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往事：我与杜聿明的相识相知（5）

在农场劳动一年左右后，又给了我们一个新的任务——写材料。

公安部主管这方面工作的一位领导，在召集我们讲话时，说得很清楚，希望我们把亲身经历过的重大历史事件详细写出来。

除了半天劳动不变之外，每周抽出三个学习时间，用来写材料。

如果劳动时间遇雨雪或气候变化，不适宜劳动时也可以写材料。

我因从 18 岁参加军统起，到解放为时止，18 年中，都是干反共工作，所以写了几个月还没写完。

杜聿明写了几个月，便很高兴地告诉我，他的材料再有几天就完了。

因他抗战前，只在大别山地区进犯过红军，抗战胜利后，才在东北和淮海战役有过反共的军事罪行，所以不像我那么多，再写几个月也写不完。

没想到，他把自认是最后一份材料写好后，交上去不久，那位主管这一工作的领导，便找他去谈话。

回来后，他坐在床上很久不作声，我跑去问他出了什么事，是不是认为他写的材料没有写好。

他没有马上回答我，而是把我放在他床上的手，紧紧地按住，才很激动地对我说:

“我真没有料到，你也不可能料到，我们这次写材料，上面不是光要我们交代自己的反共罪行，凡是我们做过的大事都要写。连抗日也要写，而且明白指出，我在昆仑关打了一个大胜仗，消灭日军一个旅团以及率领远征军出国抗日等。”

他说，这些事他认为是国民党干的，问可否不写?回答完全出乎意料，那位领导很认真地告诉他，国民党抗日，是民族之间的生死存亡的战争，参加抗日的都是爱国的行为，这是在中国历史上不可缺少的一页，所以要他一定认真写出来。

当天，杜聿明非常激动。他说，想不到共产党人做事这么公正，而国民党对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平型关打了大胜仗，连提都不提，如果不是在解放后看到有关文件，他根本不知道平型关大捷的情况。

共产党这么是非分明，这样正确对待历史，所以，他回来后，就不再只是考虑如何写好交代材料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件事，使他对共产党的光明磊落和伟大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如果不仔细去分析杜聿明的思想转变过程，还真不容易理解，正是由这些具体的事例，促使他的思想起了急剧的变化。

有一天在出工的时候，忽然下起濛濛小雨，管理人员要我们立即停工，到附近修建干部宿舍的工棚去避雨，我趁机找杜聿明，问他，为什么政府要他写抗战时的史料那么激动。

他说，他这一生中聊可告慰的就是在抗日战争中尽了一点力量。他说,他知道这些不是罪行，所以过去交代罪行和这次政府组织写历史材料时，他都没有写。

这次，政府指明叫他写，并特别指出像昆仑关这样重大胜利要详细写，他当然激动。

郑庭笈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我问他，昆仑关这一胜利是怎样取得的，他正要谈，看到郑庭笈走过来，便说:“你问他吧,他也是参加过这一战役的。”

我问，当时郑担任什么职务，他说是200师的团长。我说团长虽参加了这场战斗，但总没有你这个军长知道得多，还是请你谈一下吧。

他看我一再请求，也只是简简单单地谈了一下。

那是 1939 年秋天，日本侵略军在南海地区集结兵力，准备开辟华南战场，企图截断我西南国际交通线。同年 11 月间，日军在防城、北海登陆，进占钦州,并向南宁推进。

杜聿明率领的第五军，奉令由湖南向广西南宁附近集中，准备攻击由钦州、防城登陆北进之敌。

杜奉命后,即令第200师戴安澜以两个团步兵为先遣部队，向南宁前进时，南宁已被敌军占领。

这两个团在距南宁不远的头塘、二塘之间与敌人遭遇，激战二日，一团长阵亡、一副团长受重伤。

200师全师赶到后，血战十多天，双方伤亡均很大，不得不向宾阳转移。

这时，日军已进占桂南战略要地昆仑关，第五军奉命在宾阳、樟木圩之间占领阵地，拒敌北进，并应全力将昆仑关夺回后，再向南宁进军。

这次，侵占南宁之日军是坂垣征四郎所部号称“钢军”的第五师团十二旅团，旅团长是日本有名的军事将领中村正友,直辖第二十一、四十二两个联队,每联队有官兵 3000 余人。

这个师团在侵华战争中参加过不少战役，在开辟华南战场时，又经过两个多月的山地作战训练。官兵多系日本山口县人，秉性標悍，长期受武士道侵染，又参加侵华战争多年，战斗攻守经验丰富。

再加上昆仑关具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为军事上必争之地，要想夺回，是很不容易的。

但是，杜聿明决心很大，他相信，经过自己苦心训练多年的这支部队，一定能在这场卫国战争中击溃凶残的侵略者，所以他把自己的指挥所，选定在昆仑关附近的最高点——高大岭上的一个山洞里，亲自到前线，指挥这场战斗。

12月 18 日拂晓，杜命令该军荣誉第1师师长郑洞国督率所部，在战车、炮火掩护下，对昆仑关敌阵地进行猛烈攻击。

两军相接，进行了激烈的白刃战，刺刀见红，手榴弹响成一片，战斗自晨到暮，彻夜未停，终于将昆仑关攻占下来。

部队喘息刚定，第二天午后，敌人在大批飞机掩护下，进行反攻，昆仑关又被敌人夺去，杜又指挥所部再度进击,又将其夺回，敌人增兵猛扑,又被夺去。

在这样反复争夺中双方伤亡均很大，杜聿明便调动其他两个师侧击敌人并截断其增援线路，向昆仑关四面包围。

这时，杜所在的指挥所成为敌机轰炸与重炮轰击的目标，杜毫不畏惧，几次险被炸伤，他还是坚持指挥。

最后，敌旅团长中村正玄亲自率队前来督战，也无法挽回败局，反而被荣誉1师第3团当场将中村正玄击毙。

戴安澜又率领郑庭笈、刘少烽两个团奋战一昼夜，前仆后继，奋勇强攻，将昆仑关附近高山全部占领。

奋战至 12 月 31日，将昆仑关之敌全部肃清，取得了重大胜利。日军不仅旅团长被击毙，两个联队长和班长以上军官 85%均被击毙，士兵死亡 4000 余人，俘虏 100 余人。

当然，杜的第五军牺牲也是很大的，他为了安慰这些为国捐躯的英烈，在修建“陆军第五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时，把中村正宏的尸体跪着埋葬在纪念碑前面，他还亲自含泪写了 400 多字的悼念碑文,刻在纪念碑上。

他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一件大事，他说政府今天能让他把这件事，作为历史事件写下来，他怎能不感激异常呢。

我听了这话，使我也有同感，因为，我过去总认为，自己过去所干的，都是罪行，而在这次写材料时，主管的干部告诉我，把有关过去我参加上海抗战和在虹口地区潜伏袭击日军，以及我后来派人去沦陷地区工作与暗杀汉奸等事，都写出来。

我还问过，这是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做的事，写它干嘛。他说，抗日是民族战争，是国共两党合作共同进行的保卫祖国的历史大事,怎么可以不写呢？所以，我也把这些材料如实地写了出来。

杜聿明在秦城劳动编在第四队，是干轻劳动的，但他有时却主动去干较重的活。管理员看到后，总是阻止他不要干，他口头虽答应了，但一转眼又争着去抬东西。

陈长捷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有一次，他看到原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和另一个人，抬着一筐土慢慢腾腾地走着，便开玩笑地说:“你们这样走，是不是怕踩死了蚂蚁?”

陈长捷听了，马上回敬他一句:“我们倒不是怕踩死蚂蚁，而是怕踩死了老鼠啊!”

他的话一出口，便引得在场的人都放声大笑起来。这样一句话为什么引起人的大笑呢?

原来，是有一段很有趣的小故事。

杜聿明在北伐战争时，左腿曾负过伤，伤好后比右腿短了一公分，走起来便向左边倾一点。

他担任东北九省保安司令长官时，与负责东北行政工作的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正好天凑地合成了一对。

熊式辉 1931 年由上海警备司令调升江西省主席时，由上海乘飞机赴江西上任，飞机刚从龙华机场起飞，机翼冲在龙华附近江面上一条大帆船的桅杆上，立刻栽下来，熊虽幸而不死，但右腿却被折断，医好后，右腿比左腿短了一公分，走起路来便向右倾。

他们俩人，在主持东北军政工作时，只要两人走在一起，便是一个向左倾一个向右倾，他们的部下看了这种滑稽的样子，背地里不知笑过多少次，因此“东北二瘸”便闻名于全国。

杜聿明在劳动中仍然一瘸一拐，有一天，他去参加小组的学习，不知什么原因迟到了几分钟，大家都在等他。

只见他急急忙忙走进去时，全组同学都感到非常奇怪，怎么他今天走得这样平平稳稳?是不是怕迟到了，走得快的原因?

他自己也感觉到，大家都在用惊奇的眼光看他。当他准备坐下的时候，才发觉，左边脚下似乎垫了什么东西。

他坐下后，把鞋子脱下拿到手中一看，露出一条“小绳子”,他把“小绳子”往外一拉，跟着“小绳子”拉出来的竟是一只老鼠。

这时，全组的人都忍不住捧腹大笑起来。从此以后，杜聿明踩死老鼠治好腿短的笑话，也就传开了。

1959年2月 8 日，是农历春节，7日晚上，我们在农场的一座小礼堂里举行了一次十分有趣的迎春晚会，演员和观众全都是战犯。

如果说连一个非战犯的观众也没有，那也不对。平时，我们看电影，每周一次，有时还两次，这时，附近的居民都扶老携幼，围绕着礼堂左、右和后方三面观看，而我们照例是坐在正前方。

这次因为礼堂小，加上过年谁家都在团聚，听说是战犯们自编自演的戏，都认为没有什么好看的，所以没有人来。

但主持这个晚会的宋希濂，却灵机一动，在前排正中，安排好一个座位之后，便大声向大家问了一句:“我去请一位我们熟悉的人来观看我们的表演,大家同不同意?”

几乎是和小学生回答老师的问话一样，大家不约而同地说:“同意!”

不过，宋希濂要请的是谁?却又看法不同。有的认为，是请医生或护士长，因他们对我们的健康十分关心。有的认为，是请农场的干部或带领我们来劳动的李科长或其他管理员。

正在大家纷纷小声猜测时，宋希濂已连拖带劝，把我们平时最感亲切的一位绰号叫“鲁智深”的炊事员推到座位上了。

因为，别的炊事员都回家过年去了,他除了给我们做好晚饭，正在厨房收拾外,明天还得为我们做早餐，不能回家。

大家一看到是他，都不约而同地鼓掌表示欢迎，他也回敬了我们几下，才很腼腆地就座。

我不知他是怎么想的，估计这么受欢迎是出乎他的意料的。

为什么大家对这位炊事员这么亲切热爱，因为，他对我们从来不另眼相看，完全把我们和农场干部一样对待，事事处处为我们着想。不像其他几个炊事员那么高的阶级觉悟，好像和我们太接近、太随便一点，就不足以说明和我们划清了界限。

他们认为，我们这些人，身上从头到脚都是该打倒的，他们给我们来做饭菜，等于照顾动物园的猛兽一样，喂养猛兽是工作,但并不是爱猛兽。

而我们这些人，也是一群不信邪的硬骨头，你在我们面前装模作样，摆出一副无产阶级的面孔，我们也相应不理，反正你得给我们做饭烧水。

这位被我们称为“鲁智深”的炊事员，他不但身材面貌像京戏中的鲁智深，而且热情豪爽的个性与对待战犯们的照顾，也和鲁智深的性格一样，所以，我们背地里便送给了他一个这样可敬可爱的绰号。

还有两件事，直至今天我仍未忘掉，而且常常怀念他，如果我能再见到他，我一定很热情地请他到我家作客，好好招待招待他。

第一件事，是有一次我去挑开水，因为扁担的挂钩(铁的)年久磨损，我正把一担滚开的水挑起来，挂钩断了。

一大桶开水，眼看就要倒在我的腿上、脚上，我急忙把扁担当成撑竿，撑在地上一跳，虽没有烫伤我，却把另一桶开水也弄倒在地上了。

我只好把两只空桶提回厨房，想再去打两桶。有位炊事员已看到了这一情况，便大声埋怨，我不该把前面的一桶水也弄倒了，若留下的那一桶，他们就可以不再烧，让我们少喝一点，将就一下也就行了。

我正想解释，“鲁智深”听到了，他马上从厨房冲出来，大声问我:“烫伤了什么地方没有?”

他这一问，使我脑子里立刻闪现出英国维多利亚女皇的马车撞倒人，她连忙问:“踩伤了我的马没有?”

而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孔圣人的马撞了人，他也是问:“伤人乎?”不问马。

这位炊事员真和孔子一个样，所以，当时我感激和感动的心情，是一生中很少有过的。

另一件事，是我们劳动刚回来，满身是汗，还没有擦一下，管理员便让我去厨房帮着剥豆子。

开始还不觉得，坐下不久，便感到冷起来。那时正是暮春天气，一坐下来，就感到汗湿的衣服发凉，身子也轻轻抖起来。

但我仍咬着牙坚持剥，又是这位炊事员，他一看我那副样子，二话不说，马上把一件炊事员们常披在身上的棉衣给我披上。

我不但身上感到温暖，心里更感到温暖，虽然这件棉衣满是油垢灰尘，可是，在当时，我却认为比最好的狐裘还要好得多。

过了一会儿，我看附近没有别人，只剩下他蹲着帮我剥豆子，我便小声问他:“你这样照顾我，不怕别人批评你吗?”

他理气直壮地回答：“我是按政策对待你们的，怕什么?”

真是天涯何处无芳草啊！由于他一直是按政策对待我们，我们大家都很尊重他，这次把他请来参加我们的迎春晚会，都认为是最合适的。

晚会开始，先由原天津市长杜建时用清脆响亮的京腔:“祝同学们身体健康，学习进步!”

然后，他伸出右手，象征着拉幕布一样，从左边走到右边，算是开幕了。

第一个节目，是由两位湖南同学唱湖新花鼓，不但声音洪亮而且手眼表情传神，博得了阵阵掌声。

第二个节目，是由原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中将副长官兼第三兵团司令张淦编的桂戏“王佐断臂”。

这位一向被人誉为文武双全的桂林才子编写出来的东西，的确不平凡，而六十开外的老人又能一字不漏地把上千字的台词，一口气念出来，更见其才华横溢，再加入情时又声泪俱下，毋怪戏未完，便掌声四起。

十三太保之一的曾扩情坐在我旁边连说，这个台词可以和四川才子赵尧生编的川剧“活捉王魁”媲美。

接着，由原陆军副总司令汤尧表演八角鼓，以及广东同学表演粤剧和京戏、苏州评弹，无一不精彩异常。

最后是一段最令人发笑的压轴戏相声，由原国防部二厅中将副厅长沈蕴存化装成一少妇。

他一出台，就引起大家的欢笑,他穿一件借来的女人衣，还用两只红辣椒当耳环挂在耳朵上，一扭一扭走出来。

在一阵笑声中，他却把背熟的台词忘得一干二净，躲在台侧递送台词的原兵工暑警卫稽查处少将处长、军统老同事廖宗泽，又太热情。

他惟恐台上的演员听不到，真是张口之时，吼声如雷，闭口之余落地有声，不但台上能听到，台下每一处也都可听到。

沈蘊存在台上，弄得不知所措，使得全场的人都笑得前仰后合，沈蕴存只好用立正敬礼来表达他的歉意，这就更使人感到滑稽可笑了。

迎春晚会就是在一片哄堂大笑声中宣布结束的，那天，杜聿明几乎笑得站不起来，我用力拉了几下，他才站稳。

“鲁智深”后来逢人便说，这场晚会实在太精彩，太难得了。真是这样，历史上，也没有过这么多高级文武官员，自编自演这么多节目，来欢度春节啊！

王陵基被俘时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在农场劳动的杜聿明和原四川省主席王陵基，都是属于半劳动力或轻量级的。所以，杜聿明和这位被俘的惟一国民党上将经常一起干点轻活。

杜爱开玩笑，而王则肝火旺盛，我们都笑他们这一对在一起是“以柔克刚”。

杜虽体弱但样样精，王虽无大病却年龄较大，而且，过去一向是有几个姨太太照顾他的生活，所以什么都不会做。

第一次使用牙膏，一下挤出一尺多长，还问别人:“有啥子办法收回去?”

他使用保险刀刮胡子，不是刮破了嘴唇，就是装刀片时割破了手。

杜聿明和他同组，看到这一情况，便主动把王的刮胡子的事承包了下来。

他们之间也爱开玩笑。有一次，我们坐成一圈搓葵花子，因为农场没有脱粒机，向日葵成熟晒干后，得靠人力去搓下来。

办法很简单，一手拿一盘，互相去搓,葵花子就掉下来了，因为这是轻活，但向日葵太多，靠干轻活的包不下来，所以，我们这些干重活的也得去帮忙。

王陵基的思想，可以说与一般人不同，他是清末举人，由清政府送去日本学军事，读过日本陆军小学和士官学校，日语很流利，中文基础更深，并向皇帝老子磕过头，自认为“见多识广”。

杜聿明对他的年龄，是很清楚的，有时看他爱逞强不服老，总爱当着很多人问他:“您今年高寿?我老是记不清楚。”

过去，王陵基总是看他一眼之后，便很骄傲地回答:“我有幸和你们的校长(蒋介石)同庚。”

这当然是带有一点占杜聿明便宜的意味，把杜聿明比成晚一辈的学生。

那次，去搓葵花子的时候，生性好逞强的王陵基，偏偏要选两个大的去搓，这比拿小的搓吃力得多。

杜聿明为了照顾他，便选了两个小点的送过去，请他把大的换下来。王一看，便生气的说:“为什么让我搓小的,太瞧不起人了!”

“不是瞧不起您，因为您的年龄和我们校长一样大，所以不能和我们这些学生一样”

杜聿明的话才说出一半，谁也没想到，王陵基突然大声嚷起来：“谁还愿意和你们的校长论同年，我现在是和朱老总认同年了！”

在农场，战犯们逐渐改变着自己的思想和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