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故都在南漳吗？―对楚熊绎辟在荆山的分析

一、荆山在何地

《史记·楚世家》：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蒌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王事。传统观点都是说是在南漳荆山。由于史记中有封以子男之田，居丹阳，所以有许多文章就将丹阳与荆山连在了一起。应当说，史记中所说的辟在荆山，这个荆册是泛指，并没的具体指向，但后续的史家却都把它具体化了，特定的指向南漳。

网络图片：南漳主山寨全景图

荆山与丹阳，有很多楚史书籍讲荆山在南漳。有的则说丹阳在秭归。

网上查南漳简介：

史载公元前11世纪初，楚先祖鬻熊之子熊丽率族众南渡汉水来到偏僻的睢山，即今南漳县城西北36公里处主山寨。《墨子·非攻下》载：“昔者楚熊丽始讨此睢山之间”。之后，楚人熊绎建都于荆山之下，史称“熊绎丹阳”，在今南漳县城一带。《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楚人在丹阳生息发展，成为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一。

这个荆山，主峰高1410米，三面为悬崖，仅东南一隅有一险路可通。

主山寨位于南漳县东巩镇李庙镇主山村二组，海拔1410米，史籍记载，又名雕山、祖山，均与主同音。在主山寨的周围林立着座座海拔近千米的山峰，形成群峰拥簇、层峦叠嶂的壮丽美景。这里就是史籍中描述、今人考证、武大博导石泉教授及省社科院原顾问张正明先生论证的古代楚国境内名山之一的一一南条荆山主峰。

古人立国，不会选择在高山竣岭中，历史证明，人类对交通不便的高山竣岭的开发很迟，高山竣岭，山向林密，野兽多。开荒垦田很不容易，人类生存困难。所以这种论证不靠谱。

现代人都 知道，劳动创造了人，几百万年前，一部分古猿因环境改变了，被迫走出了森林，那时古猿最关键的是要生存和繁衍，森林古猿中一部分不走出森林的，上了树，因为有野果充饥，结果成了今天的猩猩；一部分到了平原，没有了森林，没有猛兽，草食动物多，于是能靠渔猎为生，以后有了种植，有了家畜，最后成了原始人类。早期人类使用的工具是石器，没有能力在森林中砍伐树木，开垦耕地。只有在接近有水的坡地或平原区，对灌木、荆棘才具有开垦能力。所以，现在世界各地的新石器时期的考古遗迹不会在高山竣岭中发现。在中国的长江流域的中游的荆湘地区，最早出现了水稻种植。

荆州走马岭新石器遗址

“南漳县地处荆山山脉东麓，境内崇山峻林，历史上这里战事频案，匪患猖獗，尤其是明清以来农民战争、流民起义以及民间土匪在这一带活动，县域山区兴建了大量堡寨，现共发现大大小小古山泰500多处，多数是民间自行出资修建，实际是当地居民的避难所，遇到战火或匪盗来袭，当地村民就搬入山寨避难。”

由于南漳旧城在古代位于荆襄古道的关键节点上，所以南漳旧城、新城均选择在河谷一带。楚人要选择此地创业，一个字“难”。”所以从地理环境来分析，楚先人不会选择南漳高山区创业。

西周时的罗国在南，卢戎国在北，楚人当年要在此讨生活，只有在高山竣岭中。所以后来有人居时，此地留下了许多的古山寨。

要说此地是楚人的辟在荆山的地方，没有地理条件。高山上的大树如何砍伐，陡峭的山坡上如何开垦耕种。当时的楚先民生产力不高，如何能在此地居住。因为当初周成王封楚是“方五十里”，不论是按长度单位还是按地域单位，南漳的地理条件均不能满足。

按春秋时的绪候的立国条件，齐国管仲有《管子•乘马》：“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埠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下必中准绳”又《管子•度地》：“天子中而处，此谓因天之固，归地之利，内为之城，城外为之郭，郭外为之土阆（空旷），地高则沟之，下则堤之，命之曰金城.” 《管子•度地》“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故地不辟则城不固...天下者，国之本也；国者，乡之本也...”

《管子•权修》：“夫国城大而田野浅狭者，其野不足以养其民；城域大而人民寡者，其民不足以守其城”显然，南漳与秭归，都不具备以上立国条件。

经考古资料，虽然在南漳考古发现有发现大约170万年前到公元前21世纪，南漳境内已有多处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的遗迹、遗物，卢戎国城文化遗址，并且发现了罗川遗址为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聚集地。但其它地方所发现的大量是东汉时期的古遗迹，楚墓遗迹极少（仅武安镇、庙山），且年代到不了春秋早期。

二、对辟在荆山位于南漳的质疑

搜索很多文献，当前楚学专家对早期楚国的考证，重点总是以文献为主，从不考虑地下考古文物对文献考证的影响，如史记中有楚王辟在荆山，筚路蓝缕，驾柴车，但是按南漳这种地形，什么车都走不了。

楚人在春秋时就有了战车，南漳地区对车马器及车马坑的考古发现，与秭归一样看不到。还有楚人是水稻民族，在南漳，也很难发现水稻或稻田工具的考古遗迹。

既然南漳荆山这种地理条件很难形成楚立国时的居丹阳的条件，那么，荆山地名的具体方位可能搞错了，先秦时，古人四处迁徙，地名也跟人跑。古时人们对地貌特征的认识较为简单，有土聚高于地面即称之为山。如山，土之聚也。——《国语·周语》。楚昭王说过“江汉沮漳，楚之望也”所以最早的荆山就应在江汉沮漳之间。先秦时，今江陵与枝江之间的地貌与之大不相同，那时有许多的土埠、土丘，荆人都称为山，叫＂荆山＂，荆山长满荆棘，楚人的初始创业，在此才是最方便的，因此地近水背山无高大山林，披荆斩棘即可开垦大片土地。此地当时距周室势力较远，人口发展也会比山区容易，所以楚国在此发展很快，军队建立以后，很快就有了与中原各国争霸的本钱。所以楚昭王说：“江汉沮漳，楚之望也”。这个江汉沮漳所在的山区才是楚人创业的“荆山”。

根据周风琴《云梦泽与荆江三角洲的历史变迁》中的插图改画

在南漳、秭归的高山林密处，楚先民要砍伐森林垦田极不容易。要开成水田更不容易。

如果楚立国是在南漳或秭归，受地理条件所限，楚武王是很难建立起三军（常备军）和宏大的战车车阵。春秋时，楚国与中原中原各国一样执行“三时务农，一时讲武”的“农、兵结合”制度。民就是兵，兵也是民。打起仗来就会很快有兵员。如果是在南漳与秭归的高山密林的条件，要采取这样的军事制度很困难。

既然楚国在熊绎时已立国，是国家就应有军队（常备军），地下考古就应有战车和兵器的发现，文献记载楚国在春秋时就有了舟师（水军）但是，在南漳，查有关的考古资料，未见考古遗存。因为史记说自熊熊绎立国直到楚文王迁郢，期间有三百多年，在楚武王时期有三军，楚康王时期有了舟师，三军与舟师要有一个较大的驻地，水师则要有较大的水面和水道。而这一些条件，南漳不具备，秭归和宜城的楚皇城也不具备。

春秋前期，诸侯大国一般有千乘，强卿有百乘。至后期，晋、楚各达5000乘上下。

目前经考古已发现了商代和西周时期的车马坑，说明商和西周时期已有了战车。

楚熊绎立国时是公元前1042年或前1027年，到楚武王熊通（公元前704－690）有三军时，已有三百年。届时，南漳地理条件不会有大变，因为直到今天，南漳的高山区的山坡山峰还是高山密林，能开垦的耕地极少。所以，自始至终，南漳不具备楚立国条件。

春秋时，楚子男方五十里，【周禮·地官·遂人】五家为邻，五邻为里。楚子男方五十里，若按乡里的“里”理解，五十里就有1250家。春秋时每300家出革车一乘，所以楚至少要出战车四乘。但是南漳的地理条件，要打造这些战车，是很困难的。所以很难发现车马坑考古遗迹。楚立国时被封为子男，按周制，子与男，是无军有赋，不需要出车兵，但要在打仗时出钱粮。南漳当时为高山区，耕地不多，出赋也困难。

文献记载，南漳开发较早，西周时已有卢戎国、罗国，楚人不会跑到卢、罗两国的地盘上搞创业。卢、罗两国也不会允许楚跑来抢地盘。后来楚屈瑕率军来打卢、罗两国，结果兵败，屈瑕在荒谷自杀。

楚立国初期，与北方强国接连打了几次大的战争，如灭了申国和吕国、邓国。其后又发生了楚子元伐郑，史载公元前666年楚子元率600辆战车讨伐郑国。

楚立国以后又发生了齐楚之战、泓水之战、城濮之战。这一系列的战争，说明当时楚国有了一支宏大的军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作为一国都城，对军队的集结和训练，必须要有一定的场地，这样才能有利于发挥士兵的战斗作用。因为在《国语·齐语》“卒伍定于里，军旅整于郊”的条件下，战士都是由“世同居，少同游” “居同乐，行同和，死同哀”的族人所组成的，他们“乡田同井，出人相友，守望相助”，所以在作战中能够做到“守则同固，战则同强”与这种“亦兵亦农”的军事体制相适应，诸侯列国通常采取临战征集军队的做法，并由国君临时任命军官统辖指挥。

《孙子兵法·军争篇》所说的“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云云，的确是当时“兵农合一”体制下临战征集军队的通例。一且战事结束，普通士卒便解甲还乡从事生产，而军官则重新为官理政。平时仅设置专职的司马等官员负责处理日常政事。《国语·齐语》：“春以蒐（春猎）振旅，秋以狝（秋猎）治兵。是故卒伍整于里，军旅整于郊。”当时各国把军事编制和地方行政组织结合起来。这种军事政策，春秋各国都先后执行，因为能满足各国争霸的需要。

按照文献记载，楚国的军队的兵种有骑兵、步卒、工兵、舟兵。全国军制有三军，其主要军事力量三军（即中军、左军、右军），是由王族子弟和贵族子弟担任的。楚王有京师（王师），地方有县师，大夫有私卒。楚国京师的战车称广，步卒。”《左传·宜公十二年》记，“其君之我，分为二广。广有一卒，卒偏之两”。《司马法》说：“百人为卒”。就是说楚亲军攻车（广）配备一百名战斗人员（甲士三名、步卒九十七君），比春秋时中原各国普遍编制七十五人要多。二十五人为一两，二两一偏，二偏一卒。每广有战车三十乘（或二十五乘），一军为二广，就是六十乘或五十乘，配备二百名步卒。三军就是一支非常宏大的军队，丹阳如果在南漳或秭归，楚武王这支军队，能否驻在王都当地，就是个大大的问号。

广有二卒，两下有伍，五人为伍。卒、偏、两、伍，即楚军车步兵的结构层次。尽管对楚车兵编制是否都“广有一卒”尚不能断言，但已知文献则大多表明楚车兵所配步卒多于中原。如“若敖六卒”，即指六乘攻车各配备一百人的兵力。虽然楚刚立国时可能没有车兵，战车是以后兴起的，但是楚国初期的军事策略是以对外扩张为主，进攻为主。车兵很快就发起来了，按南漳的地理条件，组建车兵，没有条件。

以后即使楚文王迁郢也不可能迁到宜城楚皇城，因为楚武王时的军制已非常厉害了，楚皇城地方太小，没有楚王师的驻地条件。到楚武王时的军制有两广，每广有战车三十辆，每辆车配步卒百人，分为两偏，每偏五十人。楚人的车战主要是以四马驾车，楚王有两广，即有战车五、六十辆；想想在南漳这样的环境，能满足楚车驰驱吗？

楚国的战车车厢宽度一般为1.3至1.6米，轮宽2米，所以道路一定要有一定的宽度，按南漳、秭归的地理条件，不能满足战车的行驶条件，所以这也是在南漳与秭归的地下考古中没有车马坑的原因。

今天很多学者认为中国古史，经几千年流传，因后人篡改较多，多有伪史。所以仅按文獻去考证，可偏有些历史学家就要以文献去考证，对文献不论真假，难免会出错。尽管中国有许多的历史文献对丹阳在何处，有秭归说、南漳说；但如果按这两地的地理条件，不可能。而且没有发现同时期的车马坑遗迹。这是最关键的。

说南漳是楚国故都，却没有车马坑遗迹，甚至连车马器也没有发现。看看中原其它各国，在故国都附近，都有车马坑遗迹的发现。楚国在《左传》中有记载，楚国已有战车作战。

南漳和秭归的地下考古难见车马坑，按地理环境分析，若作为楚故都，实难可能；可这一点，有些文章则避而不见。坚持以并不靠谱的历史文献为证。如《楚居〉出来后，网上有一篇文章说“夷屯”，说：“学界对于夷屯的位置，主要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夷屯在汉水之南的荆山一带。第二种意见认为夷屯应靠近楚的夷陵，夷陵是楚的先王陵，位于宜昌，临近沮漳河流域。”但事实是熊家冢楚王陵在荆州市与当阳市、荆门市三市的交界处。即古江陵的地域范围内。

對楚都的探索，应以考古資料為主，确定一個古国的故国都，应該从：

1、军事地理环境；

2、生产生活遗迹；

3、墓葬制度（含陪葬器物）；

4、有无国王陵墓；

5、国家的军事遗存；

6、宗教、礼仪制度等。

前五项都可以以考古为证。仅后一项则需要从文献研究。总之考古与文献结合起来，才是正确的。如果按以上五项条件，南漳、秭归和宜城的楚皇城，均不能满足。

如果地下考古有文字自证，是最直接的证据。

参考文献：

1、豆丁网《湖北南漳历史城镇空间形态研究》

1、李伯谦《文明探源及三代考古论集》

2、南漳政府网〈《南漳简介》

3、喻宗汉《楚国军事特点浅探》

4、孙机《载驰载驱 中国古代车马文化》

5、周风琴《云梦泽与荆江三角洲的历史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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