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人怀念那个杀害秋瑾的人？ ​ ​ ​ ​ ​ ​ ​ ​

01

秋瑾赢得了千古芳名，然而，还有一个与她极其相关的人，其品性更是高洁远超常人，却往往被历史所掩盖。

他就是清末山阴县令李钟岳。当年正是他押送秋瑾赴刑，与她结下了不解之缘。116年前，在1907年10月29日（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廿三日）的上午9时左右，李钟岳躲开了家人的注意，在自己的寓所里悬梁自缢，年仅53岁。这个时候，距离秋瑾遇害还不到三个月。

李钟岳为什么要义殉秋瑾呢？

02

李钟岳，出生于山东安丘县。在18岁时中了秀才，39岁中了举人，在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中考中了进士。1907年正月，他被任命为山阴县令。从他的身份背景不难看出，他是通过科举正途一步步走上官场的，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型官员。

同年的7月6日，安庆爆发了起义，起义领袖徐锡麟被镇压。秋瑾作为光复会领导下的秘密据点大通学堂的督办，因此被山阴县令李钟岳抓捕。但是，李钟岳早就对秋瑾的才华与声名钦佩有加，他甚至常常以秋瑾的诗句教育自己的儿子：“以一女子而能诗，胜汝辈多矣！”因此，当接到抓捕秋瑾的命令后，他不断陈述“该校无越轨行动，不可武力摧残，惊动地方；待暗中调查证实后再处理”。事实上，他是在故意拖延时间，以让大通学堂的师生们逃走。

但是，山阴县官署发现了李钟岳的迁延态度，传他至官署，“令其速速将该校师生悉数击毙，否则即指控他通同谋逆，准备完成即电告汝”，于是他不得不与抚标兵管带率新军300人前往大通学堂捉拿“乱党”。

为了避免士兵开枪伤人，李钟岳故意乘轿走在最前面，让清兵跟随其后；进入学堂后，他又下令兵丁不许乱射，只许抓捕人员。在他的领导下，大通学堂师生被捕时没有任何人受到伤害。第二天上午，贵福又令李钟岳赴城外查抄秋瑾的家。李钟岳在了解到秋瑾所居的一小楼后，便立即下令停止检查，带人自行收兵，最终无功而返。此决定事后证明具有重大意义，因为秋瑾所有与友人来往的信件都被藏在这一小楼中。若被查出，势必将引发一场规模更大的动乱。

在这一事件中，尽管李钟岳最终还是没有能够挽救秋瑾的命运，但他在抓捕行动中表现出的节制和宽容，却使得他的形象更加出众。他的高尚品格和执政风格，赢得了当地民众和官场圈子的广泛尊重和爱戴。

在审讯秋瑾的时候，李钟岳为了尊重这位女性的身份，并没有使用刑具。他在县衙花厅为秋瑾设座问案，询问一番之后，甚至准备了纸笔给她。而秋瑾则在这样的环境下，写下了令人感动的“秋风秋雨愁煞人”的七个字。整个审讯持续了两个小时，室内异常肃静，让人感觉像是在会客。

然而，这一情形被贵福的密探报了上去。贵福大怒，用气势汹汹的语气责问李钟岳：“你为什么不使用刑具呢？为什么要像对待贵客一样对待那个叛徒？”然而，李钟岳坚决辩解：“他们都是读书人，而秋瑾更是一个女性，证据不足，无法使用刑具。”

贵福认为李钟岳故意庇护革命党人，便急电浙江巡抚，取得杀害秋瑾的命令。然后召唤李钟岳至府衙，亲自示以巡抚的手谕，命令他立即执行。然而，李钟岳仍旧坚持己见：“证据不足，是否能够就这样杀人呢？”

贵福叱责道：“这是抚宪之命，谁敢违抗？今天的事情是你决定是否杀人的，你好好考虑一下，不要让后人诽谤你。”

李钟岳叹着长长的一口气，知道事情已经没有办法挽回了。7月15日凌晨三点，他将秋瑾提到大堂，向她说道：“我，位卑言轻，无力成全，然死你非我所愿，希望你原谅我。”说完这句话，这个父母官当场“泪随声堕”，身边的吏役也都“相互恸哭”。

秋瑾死后仅三天，李钟岳因“庇护女犯罪”被罢官，流落杭州。他在杭州寓所里沉浸在深深的自责中，反复念叨着曾经让他深深内疚的─“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他经常独自一人将密藏的秋瑾留下的“秋雨秋风愁煞人”七个字“注视默诵”，并流下了热泪。

4年后，辛亥革命爆发后，秋瑾被昭雪，而李钟岳也因此被请进了鉴湖女侠祠中，以此纪念他的那一次义举。他的高尚品格与非凡才华，让人们对他的态度充满了敬意和钦佩。

03

长期以来，李钟岳的价值和意义一直被低估。或许是因为秋瑾的光芒过于盛耀，让人们很难在她的身影掩盖下看到他的存在。

在中国的历史上，像秋瑾这样的志士不乏其人。他们都是以信念献身，生命高尚而高贵。与之相对，像贵福这样的官僚也并不少见。《老残游记》中的玉贤就是这样一个人，以“清官”自居，却在残害百姓中心狠手辣。

然而，像李钟岳这样有良知的、处处维护“犯人”的体制内官员，却极为罕见。他思虑周密，内心柔软，温良敦厚，兼具强烈的正义感。对于秋瑾身上的豪侠之气，尽管远不能比拟，但他内心十分向往。

可以说，在他的范围内，他尽可能地给予秋瑾最高的礼遇了。他的很多周旋之策都是冒着风险的，比如他压制了对秋瑾独居小楼的抄查。如果这件事被人揭发，他会很容易授人以柄，甚至被怀疑为私结乱党。

他的愧疚源自于秋瑾是在他的监管下走上了刑场，毕竟她死在了他的手里。然而，这也正是秋瑾的幸运，如果不是他，她很可能会被更多侮辱，难以享有作为人的基本尊严，就像她后来的一些抗争者一样。

因了这份愧疚，他选择以死明志。官员有千千万万种死法，但像他这样的死法，却如千古绝唱。《老残游记》作者刘鹗曾说哭泣是灵性之物，而许多人已失去了泪水的本能，同样失去了愧疚感。在当代，很多掌握相应权力的人，已经被这个权力机器同化，他们奉命做违心之事时，已经没有丝毫愧疚感——否则，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类似李钟岳所做的事情也不可能如此少见。

我们今天怀念的不只是李钟岳，更是他那种将“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愧疚与恻隐之心。他的死亡证明了他的道德和良知，也证明了大清帝国中还有这样的人存在。在我们的生活中，您是否曾听说过因为违心地审判了一个案子，或错误地处理了一个事件而自杀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