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师范毕业的三位同学，三十岁时实现人生逆袭，现状却令人唏嘘！

文：求同存异

注：本文为真实故事，文中人名皆为化名

大康、二勇和小赖1981年初中毕业后，考入了市区的同一所中等师范学校。这在那个计划经济年代是一件非常令人羡慕的事情。它不仅意味着三人跳出了农门，吃上了商品粮，而且意味着从此端上了铁饭碗，成为了公家的人。

三年的师范生活是快乐而充实的。他们虽然不在同一个班级，但作息时间是一致的。除了学习专业知识以外，学校还会经常训练普通话、粉笔字、钢笔字和毛笔字（合称“三字一话”），这是未来做一名教师的基本功。

另外，各种唱歌、跳舞、体育之类的活动课也是必不可少的。但他们只要上完课，课余时间就要泡在一起，一同去食堂就餐，餐后一同去操场上散步、看各类球赛，一同去图书馆读书看报，最后一同回宿舍睡觉。步调一致，形影不离，俨然一对“三人组合”。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到了毕业季。1984年6月底，在参加完各自班级的毕业合影之后，三人又单独让照相师傅跟着跑遍了学校的角角落落，留下了十几张难忘的三人照。

刚走出校门的他们好像初出茅庐的小马驹，信心百倍，干劲十足，都想在短时间内干出一番成绩来。因为当年师范生的分配政策，基本上都是县域定向，即按照从哪里来就要到哪里去的就业原则，且绝大多数是向偏远乡镇或村庄倾斜。

因此他们三个毫无悬念的都被分配到了同一个乡镇的三所中小学任教。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办学体制使基层教委拥有着极大的资源分配权。

大康的父亲是供销社的一名副主任，在单位里有实权，社会上人脉资源也很丰富，通过提前托人打招呼，先后找了分管镇长和教委主任，结果如愿以偿的被分配到了镇一中，做了一名英语教师。

二勇的父亲是一名为人厚道、老实木讷的老教师，一生勤勤恳恳，工作任劳任怨，平日里只会埋头教书，两耳不闻窗外事，既不会巴结领导，也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

虽然他们知道孩子的工作分配需要托人打点一下，但每次见了领导总还是感觉张不开嘴，所以也就抱着的侥幸心理听之任之了。

二勇最终被分配到离家最远的一所偏僻联中，做了一名数学教师。就属小赖最惨。

他父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而又一字不识的农民，平日里只知道在责任田里侍弄庄稼，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根本不知道孩子分配工作这样的事情该去找谁，只好听天由命，最终被分配到了离家足足有十五里之远的一所村小，做了一名小学语文教师。

三个人虽然所处的工作环境不同，但都年轻有为、精力旺盛且激情似火，所以在短时间内各自都做出了不小的成绩。

小赖由于离家太远，吃住在校，每周才回家一次，这使他有了较多自由支配的时间。小赖文笔不错，爱好写作。

教学之余，读了很多书，以前没有时间细读的四大名著现在又借过来通读了一遍。夜深人静之时，常常灵感袭来，再经过一番巧妙构思，一篇篇“豆腐块”文章呼之欲出，尝试着往县、市级报刊投稿，竟然发表了多篇。

几年过后，小赖的文才在全县已小有名气，他得到了教委领导的赏识，很快被借调到镇里，当了一名专给一把手、镇长写材料的文字助理。

大到起草镇里的工作报告、年初计划、年底总结，整理先进人物的事迹材料，小到撰写一把手和镇长的讲话稿、座谈会上的发言稿，以及需要上交的各类业务报表，都是由小赖一手执笔完成，经领导过目后，再进行修改，最终成为定稿。

他忙得真是不可开交，常常晚上加班到深夜。功夫不负有心人，几年下来，小赖的努力得到了一把手和镇长的青睐和赏识。

适逢县里要招考部分公务员编制，领导便推荐小赖去应试，由于平时接触的材料较多，对农村基层工作的熟悉使他在笔试时得心应手，考出的分数在县里遥遥领先。

进入到面试环节后，一把手到县里找到分管领导，又把小赖好好地美言了一番，面试也就很快的顺利通过了。小赖很快办理了工作关系，摇身一变，从一名写材料的文字助理，成为了一名乡镇副科级干部。

他先是被安排到到计生办协助分管的领导手抓了一段计划生育工作，“四夏”时节又跟随着片里的领导抓了一段夏粮征收。入冬时节，镇里换届，小赖顺利地当选为一名副镇长，分管文教卫生。这一年小赖刚满30岁。

再说二勇，所在学校位置偏僻，离家十几里地，平时都是骑自行车回家，但路途坑坑洼洼，阴雨天气更是泥泞不堪。干脆吃住在校，省得把时间都折腾在路上。

学校照明用电不能正常，学生放学后，他就在煤油灯下刻苦自学，先后拿到了大专和本科文凭，成为全镇青年教师自学成才的榜样。教委主任几次在全镇教职工会议上提名表扬了他，并号召大家向他学习，而对于二勇来说，志不在此，一旦学上了瘾，根本停不下来，一发而不可收。

他干脆乘胜追击，一举考上了淮师大的硕士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不愿留校任教，通过自己的导师推荐，进入了市政法委办公室，做了一名科员。

他从基层干起，默默无闻地干了几年后，凭着自己的刻苦努力和写得的一手好字，很快地便晋升为办公室副主任，两年后又升为市法制办主任，成为一名处级干部。这一年，二勇也正好30岁。

大康自从进了镇一中后，由于学校骨干教师较多，竞争力强，感觉到压力很大，于是工作上不敢有丝毫懈怠，每天早出晚归，认真备课、上课、辅导学生，苦心钻研业务。

他先后被评为县里的教坛新秀和青年教学骨干，接着又在市里拿下了一块教学大奖赛的银牌。功夫不负苦心人，几年后的大康，教育教学成绩走在了同年级同学科的前列，得到了教委领导的赏识，被提拔为学校教务主任，两年后任业务副校长，时年也正好是而立之年。

说完他们三人，再说一下他们的媳妇。常言道：“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自小一块长大的大香、二琴和小梅是村里公认的三位大美女，不仅长相漂亮好看，而且各具特色。大香有乌黑的头发，有两个深深的酒窝，笑起来是一串银铃般的声音。

二琴大眼睛，瓜子脸，身材高挑，一对长长的大辫子甩在身后，说话慢声细语，很是讨人喜欢，小梅身材匀称，杨柳细腰，见人不笑不说话，温文尔雅，一副大家闺秀的做派。

那年三人高中毕业后，高考落选，都被大队部安排到村上的一所小学当上了代课教师。两年后，县里清理教师队伍，进行业务考核，考试成绩过关者，留用，发放正式的民办教师证。考试不及格者回家务农。

结果二琴顺利地通过了考核，领到了县教育局颁发的民办教师证。大香和小梅考试不及格，被迫放弃了代课教师的工作，回家继续务农。

两年后，县化肥厂招工，经做村干部的二伯推荐，大香进厂当了一名工人。虽然很苦很累，还要经常加班加点，但工资待遇比起代课教师来，就高出许多了。

化肥厂的工人每个月工资加奖金，简直能顶当教师的大半年的工资。要知道，当时的公办教师每月才领56元钱，这下可把她乐坏了，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但好景不长，大香所在的化肥厂跟随全国企业的改革步伐，进行了改制重组，实行股份制，减员增效，大香下岗了。下岗后，大香在县百货大楼租了两节柜台，卖起了童装童鞋，虽然辛苦点，但收入还行，比公务员和教师挣得都多。

小梅回家后就惨了，随父母干了两年农活，不甘心，整天唉声叹气。父亲无奈，央求在兽医站当站长的表哥老王想想办法，能不能给小梅谋个不用下地干活的差使。

这位王表哥就找到了在供销社当副主任的姨弟，喝了一场酒，席间把表侄女的情况说了一下，没想到，姨弟当场应允，说下个星期一就让她来供销社报到，做一名临时工吧。

小梅父女俩得到消息后，感觉福从天降，喜不自胜，小梅更是兴奋地一夜未合眼，偷偷地几次笑出声来。

星期一的早晨。小梅梳妆打扮一番之后，早早地来到了供销社。副主任说，你做过教师，就去化肥门市部负责开票吧。小梅感觉很满意，要知道，这种美差多少人求之不得呢！小梅很快熟悉了工作，两个星期以后，就得心应手了。

再后来，兽医站的王站长做媒，小梅嫁给了大康，成为了那位供销社副主任的儿媳妇，大康作为一名教师，能娶到一位供销社的职工做妻子，在那个年代也算是一件非常引以为傲的事了。况且小梅长相漂亮，五官精致，是大家公认的美女。大康22岁“抱得美人归”，自是一番幸福在心头。

二琴在民办教师的岗位上干了几年后，顺利地转正，成为了一名正式的公办教师，不过这时候她也已成为一名27岁的大龄青年了。父母每天都在催促，偏偏二琴不着急，她心中早已有了心仪的人，那就是二勇。

那时的二勇正在刻苦自学，专科文凭已到手，本科科目已过了四门。在一次全镇教职工大会上，教委主任用了不下于20分钟的时间讲了二勇刻苦自学的感人事迹，并夸耀二勇前途无量。

教委主任的话深深地打动了二琴的一颗少女心。二琴那几日彻夜难眠，辗转反侧，终于下定决心，第二天一早，她找到了自己的校长，委婉的表达了自己的想法，校长心领神会，立即骑着一辆自行车来到了二勇的学校，说是要给二勇介绍对象。

当二勇听说介绍的是二琴后，心中一愣，没有马上答应，说到周末，回家和父母亲商量一下再说吧！周末回到家后，二勇把这件事告诉了自己的父母亲。俗话说“男追女隔重山，女追男隔层纱。”

老实木讷的教师父亲听说是二琴，连连叫好：“中！中！中！我早就认识这孩子，不错哩！”，二勇还有些迟疑，被父亲劈头盖脸地说落了一顿：“亏不着你！人家也是公办教师哩！”

三人中结婚最晚的是小赖，家中贫穷固然是最大的障碍，关键是父母一无积蓄，二无资产，家中除了三间旧瓦房外，再也没有什么值钱的家当。小赖上学时家中所欠下的几笔小债务至今还未还清。

小赖平日里又不经常回家，只知道在学校里读呀、写呀，家中的农活也不上心，为此没少挨骂。但小赖自有自己的想法，他以书为友，以写作为伴，每日里写稿、投稿，像着了魔一般，父母的话根本听不进去。

眼看着同龄的一个个都成家立业了，小赖还单着，父亲就长吁短叹，一夜夜地睡不着觉。母亲更是马不停蹄地找媒人来提亲，可一个个的相亲对象都不愿意踏入这个穷坑。

这时候，有人把大香介绍给小赖，但大香足足比小赖年长五岁，是一名名副其实的老姑娘，况且大香只是一名卖童装童鞋的个体户，而小赖毕竟是一位吃计划的公家人。

但小赖的父母亲倒觉得很满意，“贫不择妻”嘛，自己的家境在那儿明摆着呢。小赖权衡再三，最终勉强答应了，父母亲把三间旧瓦房内外重新粉饰了一番，当做儿子的婚房，老两口搬到责任田的瓜棚里去住了。

当年的国庆节他们就结了婚。第二年，大香生了一个女孩，全家人高兴得不得了。

时间来到了2000年，大康、二勇和小赖，三个人的人生也发生了不同的变化。

小赖由于多年乡镇官场的历练，已从一名副镇长提拔为人大领导，几年后调到邻近乡镇做了一名镇长，三年镇长任期之后，又接任了一把手。

五年任期届满，他被提拔为县计生局的一把手，在那个年代这可是个炙手可热的美差，小赖可谓春风得意，很是令人羡慕。

二勇在市法制办干了几年后，响应下基层的号召，从市里来到了开发区做了一名正处级的管委会副主任，主抓安全生产和招商引资。可谓是有钱有权，风光无限。

大康的境况就很惨了，教师工资归乡镇财政发放，乡里没有啥企业，只靠农业税一项的收入，财政根本就没有那么多的钱，教师工资经常发不下来，有时几个月见不到一分钱。

个别学校的教师甚至以“停课”的方式，向镇里施加压力，但收效甚微。好在大康的妻子小梅还是农村户口，供销社的工作不干了以后，就安分的回家种地，家里种地有收成，才不至于断炊，但日子过得很是清苦。

其时，民办学校异军突起，县城在短短的两年之内就吸引民间资本建起了三所民办学校，另外县中又巧妙地打了一下政策的擦边球，悄无声息地办了一所校中校，取了一个文绉绉的名字。

利用原有的校舍和师资，面向全县招收尖子生，办起了高收费的“创新班”，一时间门庭若市，家长们趋之若鹜。县实小效仿县中，也办了一所校中校，同样取了个含有“外国语”字眼的名字。

妻子小梅听说后，使劲地撺掇大康抓紧到民办学校去面试，凭借着手中的一把证书和“能手”、“骨干”的头衔，大康顺利地成为了一所民办学校的教师。

工资不仅能正常发放，而且平时还有课时奖、坐班补助等，教师节和年底时还有奖金和丰厚的福利待遇。与公办学校的教师收入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第二年，尝到甜头的大康又撺掇妻子小梅去做二琴的工作，最终二琴的心动了，也到了县城的一家“校中校”任教了。

时光飞逝，时间来到了2006年，这时的大康、二勇和小赖已到不惑之年，事业也已基本定型。

小赖已是县计生局的的一把手，正科级；大香的童装童鞋生意竞争激烈，早已不做了，在家专职做“一把手的太太”，白天逛逛超市，买菜做饭，晚上跳跳广场舞，生活过的有滋有味。

谁知大香又意外怀孕，小赖坚决要求打掉，而大香却很执着，最终两口子抱着侥幸心理生下了一个儿子。

在儿子十个月大的时候，被人举报，计生局一把手违反了计划生育，这还了得，不仅要缴清罚款，职务也立即被免，降为科员，小赖一夜之间“回到了解放前”。

二勇呢，自从来到开发区后，每日里前呼后拥，高朋满座，工作干得顺风顺水。万万没想到的是，两年之后，开发区内一家刚刚招商引进的合资企业发生了一场特大火灾，死伤人数众多，直接经济损失达数百万元。

这场安全事故的发生，给开发区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也改变了二勇的人生轨迹。这场安全事故由于死伤人数较多，先后有七名领导干部被撤职和处分，还有三人因失职渎职。

市纪委介入进行了追查和倒查，结果都被判刑入狱，二勇也在被判刑之列。从此之后，二勇从一名风光无限的处级干部，一夜之间，变成了一名监狱里的囚犯。

大康就不同了，他在民办学校干了几年后，积攒够了一笔首付款，在县城按揭买了房子，但月月感到房贷压力过大，就随着一位“神通广大”的同事，到南方下海去了，短短几年时间，捞得了一大桶金，也就不愿意回来了。

二琴一直在县城的那家“校中校”任教，后来儿子也考上了本科大学。压力变小了，就伴随着“教师回流”的大潮，返回到一所农村公办初中继续任教。而这时的教师工资也早已实行了县管县发，每月足额按时发放，工资级别与职称挂钩，二琴每月工资涨到了4600多元。

2023年，这时的大康、二勇和小赖已经变成了老康、老勇和老赖，三个人相继到了即将退休的年龄了。

先来说小赖，如果不超生，如今他也应该从一把手的位子上退下来了，本应享受的正科级待遇呢，也早已烟消云散。几年后他也只能以科员的身份退休，养老金可是相差不少呢！

妻子大香的养老保险大部分比例是自己缴的，退休后每月也只能领个2000多元，前几年大香又重操旧业，在市场上卖起了童装童鞋，收入虽然不高，但能贴补一些家用。

超生的小儿子还在上着学呢，用钱的地方当然还很多。以现在的物价，用老赖的话说，他家的收入，吃不了，也剩不多。

再说二勇，刑满释放后，回到老家，一无技术，二无资金，年龄也大了，干什么都提不起精神来，到电动车厂去打工，每次干不到一个月时间，就要被老板劝退。妻子二琴已经退休，一家人靠她一个人的退休工资生活，常常捉襟见肘。公公婆婆都已八十高龄，儿子结婚后，又把小孙子送回老家抚养。上有老，下有小，用老勇自己的话说，这日子过得，真是吃不饱，也饿不死。

最后说说大康。因为主动放弃了“教师回流”的机会，大康很快就被教育部门除名了。其时，大康的生意正处于红红火火的阶段，资金投入大，收益也快。

大康根本就没有把“除名”当回事。想不到的是，两年前，第一场口罩风波来势凶猛，大康的资金没有及时回收过来，血本无归。

他想要东山再起，无奈资金缺口太大，回民办学校任教，年龄已不允许，况且又不好意思回归家乡，只好蜷缩在城市的一角，委屈地生活着，期盼着新的机遇降临。

听说去年送了大半年的外卖，今年在市里一家出租车公司开网约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