南后，修筑的新砦遗址仅有100万平方米，且文化面貌上还是一个过渡期（文明形成前夜）的状态？

二里头文化是公元前18至16世纪广域王权文化的中心，这个已是共识，晋陕豫冀鲁，甚至四川的三星堆，都发现了二里头独创的礼制文化的身影。而石峁人DNA检测结果，也同样是不争的事实。

石峁与夏朝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在公元前2300年这个时间节点上，陕北和晋南分别形成了石峁文明和陶寺文明，其中石峁略晚于陶寺。在主要群体上，石峁和陶寺都是仰韶人北上的结果，且二处都邑之间，存在长期的文化和群体交流。

比如，石峁考古发现的大量玉刀、玉钺、玉璧，在本地没有渊源，却与稍早的晋南陶寺文化的玉器近似。此外，石峁文化与陶寺文化有关人群具有较近母系遗传联系。

不过，在上层文化信仰上，二者却存在差异。

石峁遗址体现出浓郁的良渚文化影子，高体玉琮、V形石刀都是良渚典型器物，石峁石雕中的神人双手下撑骑兽的形象，更是被公认为良渚文化的“神徽”（神人兽面像）。

而陶寺遗址上层文化则有浓厚的大汶口文化因素，贵族墓葬中往往会出土猪下颌甚至整猪骨架，这种葬俗此前在整个晋南地区都没有渊源，而是典型的山东大汶口文化随葬习俗。这也跟史书记载的陶唐氏部落从山东菏泽定陶迁徙而来相吻合。

而时间上晚于石峁和陶寺的二里头文化，却同时出现石峁、陶寺上层文化因素的情况。

如果我们把上层文化视作统治层的话，可以梳理出这样一条先民迁徙线路：

最早创造国家文明的良渚人，因故北上（可能是因为洪水），经徐州花厅遗址与大汶口文化群体冲突，迫使大汶口人迁徙进入晋南，与当地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类型群体，创造了陶寺文明。

而另一支良渚人则辗转进入陕北，与当地的仰韶文化群体创造了石峁文明。

进入公元前1900年这个时间节点上，石峁和陶寺两大力量中心却突然同时衰亡，他们的主要群体（仰韶人）南下进入二里头平原，与其他族群共同创造了二里头文化。

其中，陶寺群体南下二里头的原因很清晰，他们遭遇了外部军事入侵，捣毁了陶寺早中期所有盗墓，并且只为出气而毁墓虐尸，并不全力搜求宝物，政治报复色彩浓厚，这也是陶寺群体南迁的直接动因。

至于石峁人群南下的原因不得而知，但考虑到石峁人对现代北方汉族的遗传贡献，以及石峁遗址出土石龙与二里头发现的绿松石龙形器形象非常相近，说明石峁的南下，是上层群体带领全部族群的主动式迁徙。

当然，这并不等同于二里头文化就是石峁人直接创造的。上文已述，从文化面貌上来讲，二里头文化与早于它的新砦文化更接近，石峁跟二里头文化没有直接继承关系。如果石峁是夏朝早期都城，那么二里头就跟夏都无关；如果二里头是夏朝晚期都城，那么石峁就跟夏都无关。

至于究竟哪个才是事实，还需要更多考古发现来辨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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