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湘西形象，讲好中国故事，是沈从文毕生的崇高事业

何小平

当今世界，国际局势风云幻变，面临着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的千年巨变。巨变之下，中华民族正在崛起。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成立以来，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通过持续努力，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正在逐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华民族的复兴，是经济的复兴，也是文化的复兴，意味着中西部统筹发展，意味着乡村与都市整体进步，意味着中华大家庭各民族共同繁荣。而审美和艺术是对外在客观世界的再现和对内在主观世界的表现，当下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今蓬勃发展的中国故事需要审美呈现，崭新的中国形象也需要艺术的反映和审美的呈现，这是时代的诉求和历史的要求。面临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诉求，当今中国审美和艺术，需要坚持时代的使命感和民族复兴的责任感，讲好中国故事，建构与传播中国开拓进取、艰苦奋斗而又具有生机与活力的国家形象。

以史为鉴，回想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旧中国，内忧外患，面临着空间危机、经济危机、文化危机，社会处于动荡之中，各项发展处于停滞之中。中国出路在哪里，中华民族复兴之路究竟在何方？如何应对国家空间危机和文化危机乃至生存危机，许多知识分子在思考，究竟是回到传统，还是利用西方民主与科学的思想，还是立足于民族传统进行文化重造，去重构民族崭新的文化空间、思想空间等等。中国近现代以来的空间观念的突变与社会、文化的全面转型，构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现代性问题的语境。沈从文走向文学创作道路，对中国乡村与都市进行全方位的审美表述，也是在中国近现代这种社会现实状况和思想语境下展开的。因而说，在中国近现代社会全面转型的历史背景下，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是湘西的，也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一

二十世纪上半叶，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是世界文学中重要的文学形象。其文学“湘西世界”是一种带有鲜明审美属性的地域空间形象，也折射出了中国二十世纪上半叶社会发展的艰难历程。沈从文的这种审美化了的地域空间形象立足于现实湘西乡土，从自然景观到社会事像，突出其空间性和地方性，艺术构建湘西的诸多美好；沈从文的湘西地域空间形象的审美建构，也立足于湘西文化相对于现代文明和都市文化的异质性，用承古楚而来的感性文化去反思现代文明和都市文化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以获得对湘西传统与地域文化的自信，这何尝不是沈从文此时有效的文化反思策略。可以说，沈从文在中国这片热土上，发现了湘西迥异于现代都市文化的空间异质属性。沈从文的乡土文学创作中，其文学形象塑造立体鲜明，感性色彩突出，地域空间属性强烈。沈从文笔下甚至出现了许多诸如洞穴、荒野、角落、集市、戏台、防御体系（边墙和碉楼）在内的空间审美意象。这些地域空间审美意象包括了物理空间、心理空间和精神空间的建构。基于丰富的地理空间形象塑造，强化以传统与现代文化反思意识，沈从文笔下的空间意象，有现实，有理想，有反思，有批判。比如沈从文名篇《边城》中，渡口、渡船、河码头、白塔、碾房、吊脚楼等空间意象里，内蕴着其精神关照，这些都是《边城》地域空间建构的重要元素。除了这些物质性的建构元素之外，其地域空间建构里还包含了大量的精神性元素，比如宗教观念、道德理念、伦理思想等等。例如作品《边城》中的“码头”空间形象里何尝不充溢着人之间的温情，构成了迥异于现代都市空间的异质性所在。这些地域空间意象都是构建湘西整体地域空间形象的有机构成部分，相对于现代的和都市社会空间，湘西本身就是一种异质空间。不一样的山，不一样的河，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处世之道；不一样爱恋婚姻方式，不一样的精神活动方式等等，共同形成了不一样的生命存在样式。

沈从文笔下“湘西世界”审美形象的塑造，基于三个方面的心理驱动：其一，是沈从文在都市中遭受到的种种精神压抑，促使他魂归故里，故乡构成了他的精神寄寓之所。其二，充分展示自己故乡之美，以此审美建构湘西地域空间，来反思现代文明和都市空间文化。其三，为人类的远景凝眸，思考人类生命的本真状态在空间生存上的各种表现、各种形式，去追问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从而在艺术创作思想上突破了狭隘的地域表达视角，关注人作为类存在的生命特征，建立起了以人类为艺术本体的创作思想高度，从而对于湘西、对于整个中国甚至是整个人类的关注，充满了柔情，正如沈从文在《历史第一条河》中自我剖析的那样，“我会用我自己的力量，为所谓人生，解释得比任何人皆庄严些与透入些!三三，我看久了水，从水里的石头得到一点平时好像不能得到的东西，对于人生，对于爱憎，仿佛全然与人不同了。我觉得惆怅得很，我总像看得太深太远，对于我自己，便成为受难者了。这时节我软弱得很，因为我爱了世界，爱了人类。”

因而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是湘西的，也是中国的，更是人类的，因此沈从文有了为人类代言的文化立场和思想高度。这种为人类代言的文化立场基于现实主义精神，终于浪漫主义，赋予了其艺术创作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在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的驱动之下，沈从文的艺术创作最终褪去了“乌托邦”式的幻想，回归到旧中国这块正饱受苦难的土地上来，进行贴近土地式的写作。其“湘西世界”不是空间楼阁，不是虚无缥缈，而是立足于乡土，书写乡土，为乡土服务，这也是沈从文的乡土文学精神之所在。沈从文在《<新与旧>译序》中曾经对自己的湘西审美表征做了解释，“来到都市已六十四年，始终还是个乡下人。我不习惯都市生活，苦苦怀念我的家乡。怀念我家乡芳香的土地，青翠逼人的山峦和延长千里的沅水。尤其是那些同我生活在一起二十年的人们，他们素朴、单纯、和平、正直，我对他们怀着不可言说的温爱。我的感情和他们不可分。我梦里也听到暗夜河边谁家吊脚楼下一只小羊固执而柔和的叫声。我也写城市生活，写城市各阶层人。但我更喜爱的还是那些描写我家乡人事哀乐的故事。”沈从文基于现实主义艺术精神，对旧中国社会日常生活空间进行审美表述，通过对旧中国乡土形象和都市形象的审美建构，由此去再现旧中国空间危机、文化危机、精神危机等社会现实，从反映历史的宽度和深度方面而言，都能反映中国现代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度，这是沈从文有别于鲁迅等其他现代作家的现实主义，从浪漫中见出现实，从温情中透彻残酷，从绝望中见到希望，这些貌似矛盾的思想意蕴中，也反映出了沈从文对旧中国日常生活空间形象、空间意象进行审美建构的艺术张力。

二

新中国成立后，沈从文接受了新中国政府所组织的对知识分子进行的思想改造活动，参加了华北大学和华北革命大学的政治学习以及四川内江的土改运动，从一个自由主义思想的旧知识分子转化到了一个以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当代知识分子。自此，沈从文坚持了一个当代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积极参加到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之中，进行文物研究、历史研究和博物馆建设等各项工作，成绩突出，也成了我国当代知名的历史学家。新中国成立后他的主要工作领域时在物质文化史研究工作遗迹文物的展览工作，但是他并没有彻底放下他的笔，依旧在坚持文学写作，以大量的书信、散文、诗歌甚至小说等文体，一如既往持续着他的国家想象，极力书写改天换地、日新月异的新中国。由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沈从文的艺术思想和视角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强化了艺术服务社会的功能，以我手写我心，记录了新中国成立后祖国大地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农村和都市空间展开了描写，激情呈现新中国日新月异、充满生机获利的空间形象，充满展示了他的国家情怀。更何况新中国成立后，沈从文呕心沥血，立足于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研究，尤其重视视觉类文化遗产，倡导古为今用、相与为用，为新中国的文化重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成为了中国当代纺织考古学的创始人、中国当代形象史学的奠基者和开拓者，沈从文本人何尝不是展示新中国精神风采的绝佳典型案例；沈从文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为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学术践行，何尝不就是新中国浴火重生的一曲赞歌；讲好沈从文的故事何尝不就是讲好中国的故事，这些在逻辑层面上也是成立的。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以乡土文学创作知名于世，他和鲁迅等人共同组成了中国现代乡土文学景观，那么靓丽动人。乡土文学本身，就意味着文学创作中，从题材选择到形象刻画，再到意义建构，都体现出了了鲜明的地域空间性，表现出强烈的空间反思与空间批判意识。沈从文文学创作中的空间表述，并不仅仅限制于乡土空间，还有他的都市空间书写，也不限于新中国成立前，还包括有新中国成立后，他都有大量的乡土空间和都市空间书写，成为了沈从文在新中国成立后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之后的国家想象的一部分。沈从文的空间审美表述，立足于生命存在的空间性，把中国二十世纪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空间和空间性问题作为文学表达的目标指向，塑造丰富多样的空间形象和空间意象，揭示空间意义，以此来审美展现中国二十世纪浴火重生的艰苦历程。沈从文对包括新中国成立后的二十世纪的中国乡土空间和都市空间进行了深度而又全面的描写，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艺术创作中国家想象的有机的组成部分，服务于对中国二十世纪社会状况的艺术表现的时代需要，彰显出了沈从文鲜明的国家意识和强烈的国家情怀、历史责任感。沈从文笔下的空间审美表述，通过艺术建构空间形象，凸显其空间意义，对于反思中国二十世纪社会发展，思考人类生命之本真、至真至善之诗意栖居理想，对当代中华民族复兴背景下中国空间形象的审美构造，对新中国国家形象的艺术生产与传播，对民族文化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尤其对目前乡村振兴方略下全域旅游文化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三

二十世纪，沈从文对中国乡土与都市的地理景观和人文景观都有大量的空间描写，对这些地方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进行了审美和艺术的呈现，建构了许多美丽动人的地域空间形象，这些都是宝贵的旅游空间再生产的文化资源。问题在于，面对沈从文留下的文化怎么挖掘，怎么打造、怎么凝炼空间旅游品牌，怎么利用，怎么进行旅游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这些问题值得斟酌。沈从文已经老去，但是沈从文如同他留下的诸多的智慧成果一样依然在熠熠生辉，他的文学作品和学术研究成果本身也已经成为了中国宝贵的文化遗产。因此说，沈从文本身就是二十世纪中国非常奇特的文化现象。在当下乡村振兴和全域旅游国家政策导向下，怎么充分利用诸如沈从文的审美表述、学术研究之类的文化遗产，以促进全域旅游建设对自然与文化资源的全面开发利用，具有现实意义。更进一步而言，在中华民族振兴的背景下，如何利用艺术创造实践中的空间审美表述成果，对自然空间、精神空间进行再生产，从而反塑与建构一个生态、文明而幸福的社会空间，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讲好湘西故事，审美建构中国形象，这是沈从文一辈子的崇高事业。如今讲好中国故事，建构美丽中国形象，也已经成为了广大艺术家的时代责任与历史担当，这正如沈从文在《卷头语》中所说的那样，“我们生活若还有所谓美处可言，只是把生命如何应用到正确方向上去，不逃避人类一切向上的责任；组织的美，秩序的美，才是人生的美！生命可尊敬处同可赞赏处，全在它魄力的惊人。表现魄力是什么？一个诗人很严肃的选择他的文字，一个画家很严肃的配合他的颜色，一个音乐家很严肃的注意他的曲谱，一个思想家严肃的去思索，一个政治家严肃的去处理当前难题。”

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宏大视域下，怎么讲好沈从文的故事，也显得价值非凡，意义重大。近日，湖南卫视推出的纪录片《沈从文与湘西》，正以创新影像、写意美学回溯沈从文的一生，及他与湘西的双向“滋养”。这部纪录片不仅跟随沈从文的文字，尽量还原了其笔下的湘西，亦以当代影像映照出一个跨越了时光的生动、立体而真实的湘西，一个新时代发展中的中国城市。沈从文作为中国现代杰出的、具有世界声誉的文学家，其文化思想、审美思想、艺术思想及其艺术创作皆具独特性。他突破了湘西地域本土视角，以国家形象建构为本位，在传统与现代的双重视域下，在中国现代乡村与都市的地理、历史、文化空间的总体关照下来反思中国形象的建构问题，来憧憬中华民族文化重建与文化复兴问题，创作具有浪漫主义和现主义思想的融合特征。沈从文从二十世纪上半叶到新中国成立后，对于中国乡村与都市的空间表述，立足于中国国家形象的艺术建构，审美反映了旧中国惨痛的社会事实，历史地再现了二十世纪新中国成立后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讴歌了社会主义新中国日新月异的建设成就，极其浪漫地憧憬了中华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沈从文笔下的地方镜像与国家想象，立足于对中国传统乡村与现代都市的空间审美反映，艺术建构了许多立体可感的空间形象和空间意象，对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的国家空间重建、文化重构的反思有着参考作用；在艺术创造实践层面上，对二十世纪以来新旧中国的国家形象的艺术建构也有着积极的启示作用。

（作者系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