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子珍归国后的遭遇

1937年，贺子珍离开了毛主席，前往苏联生活。直到1947年，东北解放，王稼祥和朱仲丽夫妻在苏联接见了她，并在他们的帮助下，回到了哈尔滨。

但是由于贺子珍身份特殊，使她无法重新回到北京。火车到了哈尔滨火车站，李富春和林彪这两位久别重逢的老战友前去接待了她。

李富春同志笑着迎了上来，并说：“贺大姐，您辛苦了啊 ！”贺子珍则客气的回复道：“不辛苦，感谢同志们在寒冷的冬天前来接我！”

在李富春等同志的计划下，贺子珍携带孩子们住到了东北政府为他们准备的房子。虽然这个住所的条件不如在苏联的时候，但是贺子珍一直不关心这些，她最关心的还是工作。她回国以后迫切想要参与工作，只要同志们给她安排了适合的工作就行。

李富春完全理解贺子珍的意愿，并安排她担任东北局财经部党总支书记，随后又调她去哈尔滨总工会干部处工作。

此时正值1948年深秋，辽沈战役获胜，沈阳解放了。由于沈阳当时的情况相对较为安定，贺子珍在1949年初带着女儿李敏和儿子毛岸青从哈尔滨搬迁到了沈阳。

贺子珍来到达沈阳后，得知其妹贺怡也要来东北疗养，姐妹二人久别重逢，百感交集，在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诉说着离别后的悲惨遭遇。

贺怡向贺子珍介绍了母亲在延安受到的贴心的照顾的详细情况，她说：

“母亲去世后，延安的同志们安葬了她，还立了墓碑。不过当胡宗南占领延安时，母亲的坟墓被敌人挖毁了。幸好在延安被收复后，毛主席派人重新为母亲下葬……”

贺子珍听了这些以后，十分伤心，忍不住哭了起来。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贺子珍的内心都一直是五味杂陈，内心对毛主席的思念变得更加热烈。

贺子珍是一个知恩图报的女人，她很感谢那些对自己和对自己家人有知遇之恩的人。她认为，自己哪怕用尽一生，也是无以回报。

就在这个时候，贺子珍突然萌生了一个写信表达自己的感谢之情的想法，并将这个突如其来的想法告诉了贺怡，想听听贺怡的意见。未曾想到，妹妹贺怡十分赞成，并说道：“这有什么难的，这是好事情啊，就该这样做。”这一番话，让贺子珍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此时，女儿娇娇（李敏）已经12岁了，比以往懂事了许多，但是对爸爸这个称谓依然十分陌生。回国以后，虽然从未见过爸爸，却能感受到爸爸无处不在。

李敏在报纸、广播上都能看见、听见父亲的名字，这三个字总能与中国革命的胜利联系在一起。这不禁让娇娇和所有的孩子一样，都对他产生了敬仰和崇拜之意。

贺子珍在了解到女儿对爸爸的渴望之情后，便同意她给毛主席写一封信。然而娇娇不会用中文，无奈只好用俄语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贺子珍自己也写了一封感谢信，两封信一并寄给了毛主席。

毛主席收到信后，用电报回复了女儿娇娇，并希望她可以回到自己身边。

1949年3月底，党中央搬迁至香山，入住了双清别墅。由于江青前往苏联治病，并带上了李讷，所以毛主席身边只有毛岸英。这也令毛主席产生了希望将娇娇接到身边的想法，对于娇娇，毛主席感觉自己没有尽到一个父亲应负的责任。

大约过了1个月，主席派了一个警卫员携他的这个意见来到沈阳，毛主席表达了他极度想念娇娇和岸青，希望能够将他们接到他身边读书的愿望，并询问贺子珍的意见。贺子珍听后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既然主席渴望孩子能够与他在一起，我完全同意，没有任何异议。”

在那个时候，贺子珍的愿望只是让女儿娇娇回到父亲身边，让他们父女团聚，享受浓厚的父爱。她相信，如果有这样一个父亲来指导她的学业和思想，她无疑会取得越来越大的进步。

同时，贺子珍也决定让毛岸青一同回去，让他陪伴在主席身边。贺子珍相信，这样的安排可以为岸青提供更好的成长环境，并且能够让一家团聚在一起。

娇娇听说爸爸很想念她，要她到爸爸身边，心里十分高兴，当即跑向贺子珍旁边说：“妈妈，你同我们一块儿到父亲身边吗？”贺子珍无奈地说：“妈妈不去，你和岸青哥哥一起去见爸爸。”

一旁的贺怡见状，便说道：“你妈妈现在不去，过段时间便会前往。”转头对姐姐贺子珍说到：“我带着两个孩子一块儿去，我要见主席。我会给你一个交代的。”

贺子珍沉默了，没有说话，她虽然很想回到主席身边，但是理智告诉她，好像不太可能，事情到今天，已经是覆水难收。

紧接着，贺怡将两个孩子送往北京，娇娇终于见到了心心念念的爸爸。但是娇娇走后，贺子珍孤身一人留在沈阳，陪伴着她的只有孤独和寂寞。她终日思念着女儿，另外还伴着病痛，日日夜夜，彻夜难眠。

随后，贺子珍又给主席写了第二封信，收到的却是女儿娇娇用中文写的回信。自此，娇娇每月都会给贺子珍寄两三封来信，知道女儿一切安好，做母亲的贺子珍这才放下心来。

上海万里行，只为照顾妹妹之子

在淮海战役、平津战役大获全胜之后，北京、天津、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相继解放，许多在东北工作的老同志都被安排至新的工作地点任职，贺子珍因为对革命仍怀有一腔热血，也想南下工作。

就在这个时候，贺子珍遇见了在井冈山革命时相识的老战友谭震林，谭震林十分热情，邀请贺子珍迁往浙江开展工作，贺子珍爽快的答应了。随即乘火车南下，直接向杭州奔去。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组织上安排她出任杭州市妇联主席一职，同年10月被安排到上海组织部任职。

在经过组织的批准后，贺子珍携妹妹贺怡一起乘火车南下。在经过天津的时候，偶遇了同样从北京南下的朱丹华和方志纯夫妇，此时列车上有70多位老干部，这些老干部组成了一个欢快的革命大家庭。

贺子珍深深被这种无拘无束、畅所欲言的氛围给熏陶住了，脸上渐渐地褪去了那种忧郁的神情，取而代之的是洋溢着发至内心的笑容。

原本贺子珍、贺怡、朱旦华可以被称为三妯娌。贺子珍自从与毛主席离婚后一直独自行动；而毛泽覃牺牲后，贺怡也是单身一人；只有朱旦华在毛泽民遇难后改嫁给了方志纯。

尽管如此，她们都有为毛氏三兄弟生育子女的经历，因此她们之间交流的话题也特别多，显示出特别亲密的关系。

贺子珍：你这个小陈

火车抵达上海后，方志纯把几人安排到了旅馆住宿。第二天，方志纯原本要去拜访上海市长陈毅，贺怡知道了以后，便吵着要带贺子珍一同前去拜访陈毅。

那时候的上海，不同寻常，一是由于上海刚刚解放不久，二是因为接管上海的是陈毅，任市长一职。

方志纯见拗不过贺怡，便打电话向陈毅请示。陈毅十分高兴地说：“来到了我的地盘，就必须尽到地主之谊！”就这样，陈毅在上海大摆宴席，请了许多队员前去。期间，大家频频敬酒，不亦乐乎。

陈毅用川腔说道：“现在我们改行咯，不当兵改当老百姓了，工作重心放到城市了，我们这些农村人要改变想法喽！”

最初贺子珍是计划去拜访兄长，然后回到井冈山继续开展工作，陈毅力劝贺子珍让她留在上海工作，并提出让其定居上海的要求。

贺子珍与陈毅虽然多年素未谋面，但并未因长时间不见而变得生疏，贺子珍听着陈毅的肺腑之言，乐的哈哈大笑，说道：

“你这个小陈啊，跟以前不一样了啊，变得更活泼一些了啊，不过，这样挺好的啊!”

随后，贺子珍在陈毅的安排下，进入到了上海虹口区任组织部部长，而贺怡则回到了江苏开展工作，一边工作一边帮贺子珍寻找丢失的儿子毛毛。

没过多久，妹妹贺怡在寻找孩子的过程中遭遇车祸不行身亡。这个噩耗的发生，让贺子珍的精神受到了极大地打击，十分痛苦。贺子珍一下子就病倒了，疗养了数月以后，她的心里放不下贺怡那年幼的孩子贺麓城，便把他接到了身边，亲自照顾这个年幼的孩子。

毛主席得知了贺子珍要留在上海生活后，便对陈毅说道：“他们以后生活的各种开支从我的稿费里面扣。”陈毅当即表示：“我们上海养得起一个贺子珍。”

从这句话中也能看出陈毅对贺子珍的关心和重视，以及对她的地位的认可。这体现了陈毅作为领导人的责任感，同时也反映了他对同志的关注。

在那以后，贺子珍同志在上海的工资及吃穿用度确实都由上海政府包了下来。从贺子珍1949年10月来到上海直至离世这30多年的时间里，上海市政府给了她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在住房、医疗及她的日常生活中，给予了优厚的待遇。

1984年4月19日，贺子珍因患中风偏瘫、肝炎、糖尿病、肝功能衰竭等多种疾病，在上海病逝，享年7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