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罗生特大夫相处的日子

作者：万毅 写于1996年

中国人民忠诚的朋友，伟大的国际反法西斯战士、著名的奥地利泌尿外科专家、医学博士雅可布·罗生特大夫离开我们已经44个年头了。每当回忆起与他在一起的日子，他伟大的国际主义胸襟，极端负责的工作态度，全心全意为中国军民服务的精神，崇高的医德和精湛的医术，都使我肃然起敬，深切的怀念之情油然而生。

1939年，罗生特大夫的祖国奥地利被希特勒法西斯吞并，他本人被驱逐，流亡到我国上海。经朋友介绍，于1941年3月参加我新四军，从事医疗卫生工作。194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43年，为诊治罗荣桓同志严重的肾病，奉陈毅同志之命来到山东。抗战胜利后，又随山东八路军渡海到东北，参加了我东北解放战争的全过程，并曾任东北民主联军卫生部顾问兼第一纵队卫生部长。他先后在我军工作的时间长达八年半之久。新中国成立后，罗生特大夫返回祖国。1952年他在赴以色列探亲的时候，不幸因心肌梗塞而英年早逝。

我同罗生特大夫曾有过两段相处交往的日子。第一段是在1944年11月，那时我任八路军山东军区滨海军区副司令员兼滨海支队支队长，在诸（城）胶（县）地区同日军作战中，我被敌人的子弹贯穿两颊，折齿洞舌，持续高烧不退。当时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罗荣桓同志得知我的伤情后，立刻把在军区卫生部担任顾问的罗生特大夫请去，商量由罗大夫去滨海支队后方给我检查伤势。在这之前，罗荣桓同志已派骑兵连夜给我送去破伤风血清。当罗生特大夫听了罗荣桓同志介绍我的伤情后，二话没说，带上手术器械，和助手连夜越过敌人的封锁线，来到莒县韩家口子──滨海支队的后方驻地。他一下马便向接待他的同志问我住在什么地方，在场的滨海军区卫生部长黄乎同志和滨海支队医生王家庆（王平）、邱玉琦劝他休息一下，他却摇摇头说：“先看伤员要紧。”随即便在黄乎等同志的陪同下来到我的病房。此时我的高烧已经退了。罗大夫轻轻地解开我头部的绷带，仔细检查了伤势，通过翻译对我说：“你这次负伤虽然不幸，但这颗无情的子弹看来倒还有情。如果它稍稍再高一点，你就会有危险了。现在它是从右腮打进去，打穿了舌头和几颗牙齿，又从左腮出来，竟然没有伤到要害，这可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万毅同志，请放心，你的伤很快就会好的。但你被打掉的七个半牙齿的牙根要一一拔掉，再装上假牙，不会妨碍你吃饭，也不会影响你的容貌。相反，你会变得比以前更加漂亮，因为你的脸上会出现因这次负伤而产生的一对酒窝。”

罗生特大夫的一席话，把在场的同志都逗乐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罗生特大夫。从此，这位黄头发、蓝眼睛、大个子、高鼻梁的外国大夫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1945年初，我在滨海军区卫生所疗养。这时，日寇对滨海地区进行“扫荡”，卫生所要转移，所有伤病员都要分散隐蔽。此时，我的伤口尚未完全愈合，罗荣桓同志派骑兵把我接到了山东军区，让我和军区机关一起行动，请罗生特大夫就近给我治疗。

在反“扫荡”中，为了保密，罗大夫通常都戴着类似做手术时用的大口罩行动，只露出两只眼睛。休息时，他便摘下口罩透透气。他一摘口罩，便“原形毕露”，立刻成为乡亲们围观的对象。孩子们挤到他的面前，大人们远远地望着看，他也笑嘻嘻地指一指自己的鼻子说：“他们是来看我的。”有时还向面前的孩子们招招手道：“来，来，来，小朋友。”让他们走过来，抱一抱或是亲切地拍拍他们的脑袋。

这期间，罗生特大夫和我们夫妇住得很近，有时就住同一个院子。我们住西屋，他住东屋，经常在一起交谈。多数情况下，交谈需要通过翻译。当他了解到我过去的经历，在他看来似乎有点“传奇”色彩，就更主动和我接近，也更加强了他要尽快掌握汉语的愿望和决心。于是，我们夫妇就自然而然地成了罗生特的“汉语教师”。罗大夫也经常请我们出题目考他。有一天，门口一牧童牵过一头公牛，我问罗生特：“这是什么？”罗大夫认真地想了一会儿，回答说：“那是一条男牛”，惹得在场的同志哈哈大笑。我告诉他，汉语中人的性别和动物的性别表述不同，罗叹了口气摇摇头说：“你们的汉语不太好学。不过，有志者，事竟成，我一定要学好它。”

也是这段时间里的一天，我又发高烧。罗生特大夫一边给我做常规检查，一边对周围的人和我说：“负伤的人最怕发烧，高烧容易引起伤口发炎。”但查来查去，没有发现什么问题。罗生特便问我：“你害过什么传染病没有？”我回答：“得过痢疾。”罗生特摇摇头进一步问：“还得过什么病？”我又说：“1938年，我由苏北向皖北行军时得过恶性疟疾。”“对了，肯定是疟疾。” 于是，罗大夫吩咐做化验。结果发现我的血液中确实有疟原虫。病情诊断清了，他给我开了“百司姆昆”药片，服后高烧很快就退了。随后，罗大夫又建议我把牙根拔掉。他每隔两天给我拔一个，半个多月的时间，把我受伤牙齿的牙根全部拔掉了，没有发生一点问题。

不久，我面部的伤口痊愈，就要上前线了。要离别的时候，我回想起这一段同罗大夫建立起的深厚友谊，回想我们在一起说说笑笑的亲热劲儿，回想罗大夫兄长般（罗年长我4岁）的关怀和体贴，感到恋恋不舍，我久久握住罗大夫的手不愿放开。罗大夫的眼睛也含着泪水，一个劲地用汉语说：“我们还会见面的，还会见面的。”

我第二段与罗生特大夫相处是在解放战争时期。1946年秋，罗荣桓同志经中央批准赴苏联治病。我在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任司令员。罗大夫被任命为我纵的卫生部长。

此前，罗生特大夫以东总卫生部顾问的身份来到我们纵队检查工作。我即通知懂德语的纵队政治部秘书长兼宣传部长李欣来司令部，准备迎接罗大夫。李欣书写了一条德文标语：“衷心欢迎罗生特同志！”

当天，我为罗生特大夫接风，纵队副政委周赤萍，以及李欣同志等出席作陪。此时，罗大夫的汉语已讲得比较熟练。席间，他对我说：“在山东，我就说过我们还会见面的。”我们你一言，我一语，回忆了在山东一起战斗、生活的情景。正说着，罗大夫向我提出：“万毅同志，我不愿意呆在后方。我已请翻译把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翻给我听了。我虽然不是文艺工作者，但我要做一个有出息的革命者。前线生活丰富多彩，我在前方感到充实。你看我到你们纵队来工作怎么样？”我即回答说：“我非常欢迎。不过这个问题我决定不了，需要向总部请示。”

不久，民主联军总部任命罗生特为东总卫生部顾问兼第一纵队卫生部长。到一纵队上任之前，为了在前线工作方便，他专程到齐齐哈尔找到他的老朋友吴之理同志，将组织上给自己配备的一辆吉普车换了一辆中卡。他说：“这样在前线既可以运伤员，又可以在里面休息睡觉。”他坐上这辆中卡来到我们一纵队驻地报到。纵队召开了欢迎大会，我宣读了总部的命令，并代表全纵队指战员致欢迎词。我大体讲到：国际友人罗生特同志来到我们纵队工作，这是我们纵队的光荣。罗生特同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为我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做出了很大贡献。他的医术很高明，曾经挽救了我们许多同志的生命。罗大夫也曾给我治过伤。他过去长期在新四军和八路军工作，对我们部队的情况很熟悉。今后我们要在工作上支持他，在生活上关心他，把我们纵队的医疗卫生工作搞好。”最后，我还以罗大夫的一个老朋友的身份，对他的到来再一次表示热烈欢迎。

听了我的讲话以后，罗大夫特别激动。他也做了热情诚恳的讲话：“我虽然是个外国人，但对我们军队并不生疏。我到一纵队来工作，很是高兴。这里有我的学生，也有我的病人。我愿意同大家一起做好工作。”散会后，罗大夫立即开展了工作。他经常深入病房、前线，不顾个人安危抢救伤员。

解放战争期间，罗生特大夫在第一纵队任卫生部长，生日留念。照片上的主要文字为：祝贺罗部长四十五寿辰，你以共产主义人生观，热情的为中国人民服务，我们恭祝你永寿无疆，预祝奥大（地）利人民早日解放。

一纵后勤暨图们市各机关祝

一九四七、一、十一 于图们

1947年 6月14日，东北民主联军开始四平攻坚战，大量伤员被送往后方。考虑到罗生特的安全，也考虑到救治伤员的需要，纵队准备将罗生特调到靠近中朝边境的图们后方医院工作。罗生特得知后，跑来找我说：“过去让我在哈尔滨，现在你又让我去图们，离前线太远了，不好办，不好办。”

这时，罗生特的汉语虽已讲得相当熟练，但词汇仍欠丰富，有时只能是一词多用，即用同一个词表达多个相近的意思。比如，他常说的“不好办”，既有表示“难办”的意思，也用作表示“不能接受”，或“不应该办”等等。

我听他不愿意到图们后方医院去，便向他解释。我说：“组织上对你的安全很关心，作为一个军人，应该服从组织的决定。”

罗生特连说带比划地告诉我：“组织上的关心我感谢。可我是军人，是医生。战争需要我，战士需要我。即使考虑我的安全，也不能远到听不见枪炮声啊！”在罗大夫的一再请求下，我只得同意他去离前线较近的东丰、海龙等地的医院。

东丰、海龙等几所医院是临时性的。许多伤员在这里治疗、手术之后，还要转往图们后方医院休养。在四平攻坚战期间，罗生特大夫一直往返于东丰、海龙一带的医院和卫生所，抢救危重伤员。对手术难度较大的伤员，他总是亲自上手术台。他处理重伤员十分谨慎，只要伤员尚未脱离危险，他就不离开。每一批伤员来到，他都要等到全部处理完才去休息。他有时忙得顾不上吃饭、顾不上喝水。

从四平撤围后，一纵到辽源（西安）县休整。罗生特大夫利用这段时间在海龙举办了一个短期卫生训练班，培训了一批医疗卫生骨干。他亲自任教，并运用救治伤员的机会，边做边向医务人员讲授战伤处理的原则和他个人的经验。他强调分秒必争，决不能延误对伤员的治疗。在治疗过程中，他强调加强无菌观念，熟练掌握战伤处理的四大技术，特别是对骨折的固定，更要一丝不苟，以减少伤员的残废和死亡。

四平攻坚战期间，由于部队分散驻在农村，卫生条件不好，在后撤时一度痢疾流行。我感到问题的严重性，曾要求各师注意防治。但医务人员反映，治疗痢疾需要磺胺，我们药物太少，难以控制痢疾蔓延。罗大夫知道这一情况后，建议召开一次防治痢疾的会议，来研究解决这个问题。

罗大夫主持了这次会议。他听完各师卫生部长、卫生所长的发言后，说：“防和治要以预防为主，要切断传染源，对病号要隔离。”随后，他引导大家研究如何预防痢疾的蔓延，决定了以下几项措施：

1．发病者要隔离。磺胺不足，可以用大蒜、马齿苋代替；

2．驻农村的部队，每个班都要挖临时厕所，便后用土掩埋；

3．自制蝇拍，消灭苍蝇；

4．人人饭前便后要洗手，各人用各人的碗筷。

采取这些措施后，痢疾果然得到了有效控制。这次经历也使我本人受了一次深刻生动的教育，办法总是靠人想出来的，遇到了困难，光叫苦没用，要想尽一切办法克服困难才行。

在海龙期间，纵队还召开了卫生工作会议。罗生特大夫主持会议，对战伤救治、阶梯治疗和伤员后送，急救工作和各级卫生保障工作，都进行了总结。对有功卫生工作人员还进行了表彰奖励。这一段时间，我们纵队的卫生工作真是搞得井井有条。

七八月间，由于罗生特大夫对他亲自处理并转到图们医院去的一些重伤员的情况放心不下，担心对他们护理的不好而造成伤口感染或出现其他情况，他向我报告后，专程乘他的中卡赶往图们，对所有的重伤员又作了一次复查和处理。

9月，东总给第一纵队发来急电，要罗大夫赶紧返回总部，因为罗荣桓同志在莫斯科做了右肾切除手术回来后，工作劳累过度，再次病倒了。从此，罗大夫就离开了一纵的工作岗位。

小时候我在家见过这张照片，听父母说这是一位特别好的外国医生，给父亲治过病，送这张照片给父亲做纪念。

几十年过去，父母都不在了，我整理家庭照片时，就再没看到这张纪念照。后来参加一次纪念罗生特大夫的活动时，竟然看到了这张照片！曾任罗大夫警卫员的李光前辈告诉我，是我父亲捐赠了这张照片。还说其背面的外文大意写的是“万司令员，非常感谢你对我工作的友善支持。

布尔什维克敬礼！

罗生特

47.9.18于哈尔滨”

由于罗生特大夫是奥地利人，书写英语时也许会有奥地利人用语的习惯和痕迹。

1948年3月，我也离开了一纵，调任东北野战军第五纵队司令员。

4月底，我的夫人在哈尔滨难产，当时我恰在哈尔滨参加会议。从4月30日至5月1日，一天一夜过去了，孩子仍未生下来，产妇痛得死去活来。医生们也急得团团转，有的主张实行剖腹产，有的主张用产钳。我想到了罗生特大夫，立即向他求援。罗大夫匆匆赶到医院，进行全面细致地检查，随后对我和在场的医生们说：“让她自己生，不要用产钳……不会有危险”他又对我夫人说：“你不要紧张，一切正常，完全可以自己生。”我夫人是头胎临产，原来精神上有些紧张，听罗大夫这位妇产科权威一说，信心增强了。

又过了12小时，罗大夫一直陪伴着我，守候在产床跟前，不断地开导和安慰我们夫妇。晚上八点多钟，孩子降生，母子平安。我长长地吐了一口气，无限感激的望着罗大夫。罗大夫高兴得手舞足蹈，他抚摸着正在大声啼哭的婴儿，连声说：“好漂亮的一个男孩，好漂亮的一个男孩。”为纪念这个孩子生于五一国际劳动节，同时也因为接生的是国际友人罗大夫，我给孩子取名为“五一”。

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后，罗生特大夫从沈阳来到北平，4月间他应罗荣桓同志的邀请赴天津疗养，我和罗大夫有幸在天津再次重逢，并随罗荣桓同志与他在塘沽合影留念。虽然当时已得知罗大夫经北京协和医院的专家检查，诊断患有多种心血管疾病，但万万没有想到，在天津的会面，竟然成了我们永远的诀别！

1949年4月，罗生特医生应第四野战军政委罗荣桓邀请到天津疗养，罗生特（右一）、罗荣桓（左二）、万毅（左一）在天津塘沽港合影留念。

今天，作为曾同罗生特大夫在一起工作过的一名老军人，作为他的一名战友和曾经接受过他精心治疗的一名伤病员，我怀着崇敬的心情，以这篇文章纪念这位伟大的白求恩式的国际主义战士，缅怀罗生特大夫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所立下的丰功伟绩，并从中获得启迪。我们应该永远学习他的崇高品格和伟大精神，以此激励我们为早日实现宏伟目标──把我国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前进。

罗生特大夫永垂不朽！

【作者：万毅 写于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