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认可的“国宝”，是这块石碑
1972年，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到广西考察，谈到广西的文物古迹，郭沫若出人意料地问：“你们融水那块《元祐党籍》碑还在么？它可是国宝啊！”一旁的陪同人员听后面面相觑，谁也说不清楚这块碑的下落。
根据融水苗族自治县民族博物馆馆长石磊了解到的情况，当年县委、县人民政府机构曾经派人下来调查，去到老君洞看了，但发现石碑已经搬运到政府大院拿来填了水沟了。
融水《元祐党籍》碑发现后不久，桂林市文管会在对本地摩崖石刻进行调查时，在龙隐岩内发现了另一块刻有“元祐党籍”的石刻，历经八百多年，仍高悬崖壁，字迹清晰，书韵别具，文字内容与融水碑大致相同。
据考证，广西境内保存的这两方是全国仅存的宋刻《元祐党籍》碑，可谓弥足珍贵。它们因何而造？为何只保存于广西境内呢？缘由还得从发生在北宋的“王安石变法”谈起。北宋神宗时期，神宗和王安石推行新法，遭到司马光等人的反对，于是在朝廷中逐渐形成对立的“新党”与“旧党”。宋神宗死后，继任的宋哲宗年幼，前期（元祐年间）由太皇太后高氏实际执政，她反对变法，司马光等“旧党”得势，罢废新法，更激化了新旧两党的矛盾。
几年后，高太后死去，宋哲宗亲政，他不满于与太后走得太近的旧党，重新起用新党人士，蔡京成为“新党”领袖。哲宗病逝后，弟弟赵佶继位，起用蔡京为相。宋徽宗前期延续了哲宗时期的形势，蔡京利用与徽宗同好书法之便，买通宦官进献书翰文物，巧言令色，获取徽宗信任后，趁机以恢复新法的名义排除异己，对旧党人士疯狂报复迫害，将司马光等在元祐年间得势的旧党人士，甚至连同自己看不惯的部分新党人士一起，共309人列为“元祐奸党”，列籍禁锢，形成著名的《元祐党籍》。
“奸党”以司马光、文彦博为首，苏轼、苏辙，“苏门四学士” 秦观、黄庭坚、晁补之、张耒等都榜上有名……蔡京请徽宗皇帝御书，刻石后放置在文德殿东壁，以达到排挤打压、羞辱政敌的目的。
不仅如此，为了让全天下的人都记住“奸党”姓名，蔡京还将名单下发至全国各地，命令全国州、府、县、郡，务必将“奸党”名字刻在石碑上。他们的子孙不得留在京师，不许参加科考，不得与皇族通婚……至此，一场执政理念的论争彻底演变为了狂暴的政治迫害。50岁那年，黄庭坚因被政敌诬告“幸灾谤国”，被削除名籍和官职，以带罪之身放逐宜州。但作为一代文豪和书法大家，垂暮之年的黄庭坚没有怨天尤人，他开馆讲学，在宜州传播文化，与当地文人弈棋赋诗，给穷人看病切脉，逐渐融入了宜州这片土地，并给自己取号“八桂老人”。然而，黄庭坚终究没等到平反昭雪，不幸蒙冤羁管宜州17个月后，黄庭坚病逝于宜州，享年61岁。在黄庭坚驾鹤西去前4年，秦观也因流放广西横州，最后客死藤州。
眼看朝中重臣纷纷被害，已无人可用的徽宗逐渐清醒，特别是立碑不久京城发生的一件怪事，令徽宗更为不安。崇宁五年正月的一天夜里，彗星突然扫过天空，电闪雷鸣，景色怪异，文德殿东墙上的《元祐党籍》碑也被雷电劈坏。“旧党”趁机大做文章，将天象解读为上天的震怒、“不祥的预兆”。徽宗大惧，不仅连夜偷偷命人将这块碑彻底损毁，还下诏毁掉了全国各地数百块《元祐党籍》碑。
既然当年全国的碑刻尽数被毁，为何又会出现在桂林和融水？难道是毁碑时的漏网之鱼，又或是民间文人故意隐匿碑刻的存在？先来看这块位于龙隐洞内高处的“元祐党籍”石刻，石刻左下方赫然镌刻着刻石之人的姓名：饶祖尧。据桂林地方志等相关文献史料记载，在北宋毁碑的93年后（公元1198年），元祐党人梁焘的曾孙梁律为静江府钤辖，同僚饶祖尧“爱其有前辈风度”，于是将梁律家藏蔡京书党人碑拓本重刻于龙隐岩石壁。
而这块收藏于融水苗族自治县民族博物馆中的《元祐党籍》碑上，同样清晰地记录着刻石之人的姓名——沈暐。沈暐是党人沈千的曾孙，由跋文可知这块碑重刻于嘉定四年（公元1211年）。
迭遭厄运的“元祐党籍碑”于百年后重立，与当时的政局变化分不开。南宋初年，有人把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局面的形成归罪于王安石变法，南宋高宗皇帝赵构一登基，立刻帮元祐党人平反，改称“元祐忠贤”。而被迫害几十年而耿耿于怀的《元祐党人》后裔，在扬眉吐气之日纷纷为祖先申辩功过，这份由蔡京一手炮制的“奸党”名录成了一种荣耀认证。
虽然这两块碑都是宋宁宗时重刻，在名录前都有蔡京141个字的题记，但仔细对勘，仍能发现很多不同之处：龙隐岩碑额版本为隶书，写有“元祐党籍”4个字，而真仙岩版本，是“元祐党籍碑”5个字，为楷书。
龙隐岩的序在正文右方，跋文在正文左方，真仙岩的序在正文上方，跋文在正文下方。
此外，龙隐岩刻中，许多已故人名下方都标有“故”字，真仙岩版本没有“故”的标注，两种版本每行人数也不尽相同。由此可见，两碑虽都说以旧藏拓本为依据而刻，但可能各有所本。元祐党籍碑是桂海碑林博物馆历史价值最高的一件石刻。这件石刻还有一个价值很高的地方就是它的书法价值。石碑上的文字是蔡京的亲笔，蔡京的书法在北宋年间他的书法人们对他的评价很高，当时文献上记载，他的楷书在当时受到人们的高度的评价。南宋之后，元祐文人那份集士大夫学问道德文章与文人雅集生活审美于一体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品格受到世人敬仰，许多文人墨客为了一睹这块兼具历史价值和书法价值的古碑，不远千里奔赴广西观碑、拓碑。明崇祯十年（1637年）6月，进入柳州地界的徐霞客开启了他的融水之旅。这位以探险为乐的旅行家之所以不辞辛劳只身进入林深路险的大苗山，主要目的正是为了一睹当时闻名遐迩的真仙岩真容，同时观赏并拓取岩洞中赫赫有名的《元祐党籍》碑等古碑、石刻。为了购买纸张、等候拓碑，徐霞客在洞中待了整整13天。
时间来到晚清，康有为到桂林讲学，游览至《元祐党籍》碑，由新旧党争联想到维新变法，不免感慨，于是在桂林碑旁刻下一方《观元祐党人碑题记》（光绪甲午之腊，南海康长素以著书讲学被议，来游此岩，观党人碑而感焉。自东汉党人，南宋庆元党禁，晚明东林党人，并此而四矣。其攻党人者，则曹节、蔡京、韩侂胄、魏忠贤。其为党人者，则李膺、司马公、朱子、高、顾二先生也。后之观者，亦不必为党为讳矣。人亦乐为李、马、朱、顾耶？抑甘从候览、魏忠贤耶？）。《观元祐党人碑题记》不想不久后变法失败，康有为逃亡，这则碑记成为烫手山芋，桂林士人只好将这则题记中康有为的名字凿去，勉强保存了这块摩崖。1935年1月，胡适到桂林讲学，期间游览桂林名胜时，最令他牵挂与动心的莫过于《元祐党籍》碑。访得亲观之后，不免还要详加“考据”一番，胡适后来在游记《南游杂忆》中这样写道（屏幕出）：“龙隐岩往西，不甚远，有小屋……崖上石刻题记甚多，那最有名的《元祐党籍》碑即在此屋后。我久想见此碑，今日始偿此愿。”
多次立碑，终而销毁；子孙再立，赓续精神。《元祐党籍》碑事件对南宋代文化、艺术的发展脉络乃至中国传统文人精神的构建起到了不可忽略的研究价值。从刻碑、毁禁到重刻，《元祐党籍》石刻在各个历史时期承载着不同的内涵与意蕴，它是宋代党争的历史见证，也是广西地方历史文化的一部分。本周日（6月25日）21:20
广西卫视
《广西故事·古碑秘史》
页面更新：2024-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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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元祐党人碑题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