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与十三太保(7)：由襄阳失陷说到康泽被俘

大陆“沦陷”，国军中被俘的将领，如宋希濂、范汉杰、杜聿明、郑洞国、康泽、王耀武诸人，其自始至终“铁铮铮地坚贞不屈”，表现出“黄埔精神和铸军魂的”，当以社聿明、康泽二人为尤。除了杜聿明在中共战俘营里，所表现的不屈服、不悔过，反抗到底的情形，至于康泽在战俘营的情形，虽然我们还没有看到关于他的正面或反面的报道，但就笔者根据两项事实来推测，可以断定康之“反抗不屈的精神”，或较杜氏尤为顽强与坚忍。

康泽

一、毛泽东独不赦康泽

事实之一是：中共为了便利统战工作，表示宽大政策，曾先后颁布两次以上的大赦令，如上述的杜聿明、王耀武诸人，均获得毛泽东的宽大政策的宽待，被列名于大赦令后，唯有康泽这个顽固的反动分子，是无资格享受毛泽东的宽待政策。

后来，张治中和刘斐这两位将军，觉得有点不过意，还联袂亲向毛泽东替康泽陈情请命，认为杜聿明即蒙主席特赦，康泽似乎也可同邀宽待？张、刘二人这一举动，虽然没有遭到毛泽东的斥责，却也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钉子。

毛的答复是：康泽在国民党反动派中，一向做着残杀革命同志、与人民为敌的特务头子工作，组织上在大赦中不省释他，是对他一种安全照顾，否则的话，人民和烈属必将向他清算血债，那时他的安全便成问题了。

康之不被中共大赦，自然是由于他不肯归降，因此，中共认定他始终是一个与人民为敌的反动分子了。

事实之二是：当民国三十八年冬，笔者潜踪上海，尚未来港时，曾见到一本《解放画报》，画报上除印有中共在历次战役中缴获国军的轻重武器陈列的画片外，上述各将领被俘后的照片，也分别影印在画刊上，而且每个照片下面，都有一段简历的说明。

在一二十桢照片中，特别使我怵目的便是康泽的照片，因为他照片的头部已用一大块白布包扎着，纯是一个伤兵的打扮，初看去几乎难以认识。再一细阅下面的说明，上面大意写着：「康泽，四川人，蒋 x 帮黄埔四期生，多年主持与人民为敌的别动总队的特务工作，和反动的三青团组训工作，最后任蒋 x 帮第十七绥靖区（里阳）司令，终于在人民解放军英勇作战下，胜利地在襄阳将他俘虏了。他在被俘的时候，还不肯向人民低头认罪，企图自杀，他的头部用白布包着，便是由军医院替他裹的自杀的创伤。」由此我才知道他在城破被俘时，曾企图自戕而未能如愿。

二、生而辱，不若死而荣

从上述两项事实来看，可以知道他在被俘之际和被俘以后的一些奋烈惨毒的困境。他以一个黄埔军人，和「复兴社」的核心——「十三太保」之一，主持过多年的剿共军事、政治情报工作，和中共有着数不清的血债，他深深醒悟到，一旦做了俘虏，义既无可苟全，势亦难以幸免，他在这「生」与「死」、「荣」与「辱」的最后关头，不能不做「勇」与「怯」、「苦」与「乐」的最后抉择了。

终于，他选择了「生而辱」不若「死而荣」的“勇敢”一途，毅然以“殉道的精神”，来保留「不做降将」的传统。可是，生之自由，固不易求，死之自由，又谈何容易呢？任何一个人在这「成仁取义」生死两不自由的困境中，其所遭遇的惨酷与悲苦，当不止于南冠楚囚的徒以泪洗面的啊！同时，任何一个人在这悠长的磨折岁月中，如非百炼金刚，其精神意志没有不崩溃的。

康泽对于「校长」蒋先生，可说是忠贞不贰、矢志不渝的，任何艰巨之事，只要是蒋先生命令或意志，他必排除万难、委曲以从，虽贻任何恶果而不悔。盖其服从实出于至诚，不是勉强矫饰得来的。

但他今日的俘囚生活与结局，要亦由于这「过分服从」所招致。当民国三十七年康氏奉命担任「第十七级绥靖区」司令官，驻襄阳，其作战区域，则划归武汉的「华中剿匪总部」白崇禧将军节制。是年六月，中共部署在华中展开攻击战，到了七月上旬，中共部队已推进到襄阳城的外围据点，双方展开激烈的攻防战，其伤亡情形，两方面都有相当惨重。本来在襄阳战事接触开始，华中剿匪总部所给予康泽的作战指导，是要他扼守襄阳城后山高地，取居高临下的建瓴之势，借以控制全城内外据点，并互为策应。但经过数昼夜的猛烈战斗，已有相当伤亡，固守城外各据点，则势分力薄，不如放弃外围，集中全力，保卫城内各据点，以等待援军之来到，然后分进合击。

三、蒋先生的一通电令

蒋先生就在七月十三日给康泽一通手令式的电报的指示，其原文如下：

康司今官：真（十一）电悉，南北两方援军，最迟必于哿（二十）日前赶到襄阳，中正负责督促勿念。至电中所述匪部装备与战况，以余判断，认为危险期已将过去，匪迫近襄阳外围各据点，激战恶斗已达数昼夜，匪部攻势之损失，将比我军伤亡更大。而且对方作战无后方，弹药之接济，照屡次战役经验，匪部弹药绝不能持久三日至五日时间，尤其各种炮弹之补充更为缺乏。在过去数日之激战，其枪炮之攻势虽甚凶猛，但其炮弹必因争夺外围山地消耗殆尽。何况山炮之威力，并不能轰破我坚固之城墙耶！故此次如我决心退守城内，集中全力防御匪部来攻之办法，则必能击退匪部，确保安全，有时且可乘机转为攻势，歼灭疲乏之残匪，何况有我空军昼夜前来助战，非匪之所能及也。唯此全视主将之智勇与决心而定。历来革命苦战之役，当军民惊惶失措之际，独赖主将指挥若定，则过一时期自必转危为安，一般军民亦不知其所以然也。吾弟经过此番风浪，渡过此一难关，以后不唯胆识可以因之大为长进，而且立名成业，亦起于此矣。只要信赖余言，坚忍镇定，匪虽凶猛，其如之何？弟以为如何？中正手启御机元印。

康泽于奉电令后，经过一番权衡轻重得失，虽然两处的作战指导歧异，终于他还是遵照了蒋先生的命令变更部署，并于次日（十四）电复蒋先生，报告中共部队攻势情形和变更部署经过，其电文如下：

南京总统钧鉴：七月元日御机电令悉，甲：匪对襄阳攻势已由山地转到城垣，昨前两晚，城东、南、西三面战况至为惨烈。乙：为集中兵力，遵照钧示求守。寒日十三时起，将山地部队转移城内。丙：此间军民感戴钧威，士气民心均甚奋发。职当仰体训诲，坚忍镇定，团结军民，严明赏罚，誓竟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期达固守待援之使命，祈释钧注！康泽寒叩。

四、人谋不臧，名城“沦陷”

按前一通电报，可以了解蒋先生对于部属尤其「十三太保」谆谆训勉之意，不但对于敌我双方瞬息万变的作战情况，要在千里以外收到指臂之效，而且对于康氏未来的成名立业，亦殷殷寄以期望。其爱护关切之情，殆有如家人父子焉。世传「十三太保」，始于唐代沙陀李克用以十三个义子，封为「十三太保」，以今拟昔，自也无多让了。而后一通电报，更说明了康泽之奉命唯谨，虽蹈越级指挥与越级服从之嫌亦在所不顾。总算是千古难逢的遇合了。只是，这种「遥制」的方法，对战场指挥官不仅局限了他的临机应变适应、适切的处置，而且使他时时处于听候上命，招架敌人的被动地位，无法发挥将略天才。

中国传统兵法，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于心」的理解，必须是针对当前瞬息万变的敌我情况，在间不容发、稍纵即逝的有利时机下，加紧掌握予以最完满的运用。如果派一兵、移一步亦必听命于千里外的统帅，未有不违时失机自取溃败的。论者谓：国共作战的失败以此，而近数十年来，中国始终培养不出真正的将才也以此。其对与不对，只好让未来的史家去做公平的结论了。

由于上述的人谋不臧，终于使到这座襄阳名城不三四日间便告“沦陷”，而康泽也随之而遭遇到做俘虏的命运。原来，就在这两通电报先后一往一来的两天后，中共方面即迅速集结所有可用的兵力，发动了最猛烈的攻城战。原来我军放弃的城后高山地，却给共军轻轻易易地利用做大炮阵地，向城中凭高陵下地俯轰，城中的守军，顿时被轰得抬不起头来，形成麻痹状态，于是共军毫不费力地登上了襄阳城。共军攻进城后，因为投鼠忌器，中共后山的大炮不能再轰，我军才再鼓勇气，展开巷战，与共军血肉相搏，经过了一日夜的浴血苦斗，终于康泽在力尽援绝、溃不能支下而被俘了。

五、杨永泰口中的妙用

康泽，号北民，虽是黄埔四期出身，却始终是做着组织、训练工作，从未指挥军队打过仗。他由俄国莫斯科留学归来，便派在中央党务学校（政治大学的前身）任训导工作。

由于他是军人，而在莫斯科所学的又是那套严格的组训工作，因此，深为党校的同学都反对他。一天，蒋先生到党校巡视，忽然发现墙壁上贴有「打倒小独裁者——康泽」的标语，到了校本部后，立即召见康泽，问他：「学校为何不满？」康答道：「党校的训导工作，应该是以军事的训练、政治的组织，来强化党的新生力量，和严肃的纲纪，但是学生就因此而表不满。」蒋先生认为他的一套组训理论，相当严格，便连连地道了好几声「好」。不久，在华中展开了剿共工作，他便调在蒋先生左右，与贺衷寒诸前期同学参加「复兴社」的组织核心，继之便担任对共的军事、政治情报工作——别动总队长，并主持「星子特训班」的训练任务，从此，他由一个党校的训导员，竟一跃而为风云人物了。

他领着一支全部短枪的武装特务部队，东征西剿与共军周旋，当围剿后期，军事当局在江西实施碉堡政策，从星罗棋布的据点，来逐步围堵共军。某次，南昌行营召集军事会议（碉堡），一时将领都齐集行营中，关于碉堡攻防问题的研究，先由杨永泰秘书长主持，最后由蒋委员长指示要点。康氏一看军用地图上所标识的碉堡位置，只在赣东、南、北三方面建筑得整整齐齐，独缺了赣西一角，他心中觉得纳闷，忍不住轻轻地问道：「全省碉堡，何以独缺西方，所谓围剿应做如何解说？是否有何困难？……」杨永泰不等他说完，便微笑地答道：「这不是工事上的缺点，而是军事上的妙用，你且不必管它好了。」康氏听了这一解说，仍然不明白所谓「妙用」何在，但当会场中虽然蒋委员长不在，也不便再说什么了。直到散会，他便悄悄地跟进秘书长的办公室中，杨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一见他进来便知道来意了，便附著康的耳朵说道：「朱、毛已成瓮中之鳖，迟早是要消灭的。不过湖南的何键、四川的刘湘，始终对中央是阳奉阴违，中央的势力始终被他们拒诸于门外，中央既不愿冒轻启战端之名，自不能不利用这假道于虞之计。其网开一面的妙用在此，你总该明白了。」

六、率部入川，衣锦荣归

康氏听了这话内心特别兴奋，他觉得中央的威令，即将通行无阻于故乡四川了。于是，他计划著对别动总队的人事与部署做种种准备了。到了民国二十三年的秋冬之交，朱、毛果然受碉堡政策的压力，开始「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到了次年，康氏也就率领着那支武装特务部队，担任着入川参谋团的前站，进驻到重庆浮图关。重庆原是川东冲要之区，而浮图关却是重庆形胜之地，其声威扬厉，直可以慑川中诸将，不仅是衣锦荣归的习俗之意义了。这便是康氏事业声名发展到最高峰的阶段。

抗战后的三年（民国二十八年冬），中央为了充实三民主义的新信徒，与中共做争取青年的竞赛，成立了三民主义青年团，蒋先生对于「十三太保」诸人，始终是另眼相看、信赖备至的，他认为「复兴社」既已无形中停顿了，但关于青年团的组织训练工作，仍然需要他们。于是，除了派刘健群任中央团部的常务干事兼书记外，其最重要而最具权力的组训处长，很自然地落在康氏的肩上。在抗战中后期这一段时间，他始终担任这工作，对于青年的组织、训练种种设计规划，确也表现得相当成功。而在人事方面更是广为延揽，多方罗致，由于他成为黄（埔）、复（兴社）、青（年团）三位一体的精神堡垒，因此，除了黄埔、「复兴社」关系的人，必然安排外，同时，对于一些文人，也尽量加以罗致，像在香港的立委和政海中人，如涂 x 遂、周 x 贤、程 x远、刘 x 达等等，当年便都是康的夹袋中人。

七、大局逆转，效死勿生

到了民国三十四年，青年团中央干事会改选，蒋经国以江西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三民主义青年团江西支团干事长的身分与基础，当选为中央团干事，这虽是由地方而洊升到中央，但却只是一条光杆子，可干的事并不多。但蒋经国是个好干喜功的人，同时，他在江西却又觉得待腻了，在进退筹思之下，终于他决定放弃江西的职务而进人中央团部，而且向蒋先生当面要求，指定要康的组训处长。这一来可把蒋先生为难起来了，一方面是「爱子」，一方面是高弟，究竟何去何从呢？经过了再四的考虑，觉得经国在江西这多年，也应该要他回到中央见习见习一些军国大政了。于是，便召见康泽做了一次恳谈，并且鼓励他再去美国考察一番，将来再行大用。康氏对蒋先生只有服从，何况接替的人又是这位师弟蒋经国，自然只好退让贤路。不久，他在公私诸事摒挡就绪后，也正是抗战胜利之际，于是便铁马摩空地横渡太平洋赴新大陆了。

他在美国考察了一年多，由于美国的民主政治风气特别浓厚，因此也就影响了他个人对政治的观念，觉得今后唯有走向民主政治一途了。等到民国三十六年回国，也正是我国行宪准备工作的开始，于是他回到故乡四川竞选立法委员而且也当选了。迨三十七年国共战争节节失利，华中地区也渐渐吃紧起来，非有几个实心任事、忠诚可靠之人去主持不可了。康的忠义是蒋先生素所知道的，终于派他出任艰巨，肩起华中重要地区（襄阳）第十七绥靖区司令了。在他荣膺新命的时候，我的一位朋友甘友兰先生曾就当时的军事形势，再三劝他以不出任指挥官为宜。但康对蒋先生是有一股「效死勿生」的儒家忠忱的，他为了要效忠领袖，又岂是朋友劝告所能改变他之初衷的呢？然而，他之被俘，总算对蒋先生不负了。康夫人于大陆“沦陷”时，已迁居台湾，人口不多，生活简单，他的长公子已去美国留学。蒋先生袍泽情深，对于这忠诚的旧部的眷属，也特别表示关怀而加以赒恤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