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辛德拉观世界

编辑/辛德拉观世界

１９１４年６月２８日，奥匈帝国皇太子夫妇在萨拉热窝巡视途中被塞尔维亚人加夫里诺普林西普刺杀身亡，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压抑已久的矛盾爆发，经协调未果后，７月２８日，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宣战，德国、俄国相继卷入战争的旋涡，一战爆发。

欧战的爆发与德国形象的上升

这场大战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在中国也引发了极大的关注，“庙堂之士、圜園之夫，每相见必以欧战为一谈资”注意到一战对西方带来的变化的同时，意识到中国也必将受到这场旷世大战的影响。

正如梁启超所言，“新时代行将发生，举凡一切国家社会之组织，皆将大异乎其前”。他将这场巨变的过程比作“蚕将化蛾”，现在就是全世界在“作茧结蛹”的时候，此时“静观其蕃变剧嬗之迹”是“天下趣味最饶之事”。

况且对于中国自身来说，尽管现在“幸超然立于事变之外，其直接所蒙影响不甚剧”，但是也要考虑到“战后之狂潮，势必且坌涌以集于我”中国思想界己经做好接受这场大战带来的冲击的准备了。

不负所想，德国在战争爆发后以一国之力而敌全欧的表现，令中国思想界为之一惊，感叹之声不绝于耳。其实早在普鲁士击败法国，建立德意志帝国之后，德国．便已经跃入世人心中一等帝国主义的行列。

此后，德国国力蒸蒸日上，尤以军工行业领世界之先。所谓“欲学商业者不可不通英文，欲学法律者不可不通法文，欲学陆军及工学者不可不通德文”？，正可以证明这一点。

不过相比于军工，当时中国思想界对德国的关注点多集中在民族主义上。彼时世界“不外两大主义活剧之舞台也”，其中之一就是“民族主义”，中国内部的政治矛盾也围绕着“民族主义”而展开。

虽然满人立宪派、汉人立宪派或是革命派，对民族主义的需求各有不同，但是他们都认同“民族主义兴国”这一观点。

他们认为“我民族今日权利尽失，疲靡茶葡，‘支那人’三字为地球上可嫌可恶之名词”，都是因为“民族主义不发达的缘故”，而“德、意二国之独立，皆食此主义之福而收文明之效果者也”

不过相比于英法等老牌帝国主义强国，欧战前的德国在国人心中的地位尚处于一等帝国主义行列稍末。直到欧战爆发，德国非同一般的军事实力，使它在国人心中一等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排名迅速上升。

观此现象，钱智修不禁发出德国建国“不过四十年，而进步之速如此，其前途宁有涯哉”的感叹。他在对俄、英、法、德四国进行对比之后，直言“俄法之霸业，已成历史上过去之事迹矣”

今日的欧洲大战与俄法两国也无甚关系，只是英德两国的争霸之战，战争的结果也仅是英德谁能掌握霸权而已。此时的德国满获胜誉，真可谓“今之龙象蹴踏霞骇一世者，非德国也耶”。

即使是在欧战结束以后，每提到“强”，邵力子便会联想到德国，盖因欧战时“确以德为标准国”，在战争的前两年，他也一直坚信“德国必胜”。与此同时，时人也在思考，相比于历史悠久的中国，仅仅建国数十年的德国可称得上是“呱呱于文褓中”。

此前他也是“华离破碎，分隶数国羁轭之下”，但是现在却打破了桎梏，一跃而至国家等级的金字塔顶端，这使中国人既怅然若失又热沸腾。

意识到“国之兴替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观世者徒睹人今日之盛美，而岂知其所以致此者，固自有道非幸获也”。

而“今日中国人所最宜则效者为何事，则列强始建国时或始改政体时之事是已。其最近而最足使人兴起者，孰有若德国哉”。

既然新兴的德国可以依靠此“道”，仅用数十年发展强盛，若是中国借鉴德国的发展之路，或许也可以达成救亡图存，变法强国的愿望。

此时德国的“道”就是“德意志主义”，也就是“军国主义”和“国家主义”。

势力即正义：军国主义与国家主义之传播

由于欧战在中国国内引起了前所未有的热度，各大报馆杂志亦纷纷聚焦于局势发展，关于战事态势、各国通告等消息都源源不断的传至国内，这段时间国人对欧洲的了解前所未有的清晰起来。

纵观战局，这场战争的主导者已经不仅是奥塞两国，更多的是德、俄、英、法之间的博弈，他们博弈的过程也向国人昭示了“强权政治”下，“法理”的苍白无力。

一等国者能存在的实据，不外处国际竞争弱肉强食之间，而其国能卓然有以自立，夫弱肉强食云者，即我不灭彼，彼必灭我之谓。

恰逢此时，日本在列强无暇东顾之时，公然进攻青岛，不顾中国主权和中国人民的情感，夺取德国在山东租界的殖民统治权。

此举显然是将中国当作任意欺凌的对象，中国若不想陷入任人宰割的境地，就“必赖有抵抗他国之实力，能抵抗斯，能进取，能并吞斯，能保存”。

但是，很明显此时的中国并无与之抵抗的军事实力，中国政府也只能在口头上表达不满，发表谴责，而于实际行动上无所作为，也无力作为。当时，由于殖民主义的盛行，弱国为祸乱之源的言论极为流行。

“谓全世界之祸源地有二，其一则泰东之中国，其二则近东之巴尔千”。这种“受害者有罪论”使梁启超不禁感叹“盖法理非为弱者而设，既久为明眼人所道破。

今兹战役发生以来，而‘势力即正义’之一语尤有种种事实以为之证明，在今日而新新争法理之曲直，宁非痴人说梦”。

这种既愤懑却又无力抗争的无奈萦绕在国人心中，自清末以来一直笼罩在国人身上的强烈的亡国灭种的危机感。

经过欧战的“势力即正义”和“二十一条”中“弱肉强食”的催化，使得国人愈发意识到，作为一个国家“立于二十世纪之世界，而不以铁血为主义，非脆虫泣虫，则谓之供解剖之雏形果”的现实。

同时也愈激发了时人对武力和强权的追求之心。加之上文提到面对欧战中德国所向披靡的军事实力，越来越多的人想要通过探讨德国的“道”来增强中国的实力，作为德意志国家指导思想的“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因此迎来了传播的高峰期。

自晚清起，有关国家主义与军国主义的思想就一直存在于国人的讨论中。２０世纪，国家主义兴盛于西方，受此影响，国内建议政府采取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呼声也逐渐升高，但是这两种主义在国内依然是备受争议的话题。

对于国家主义，《东方杂志》社说一栏，将其与平民主义相对比，认为如果现在这个时代还用“平民主义”，必然会“致令国内纷乱，势必鹬蚌相争，渔翁得利”。那中国“何能自立图存？惟有国家主义盛行，则上下一心，遐迩一体。

国人皆相互团结其合群之魄力，发爱国之精祌，然后众志成城，急公仇而缓私仇，先国事而后家事”，如此，“其国未有不盛，其种未有不昌者”，所以“欲致和平之幸福，为伟大之国民，必自尊重国家主义。”

但是也有人称“一般国家主义者，并不是真正的爱国，那都是些挂羊头卖狗肉的，不过他们要在中国造成一种恶势力，或利用一些军阀以达到他们把住政权的野心”。

有关军国主义也有“谓此主义与革命暗杀，实为绝对，故于中国革命之前途有碍”的批判，与“殊不知军国主义者与革命暗杀实风马牛不相及，盖军国主义者，即中国昔日穷兵黩武，拓地海外之谓，而西人释之为过度之尚武精神”的误解。

一战爆发之后，德国成为军国主义和国家主义的代表，关于这两大主义的赞扬声越来越多，或者说对这两大主义带来的强国效果的认可越来越多。

军国主义与国家主义时常相伴出没于各色期刊文章之上，由于两大主义之间的特殊性，战争初期，二者经常会在文章表述中被视为“一体”，并不会进行细致区分。

从上述语言来看，杜亚泉对军国主义的批评不可谓不重，但是批评军国主义并 不意味着他否认武力的国家主义。恰恰相反，他极力主张，当此之时，中国应该实 行武力的国家主义来振兴国家军事实力。

总之，伴随着德国及其所代表的军国主义和国家主义热潮在中国的流行，思想界中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意识到军国主义和国家主义的优势。

就像《新青年》读者 所致的一封信中所说，中西国民强弱不同的原因很多，但是追本溯源，“中人爱和平，西人尚武勇，实足为其总因，故窃谓德之军国主义，最适于今日之中国”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