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通:廉脉悠悠贯古今
2016年10月,大通镇成为中国首批127个特色小镇之一;2017年3月又获批国家4A级旅游景区后，各地游人纷至沓来。千年古镇大通，历史上曾涌现过许多名人，其中不乏勤政廉洁者，其廉政故事流传至今，值得我们景仰、学习。在大通古镇悠久的历史长河里，传说与传承精彩演绎，遗迹与典故相得益彰，涌现出一大批清官廉吏、英烈楷模，铸就生生不息的“大通廉脉”。
随南宋政权不断南迁的佘氏家族，最后选择铜陵大通这片土地聚集定居。为传承家族“忠孝廉节”的门风，佘氏家族组织族人出资，于明初在大通祠堂河边兴建气派壮观的宗祠与“澜溪书院”，锤炼族人修身律己，成效凸显，最后竟让佘家成为大通的名门望族，代代碧血丹心，忠魂熠熠耀千秋。
明代曾出过轰动朝野的佘氏“进士三兄弟”，其中老二佘敬中是明代与汤显祖齐名的文学家/戏剧家佘翘的父亲，他是明嘉靖38年进士，曾官至广东按察使（正三品）。据史料记载：明隆庆5年1月15日，时任吏部都给事中的韩楫与云南广西道御史赵可怀等人，联名弹劾时任广东按察史的佘敬中“赃罚盈囊”。所谓“赃罚盈囊”，是指他把巡察各道惩处贪腐官员的赃款中饱私囊。这在高拱（时任首辅）当时高压惩贪时可是重罪，尤其佘敬中作为掌管广东刑法事务主官，这个罪名要是查实，可是执法犯法罪加一等，极有可能被朝廷问斩。最终经朝廷审查，其结果不仅为他澄清事实，还证实他是廉洁自律的好官，让军机首辅高拱、次辅张居正等大喜过望，连夸他清廉、了不起！
爱国尽忠是大通佘氏家族的优良家风，国家需要时随时挺身而出。晚清时，佘植林曾在浙江为官，勤政爱民，一生清廉，曾因捐资兴学、救济贫民等事迹而广受乡民爱戴。其长子佘小宋博学多才，编译《毒物学》等十多部著作，是我国早年的生物和化学专家；其三子佘贻谦是一位早年走上革命道路的爱国知识分子，他一生追求真理，为挽救民族危亡历尽坎坷，郭沫若曾为其题词：“死灰犹可活，百折莫吞声。”佘小宋的长子佘世观，抗战期间就投奔延安参加革命，易名彭飞；次子佘世光，曾是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秘书，早在北大读书时就加入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建国后曾任共青团中央常委，中国青年报社社长、主编等职，一生勤政清廉。
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佘秀荣，当年底即组建铜陵大通第一个党支部，带领村民积极抗日，配合新四军游击队多次给敌伪以沉重打击。虽然佘秀荣及其亲属佘矫泰、佘小五、佘拾林、佘份照等多人先后不幸被捕，惨遭敌人杀害，但佘氏家族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民族精神结合起来，为铜陵创造独具特色的大通文化做出了积极贡献。
一生与大通结下深厚情缘的晚清湘军首领彭玉麟，是清代著名政治家、军事家、书画家，一生刚直不阿、不慕名利、不避权贵、不置私产、不御姬妾，受人尊敬。在担任长江水师提督及兵部右堂、尚书时，他始终坚持秉公办事。他在任水师提督时，认为大通的江中荷叶洲是个天然避风良港，战略地位特别重要，因此向朝廷建议在荷叶洲上相继设立了水师营、参将衙、厘金局等机构，在大通组织练兵筹晌，配合清军的江南/江北大营镇压太平军。此后，他在大通多种场合劝导商民要懂和气生财的道理，并倡议大通市政府/总商会改荷叶洲为“和悦洲”，寓意大通人唯“和颜悦色迎客商”，才会生意兴隆财源广进。他虽位居高位，却始终坚持“不要钱”的处世原则，不仅常用自己俸禄救济家乡、兴办学堂，还在去世前将毕生积蓄上百万两白银全部捐做军费。在得知儿子花费2000串铜钱修缮家中老屋时，他立马去信呵斥：“何以耗费若斯，深为骇叹。”在严苛自己和家人同时，他更疾恶如仇，严惩恶势力，即便是曾国藩、李鸿章等清廷大红人也敢得罪，毫不例外。曾国藩是彭玉麟恩师，对他可谓恩重如山，他却不顾师生情谊，曾三次撰写奏章弹劾其弟曾国荃所率陆军部队纲纪废驰；作为水军首领，他竟亲自抓了曾国荃手下两名吸食鸦片的副将给予严肃处置，支委会因此引得曾国藩大怒，写信责问彭玉麟――曾国荃到底哪里得罪他了。同样，在得知李鸿章侄儿李秋升横行乡里夺人妻女、当地百姓敢怒不敢言时，在掌握实据后他同样立即派人将其抓来审讯，纵有李鸿章堂弟李奎打着李鸿章旗号特地赶来求情，他也没网开一面刀下留人，仍依法将其判斩了。彭玉麟在一生任职期间，共先后弹劾处置腐败无能官吏100余人，其中不乏高官和自家亲戚：比如他一曾任知府的外甥，因贻误军机照样被他杀了。所以时人称赞他“彭公一出，江湖肃然”。
身为大清名将和朝廷重臣，彭玉麟一生曾六辞高官，却在国家危难之时仍抱年迈多病之躯临危受命，远赴广东南海抵御外敌。正如他自己所述：“臣素无声色之好、室家之乐，性犹不耽安逸。身受重伤，积劳多疾，未尝请一日之假回籍调治。终年风涛矢石之中，虽甚病未尝一日移居岸上”，“臣以寒士始，愿以寒士归”。在权贵当道、腐败之极的晚清时期，他因此成为极罕见的清廉、正直、淡泊、重情重义的名臣良将。
大通水师营统领柳寿田，深受彭玉麟影响，在重办慈善机构“大通同仁局”时，他通过建章立制，严查钱物用途，其勤政清廉作风广受大通人好评。南宋时，大通羊山矶上建有一座“生生庵”，专为过往船舶、行人提供救生帮助。此后，曾改名“乐义堂”“通济庵”“救生局”等，但救生善举一直延续，让许多在此遭遇不测的船舶、商旅化险为夷，深受长江沿线商旅、行人称道。及至咸丰三年（1853年），“同仁局”因太平军与清军及湘、淮两军在大通多番征战废于战火。过后，有位见明和尚趁机打着“通济庵”名号，以续办同仁局名义募捐，实际却将救生恤死善举撇到一边，假公济私中饱私囊。时任大通水师营统领柳寿田，是个秉性廉洁、守正不阿之人，看到见明和尚如此胡来很是气愤，便召集大通政要、商会大佬、知名士绅商议，坚决制止其行为，并在同治元年（1862年）9月，牵头驱逐了见利忘义的见明和尚，并禀请两江总督曾国藩、兵部右堂彭玉麟批准，改通济庵重办同仁局，邀请大通名士杜生泉、毕子卿共同打理局务，恢复以往救生恤死善举。其后，凡涉及“救生、掩骼(掩埋无名尸骨)、挂缆”等事务，同仁局一律按旧时典章谕令办理；所需经费亦按大通厘金局每天所收厘金十分之一标准拨付。他还命令大通政府逐一追回同仁局以前所置田地、山场，仍归同仁局作行善资本；同时要求同仁局建立健全救生恤死档案，定期对外公告活动开展与资金使用情况，直至辛亥革命时止。此举在长江沿线广为传播大受赞誉，助推大通航运商贸事业快速发展。在铜陵博物馆，一张手绘的铜陵地区国民党守军汤恩伯部据守长江的“江防图”，见证着革命战争年代铜陵地区的党群同心、军民情深。这张“江防图”是铜陵西湖的赵傍根在1949年4月17日晚从大通羊山矶脚下长河出发，冒着国民党守军的猛烈炮火，毅然泅渡冰冷的滔滔江水，将“江防图”成功送达解放军渡江作战中线指挥部，让刘邓大军率先突破国民党守军长江防线，让铜陵成为“江南解放第一城”。现在，这张“江防图”已成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向每一位参观者诉说着铜陵人民不怕流血牺牲、坚定跟党走的忠诚与坚定。
传承红色基因，砥砺初心使命。历经腥风血雨的洗礼，大通这片革命热土积淀了厚重的革命历史文化，忠诚坚定、不畏艰难、敢为人先、无私奉献……这些饱含热血的精神标识，早已融入古镇的血脉，成为激励大通人不断走向辉煌的强大精神力量。 作为1876年经《中英烟台条约》开埠的长江口岸开放城市，大通曾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江畔大都市，其后因为“大通盐务招商局”“大通轮船招商局”“大通振通电灯公司”等民族品牌企业的相继设立，让大通由“安徽四大商埠之一”更是发展成为繁荣的“小上海”。大通作为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发祥地之一，却在国民党守军实施“焦土抗战”与侵华日军的狂轰滥炸中变成一片瓦砾。解放后，崇尚实干敬业的大通人始终坚持务实拼搏奋发进取，涌现出了一大批先进典型与动人事迹，如：双目失明的“全国自强模范”王惠明，自1982年起坚持27年植树10万多棵，绿化了100多亩荒山。在2002年山林进入管护期后，他又赴合肥办起小型盲人推拿店，解决近30名残疾人就业；初中未毕业就下放的大通知青黄复彩在恢复高考后，当年考上池州师专，此后坚持文学创作与研究，竟成为中国著名作家、佛教文化研究专家；从上海华师大硕士毕业的大通人郭熙志，现是中国著名纪录片编导、深圳大学影视编导专业教授，坚持二十多年追踪故乡大通拍摄的系列纪录片如《渡口》《迁镇》《小镇奇人》《渡口编年》等，曾多次获得国内外纪录片金奖；原大通钢铁厂工人章和信，因钢铁厂钢炉爆炸双目失明的他，一直坚持写诗，现在居然出版多部诗集；曾上过央视“东方之子”栏目、因会修电动机获过吉尼斯世界纪录的盲人技师焦照磊，除会修电动机，还常在闲暇时到鹊江中去下水摸鱼；保护江豚的草根英雄张八斤，自2006年至今，16年如一日精心管护“水中大熊猫”长江江豚，将自己的“中国好人”事迹与形象展示到中央级众多媒体上，为大通和铜陵争光添彩！虽说因为陆进水退，加上1998年长江流域发生全流域大洪水后实施移民建镇的影响，古老的大通古镇因此繁荣不再，但奋发有为的大通人仍在以廉洁护航实干精神，以文化滋养担当作为，挖掘理清大通廉洁文化源流，整合历史古迹、展馆基地、村居村落等旅游资源，打造澜溪特色信用街，赓续大通廉脉文化，激励大通人昂扬奋发，建功立业，凝聚磅礴力量，着力推进文旅融合加速发展。
面对当前反腐倡廉力度加大、民众拥护叫好的社会氛围，传承、弘扬大通古镇廉政文化正当其时。这既是提升大通古镇文化影响力的体现，也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力举措，更是打造大通文化品牌的需要。我相信，结合当前形势，因势利导，顺势而为，一定会让大通的廉脉不断延绵、发扬光大！
作者：吴华
页面更新：2024-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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