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孟山、李呈野 - 从电报到ChatGPT：技术演进脉络下的国际传播格局史论

2022年11月，基于“生成式预训练变换器模型”（Generative Pre-training Transformer，GPT）的人工智能机器人ChatGPT问世，其后，“BingAI”“NotionAI”“Copilot”等基于GPT的衍生应用相继上线，使整个国际传播领域或憧憬于新技术所助推的颠覆性变革，或忧心于其潜藏的意识形态属性乃至于全球地缘政治风险。每当“奇技淫巧”问世，便有笛卡尔所言之“钦叹”（l'admiration）产生，而GPT技术给国际传播带来的“钦叹效应”，在各种讨论中日见其盛。本文意在用“后视镜式”手法检视国际传播领域，将历史横截面中的“钦叹时刻”连珠缀玉，以媒介技术的线性发展为脉络，使呼之欲出的“GPT革命”与曾经的传播技术变革互为参照，以期揭示全球国际传播格局的变迁。

（一）电报：英法双强的媒介基础设施及其分与合

本文虽以电报作为国际传播格局研究之开篇，但传播技术对于国际传播的影响其实更为久远。在口述传统遗风犹存的公元5世纪，匈奴王阿提拉（Attila the Hun）即已擅长散布夸大其词的故事，在整个欧洲大陆塑造自己战无不胜的形象，后世传播学者称之为“现代宣传的先行者”。然而，他的国际传播系统早已和整个匈奴族群一起化为陈迹，邈远难追。在书籍与手抄新闻繁盛的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是当之无愧的“欧洲信息传播中心”。但是，随着“15世纪末开始的世界市场的革命破坏了意大利北部的商业优势”，意大利不但于国际传播格局无足轻重，甚至在18世纪成为法国大众媒体信息的单向接收者。

国际传播实践出现之早晚，不等于影响国际传播格局能力之强弱。当代国际传播格局雏形初现，肇始于摩尔发明电传电报（electric telegraphy）之时，而作为新兴媒介基础设施的电报，则非头号资本主义列强不能兴办。于是，在摩尔电报初生之时，形成了英法两国引领于世的“两强格局”。英帝国有广土众民的帝国版图、引领全球的工业能力，故得以铺设电缆，建立起“第一个堪比现代互联网的跨国电子通信系统”；而经大革命涤荡而国势日隆的法国也一直在汲汲于发明一套即时性的远距离传播网络，甚至“电报”（té lé graphie）一词本身就是法国人所造。在摩尔电报发明前的半个世纪，法国就发明了光学电报（optical telegraph），在电传电报问世后，法国更是不遗余力地拥抱新技术。

英法两强之间存在着既联手对外又暗中较劲的复杂关系。在遭遇共同的地缘政治挑战者时，英法两国的媒介基础设施尚能“不分你我”。1852—1854年的克里米亚战争最能表征电报诞生之初的国际传播格局：在这场战争中，电报首次充作军事用途。英法两国捐弃前嫌，通过一条架设于黑海的海底电缆，共享情报，对抗向西扩张的沙俄帝国。不过，两国在媒介基础设施层面的关系并非一直顺风顺水。从表面上看，两者间的龃龉主要体现为对电报线路运营模式的不同理解，但其背后不乏争夺主导权的考量。法国认为电报线路应由官方控制，而英国则让私营企业掌握电报线路。1865年，在法国牵头之下，国际电报联盟（International Telegraph Union，即国际电信联盟的前身）在巴黎成立。“国际电联是作为一个纯粹的政府间组织成立的，尽管它宣称主要在技术层面对电报进行协调，但它不鼓励私营电报公司的参与，暗藏政治立场”，由此，英国在联盟中的作用遭到了削弱。

（二）《通讯社条约》：国际传播格局的制度配置

电报对国际传播格局的意义在于：作为即时收发信息的媒介基础设施，它是雷吉斯·德布雷（R é gis Debray）所说的“组织性的材料”（mati è re ouvrag é e），但它本身的功能超越了“传播的机器”之范畴，而与“物质性的组织”（organisation mat é rialis é e）——即制度化的组织与机构——相勾连。就此而言，正如18世纪的沙龙、俱乐部等“社会思想的结缔组织”在法国成为“社会的磁极”与“知识设计的中心”，19世纪的通讯社在国际传播领域也扮演着相似作用。电报与通讯社相结合，辅助着资本主义列强的全球扩张：在商业方面，搜集行业信息，以致“市情朝暮反复，洋商操纵自如”；在政治方面，通讯社作为消息批发商，其影响力“駸駸乎驾报馆而上之，此各国政府所以不惜岁糜巨帑，从事与此，为外交上之利器也”。

1870年，欧洲三大主要通讯社订立划定势力范围的《通讯社条约》（Agency Treaties），国际传播格局发生了新变化，此与欧洲大陆的争霸形势息息相关。这一年，普鲁士统一德意志的进程已近尾声。作为新晋强国的德国，也在国际传播的制度安排中分到了一杯羹。《通讯社条约》所进行的地域划分，与缔约各通讯社所属国家的影响力投射范围基本重合：“路透社的势力范围是大英帝国下属的领地和东亚地区；哈瓦斯社负责西班牙、法国、意大利和葡萄牙帝国所属地区；而沃尔夫社则拥有奥地利、德国、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俄国的地域范围。”

（三）“众生相”：后发国家因应国际传播格局

面对由英法两国主导的“电报—通讯社”国际传播格局，其他后发国家采取了不同的应对策略。这些国家在决策时受到地缘政治因素和国家文化底色的制约，总体而言可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国家对新的技术与组织形式缺乏敏感度，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方面行动迟缓，事到临头才不得不幡然变计，如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是伊斯兰世界的“共主”，其在鼎盛期曾攻克君士坦丁堡，两度围困维也纳，一直被欧洲视为异类。路透社与哈瓦斯社热衷于报道奥斯曼帝国的负面新闻，被帝国官员认为严重威胁到国家利益。然而，直到1908年帝国政府才着手建立国家通讯社——“奥斯曼电讯社”（Agence Ottoman Telegraph），以冀向欧洲输送新闻，“驳斥针对奥斯曼帝国的虚假报道”，而此时距离奥斯曼帝国的寿命已经只剩十几年。

第二类国家对于国际传播跃跃欲试，希望借此为全球争霸打开局面，如德国。一方面，德国面临着险恶的地缘政治环境，“其崛起于旧欧洲国家体系的中心，其建立直接冲击了奥匈帝国和法国的利益”；另一方面，对外争夺领土日益被德国朝野视为国家内部生命力的体现，“生存空间”（Lebensraum）理论逐渐被奉为显学。在此背景下，“德国政治光谱中最杰出的政治家、实业家、学者和记者们认为，新闻社是提高德国国际声誉，巩固和扩大德国外贸地位，以及加强国家内部整合的最佳手段。”例如，19世纪末，沃尔夫社在奥斯曼帝国频繁活动，协助德国与英法两国争夺中东地区影响力。

第三类国家着眼于利用电报与通讯社巩固自己在区域内的霸权，同时避免卷入欧陆冲突，等待最佳“出场时机”，如美国。美国具有孤悬海外而四围无强敌的地缘政治优势，依据“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其对自身的定位并非“欧洲政治体系内的一个帝国”，而是美洲大地上的“一个完全独立体系的太阳”。美国的第一大通讯社美联社即诞生于确立“西半球霸权”的过程中——1846年，《纽约先驱报》《纽约太阳报》等六家报纸为报道美墨战争以及分摊电报费用，决定联合成立新闻搜集机构，此即美联社之前身。1898年，《纽约先驱报》《纽约太阳报》等“黄色报刊”极力渲染古巴局势，在全美上下“造成一种战争心态”，为美西战争打下了舆论基础。报业大亨威廉·赫斯特（William Hearst）亲率记者前往战地，利用电报传回新闻，在这场“为美国披上强国外衣”的战争中厥功甚伟。

（一）“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运动：重组织轻技术的国际传播实践

二战的结束开启了全球去殖民化进程，在国际传播领域，新兴民族国家（以不结盟国家为主）争取“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The New Worl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rder）的运动也就此展开。国际传播格局的不平衡性体现在技术与组织两大层面，并最终落实在新闻流通权之上，早在1976年不结盟国家发表的《新德里宣言》中，就已对此洞若观火：这份文件批评发达国家以少数通讯社垄断信息发送，以传播工具垄断信息流动，借此延续殖民主义时期的依附与主导关系，使之反过来限制发达国家的进步。然而，在国际传播去殖民化的具体实践中，这些南方国家对于国际传播的这两个面向却只能执其一端。

一方面，不结盟国家看到了在组织（通讯社）层面反抗不平衡国际传播格局的可能性。南斯拉夫致力于通讯社建设，其南通社（Tanjug）多次在新闻速度上比路透社、法新社、美联社等发达国家通讯社更胜一筹，如刚果首位民选总统帕特里斯·卢蒙巴（Patrice Lumumba）被杀害、智利政变等新闻，皆是南通社率先发布。在不结盟运动第五届首脑会议上，南斯拉夫还牵头建立“不结盟国家通讯社联盟”（Non Aligned News Agencies Pool），与会85国希望借此“在其内部实现彼此之间新闻、信息报告、特写、照片的广泛而自由的流通，并真实、客观地向世界其他区域提供关于不结盟国家的信息”，这也是除《一个世界，多种声音》等文宣性质的报告之外，“新秩序运动”在国际传播中最有影响力的实践性成果之一。

另一方面，不结盟国家尽管认识到了信息传播工具（即自二战开始得到广泛运用的广播技术）于国际传播活动之必要性，却对技术的推广有心无力。在不结盟国家联盟第四次首脑会议中，南斯拉夫联邦信息秘书处（Federal Secretariat for Information）要求参会外交人员促进各国“广播组织之间的合作”。然而，技术、财政、专业人员始终是拖累南方国家在国际传播中更进一步的沉重包袱。即便是能够为亚非拉欠发达国家提供援助的“领头羊”南斯拉夫，也不得不哀叹“由于缺少天线和功率足够大的无线电发射机，南通社无法保证所有人都能获得可靠信号。”

“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运动可以视为将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所说的“再分配的政治”（politics of redistribution）的思路移植到了新闻流通权斗争领域。“再分配的政治”认为，社会不公正的根源在于经济结构的不公正，而补救措施则在于重建经济结构，最终达到减少群体差异的目标。事实上，“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建立需要设备、资金与技术，甚至需要发达国家主动让出信息产业之利，这归根结底也确实是经济问题。

（二）“第三电影”与“电视小说”：视听传播领域的两种文化抗争形式

与“再分配的政治”相对，还存在另一种争取公正的路径——“承认的政治”（politics of recognition），即关注文化中的非正义，尤其是其根源——“表征、阐释与传播的社会模式”，例如“文化支配”（cultural domination）、不承认、不尊重等，通过对受诽谤群体的身份与文化成果予以积极的重新评价，实现对多样性的尊重。几乎与“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同步的是，非西方世界也在为“承认的政治”而斗争。不同于前者对国家组织力量（通讯社）的倚重，以及对媒介基础设施（广播技术）的依赖，后者的主导力量主要来自民间，电影构成了其捍卫身份认同的主要材料。学者达德利·安德鲁（Dudley Andrew）认为，以1968年为起点直到1980年代末是“世界电影阶段”（World Cinema Phase）阶段，其特征是“经由电影节的中介，打破了冷战分界线，将非西方电影带入西方观众视野”。在这一阶段中，发轫于拉美，弥漫于发展中国家，且被欧美左翼知识分子所响应的“第三电影”（tercer cine）浪潮，成为国际传播格局中独树一帜的清流。

“第三电影”是1968年之后风起云涌的去殖民化运动的缩影。“第一电影”（primer cine）是美国的好莱坞电影，它的特点是商业化运营、标准化制作与逃避现实，服务于金融资本的文化与经济需求，传递着“新殖民主义的虚假信息”（desinformaci ó n neocolonial）；“第二电影”（segundo cine）是敢于个性化表达、突破美式成规的电影，故又被称为“作家电影”（cine de autor）或“表达电影”（cine expresi ó n）；而“第三电影”则蕴含着所有人民都能建立自由个性的巨大可能，最终实现“文化的去殖民化”（la descolonizaci ó n de la cultura）。“第三电影”是政治组织领导的集体的产物，不寻求在商业化的影院中播映，誓做不义的谴责者，社会真实的见证者，激起观众的行动，从而建构集体记忆。

通过视听传播改变不平衡国际传播格局的努力不只集中于严肃的政治性内容，娱乐性电视节目“电视小说”（Telenovela）也在本地与由英美主导的商业电视节目一争雄长，构成了国际传播的“反向流动”（contra-flow）。“电视小说”同样发源于拉美世界。1951年，巴西以葡语节目《你的生命属于我》开“电视小说”之先河。其后，委内瑞拉、墨西哥、阿根廷等西班牙语国家的电视业纷纷跟进，进一步壮大了“电视小说”的阵营。以1975年为界，巴西的环球电视打入国际市场，其“电视小说”不断售往巴西原宗主国葡萄牙并多次大卖，被称为“反向殖民”（reverse colonization）。这种说法具有夸张成分，但确实反映出信息流向部分发生了变化。

（三）“再分配的政治”与“承认的政治”：两条行动路径的国际传播效果评析

整体而言，从二战结束到冷战终止，国际传播格局的斗争分化出“新闻流通权”与“视听传播”两大行动路线，两者分别对应“再分配的政治”与“承认的政治”，并走向了不同的结局。

一方面，“新闻流通权”路线基本没成功。1984年10月，美国及其盟友英国和新加坡退出“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重要载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迫使后者在后来的20年里“尽力恳求美国返回”。两伊战争期间，“不结盟国家通讯社联盟”被伊拉克国家通讯社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当作相互攻讦的宣传战平台，对这一组织的设立初衷是极大的讽刺。在1991年到2001年的南斯拉夫战争中，CNN更是配合本国地缘政治战略，巧妙地利用“人道主义干涉”的口号，使北约从行将就木的冷战残余摇身一变成为“世界和平卫士”，高调介入巴尔干事务。由南斯拉夫所牵头建立的“不结盟国家通讯社联盟”，则随着南斯拉夫的解体完全没落，并在2005年彻底停止运作。

另一方面，“视听传播”路线获得部分成功。冷战前期，好莱坞电影是美国在亚非拉地区开展认知战的重要工具。“只需听听非洲观众为好莱坞英雄屠杀印第安人或亚洲人而欢呼，就可以理解这种武器是多么无坚不摧。这是因为：殖民主义遗产让绝大多数人目不识丁，即便是黄口稚子也能看懂从加利福尼亚传来的血浆横飞的故事。”一个极端的案例是：1965-1966年，美国通过隐蔽行动主导印度尼西亚政权更迭，其扶持的苏哈托当局开启残酷大清洗，估计有50万—100万左翼人士因此罹难，而在杀戮活动出力最勤的“潘查希拉青年团”（Pemuda Pancasila），其成员多为美国黑帮电影拥趸。然而，当美国在拉美地区复制其施展于印尼的“雅加达手段”（Jakarta Method），却不再能打赢人心之战。例如，1973年，美国亲自下场颠覆智利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的民选政权，并代之以奥古斯都·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的军政府。对此，拉美本土电影界的《智利之战》三部曲，以及法国电影圈的呼应之作《圣地亚哥在下雨》，都对美国当局及其附庸的倒行逆施进行了深刻揭露，使之颜面扫地，这不能说不是“第三电影”的风潮所致。同时，“第三电影”在空间与时间上的弥散也不容小觑：在冷战时代，它就已经不局限于拉美一隅，如阿根廷电影《燃火时刻》甚至与北美的魁北克运动相勾连，对马兰·卡尔米兹（Marin Karmitz）等欧美导演也多有启发；而在当代，许多“非主流”电影聚焦于反思与批判殖民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如印尼电影《人世间》、巴西电影《上帝之城》等，皆可视为这一浪潮的“精神继承人”。

此外，在商业化视听内容层面，发展中国家也取得了不俗的成就。拉美国家的“电视小说”在冷战后延续竞争力，其兼具19世纪法国戏剧和拉丁美洲广播剧的特点，俘获近20亿全球受众，证明了“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地域性电视节目可以突破地域性的限制，找到自己在全球文化中的定位”。而其他非西方国家也取得了一定成果。进入21世纪之后，印度的“宝莱坞”电影通过低成本地模仿好莱坞，实现了“以量取胜”：“印度电影平均每年制作1000部电影，其购票人数比好莱坞电影票购票人数多10亿”。无独有偶，土耳其电视剧几乎与宝莱坞电影同时异军突起，利用文化接近性（cultural proximity）之优势，风靡中亚、中东、巴尔干等地区。2013年，土耳其电视剧《终结》甚至反向销往美国与瑞典，致令土耳其媒体欢呼“好莱坞的终结”（Hollywood'unSon'u）。

“新闻流通权”路线的失败之原因在于，它触及了国际权力格局在国际传播领域的核心利益圈层。所谓“新闻流通”，指涉的并非只是文字或视听符号的传递，而是一个“无处不见的强大传播网络”，不仅用以强制性树立帝国权威，而且还为帝国赖以生存的贸易和商业服务。这个网络的技术组织架构从19世纪下半叶到一战的“电报—通讯社”模式，演进为二战与冷战期间的“广播—通讯社”模式。换言之，重构全球新闻流通网络，需要的是媒介基础设施的覆盖、技术人员的完备、政治实体间的协调、传输信号的落地。部分国家的联盟无力胜任这样的巨大工程，更无力抵御霸权国以“新闻自由流动”之名发动的反扑。

“视听传播”路线之所以获得部分成功，是因为拉美世界利用低成本的新技术为自己的国际传播增添了三大特性——电影影像的“集成”（s í ntesis）与“渗透”（penetraci ó n）功能；“活生生的材料与赤裸裸的现实的可能性”；视听媒介的“澄清的力量”（poder del esclarecimiento），这避免了国际传播格局的斗争沦为政治与经济实力的消耗战，同时为自身建立了道义优势，并得到欧美左翼知识界的响应。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新闻流通权”路线所对应的“再分配的政治”缺乏价值与可行性。在全球化浪潮加大国际传播的深度与广度、拉大贫富鸿沟（包括国家间的信息鸿沟、数字鸿沟）的今时今日，南希·弗雷泽的观点颇具参考价值：摒弃“再分配的政治”而偏执于“承认的政治”，一方面会导致“错位问题”，即“承认的问题”遮蔽了“分配的问题”，而无法对后者有所扩充与补益；另一方面会造成“物化问题”，即将身份认同过度地简化、具体化为某种特征，助长群体内部画地自限、缺乏宽容、沙文主义的风气。事实上，“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合理而且必要的斗争领域，一个不公不义的场所，并且与经济不平等紧密交织。倘若构思精巧，则争取承认的斗争可以助力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同时推进跨越差异鸿沟的互动与合作。”

（一）数字帝国主义骑劫万维网理想

1990年，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发明万维网，国际传播格局迎来了新的“钦叹时刻”。伯纳斯李的万维网得益于泰德·尼尔森（Ted Nelson）的技术思考。尼尔森认为，通过超文本，置身于不同时间性下的文本可以获得相互联结性。每个超文本都意味着不同时空设定之间的跳转，于是形成了一个非连续式书写的网络。伯纳斯李将这一思想发扬光大并延展到更为广阔的传播领域，设想在的万维网加持下，人与人、机器与机器、人与机器之间共享一个“全球脑”（global mind）。其后，国际传播领域的各类主要应用——如门户网站、互联网平台等等——都可以视为这种伟大设想在传播领域中的“肉身化”。

然而，万维网理想未能带来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预言的“平坦世界的创世纪”。万维网及其所依托的物质基础——互联网，与“电报—通讯社”“广播技术—通讯社”等技术组织架构在帝国扩张中扮演着相同的角色。德国媒介学家弗雷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认为，“美式和平”（Pax Americana）有赖于军工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恰恰是在后者的孵化下，才有因特网前身——阿帕网（ARPA）的问世。凭借初创者的身份，美国在根服务器数量、技术标准制定、互联网企业、计算机科学人才等方面占据绝对优势，根据约瑟夫·奈（Joseph S.Nye）的评判标准，可以说是手握“赛博权力”（Cyber Power）。

“赛博权力”很好地配合了美国数字帝国主义的扩张，这主要体现为：其一，互联网技术成为一种舆论宣传与社会组织工具，介入他国内部权力斗争，增加本国地缘政治博弈筹码。例如，在2008年伊朗总统大选纷争中，美国的社交媒体Twitter就成为反对派的重要奥援。美国政府在当年的《资助伊朗持不同政见者报告》中明确表示对“新媒体”的资助，甚至直接要求Twitter官方推迟系统维护，以免反对派失去联系渠道，而发源于Twitter的不实信息，也被CNN、BBC等传统媒体放大。其二，互联网技术成为数据搜集乃至情报侦测手段，使发达国家通过信息不对称牟取暴利。除了平台巨头“收集和处理个人数据，并将其转化为有针对性的营销服务”这种常见的“数字殖民主义”模式，粗暴的监控行为也是屡见不鲜，如在美国“棱镜门”东窗事发之后，其盟友澳大利亚对东帝汶实施监听，以不当手段为己方在海洋边界谈判中争取优势的丑闻也遭到曝光。

（二）对抗互联网霸权的三种重要力量

必须指出的是，虽说互联网的初创者作为标准的创立者和信息系统结构的设计者，必然能够通过路径依赖获取优势，且这种优势在某时某地甚至可能会演变成压倒性的胜利，但这并不意味着其能得心应手地操纵整个互联网。较之于之前的“电报—通讯社”与“广播—通讯社”技术组织架构，互联网是更加复杂且去中心化的技术网络，其内部有三种反抗霸权的重要力量：

其一是全球草根通过数字行动主义（digital activism）而形成的反新自由主义潮流。事实上，早在1980年代，就有反新自由主义的地方性声音，它们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的一些不靠谱项目——如印尼苏哈托政府的“移民计划”（Transmigrasi）——的抗议满目皆是，却总是未成气候。互联网技术的普及意味着“为本地经验的全球连接提供物质支持”，由此开启卡斯特尔斯所说的“流动空间的草根化”（the grassrooting of the space of flows），为匡正新自由主义弊端提供新的可能。例如，1994年，墨西哥的萨帕塔主义者发动起义反抗《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内，以“墨西哥革命最纯洁的领袖”埃米利亚诺·萨帕塔（Emiliano Zapata）为精神图腾，唤醒区域性的集体记忆，争取当地土著社群与农民群体的支持；对外，利用互联网电子邮件、网站等互联网技术建立广泛的世界联盟，以致墨西哥政府投鼠忌器，而与反抗者开展谈判。

其二是开源运动对于互联网分享精神的坚守。开源的运行机制是创作者将全部源代码与文件在网上无偿分享，下载者不但可以自由取用源代码，还可以根据自身需求对其进行改动，甚至可以协助发布者实现源代码的升级迭代。开源运动认为：将技术架构的所有细节公开给潜在参与者能够建立信任与对等的关系，由此可以推进标准传播和市场创建，并带来极强的网络效应；相反，“保密性是质量之敌”，如果某一方仅凭特权地位就可以坐地收租、肆意控制，则必然妨碍创新。目前，开源运动主要为欧美的部分学者与网络行动主义者所倡导，如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埃本·莫格伦（Eben Moglen）开发了“自由盒子项目”（FreedomBox project），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独立于美国平台巨头的云服务技术，以期推动互联网的“再度去中心化”。

其三是非西方的国家移动互联网平台产业的崛起。互联网技术的深入发展改变了影响国际传播格局的组合要素排列顺序，平台背后的技术、商业资源成为第一要素，国际新闻采集和分发资源退居次席。平台化媒体如欲在国际传播格局中占据一席之地，需要巨量的资本、庞大的市场与众多计算机科学人才，而满足这些条件的区域范围只有中国与欧盟。以Tiktok为代表的中国短视频平台通过“在地化”运营路径，融化跨文化传播的坚冰，成为国际传播格局中的后起之秀。虽然在部分国家长期遭遇经济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安全化的政治逆风，Tiktok在打击虚假、青少年心理健康、沟通能力培养等方面的潜力与正效应日益得到全世界的认可。

（一）GPT技术介入后影响国际传播格局走向的三大基本要素

互联网技术霸权与互联网的去中心化趋势鏖战未已，ChatGPT的到来以及GPT技术的全球扩散又给国际传播格局带来新的变局。目前，ChatGPT所依托的大型多模态模型GPT-4能够高度智能化地处理文字与图像，其语义理解、机器翻译与文本输出能力之强已经达到了能够在司法考试中排名前10%的地步，甚至于仅凭一张手写草稿，就能自动生成网站代码。可以说GPT技术在不远的未来颠覆现有国际传播实践，并强势介入国际传播格局的演变，已是不待蓍龟而可知。虽然国际传播格局的未来图景尚在未定之天，然而以史为鉴，不难窥见影响其走势的三个基本要点：

第一是数字殖民主义与互联网精神的总体矛盾。一方面，ChatGPT的诞生与成长本身就是一种殖民主义隐喻。在开发模型的过程中，“标记训练数据集中令人不适内容”之类的“脏活累活”被以极低的时薪外包给了肯尼亚劳工，而开启付费功能并走上商业扩张之路的OpenAI公司，也极有可能制造潜在的大规模失业危机；另一方面，GPT技术包含着一种世界主义的愿景。GPT-J、GPT-NeoX等开源模型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被认为是ChatGPT的“平替”。而GPT技术的易接入性，也给了欧美国家与全球南方的进步主义者更多的行动空间，一如冷战时期虽有迪士尼“以儿童幻想的止痛药殖民日常世界”，也无法阻挡“第三电影”的星星之火燃成燎原之势。

第二是后发国家的“中等强国困境”。中等强国的尴尬地位在于，它们既未强大到人莫予毒的水平，也未渺小到无人问津的地步，退一步则无法承受从中等国家跌落到小国弱国的代价，进一步则加剧大国的猜忌与防范，因此其国际传播决策的容错率极低。面对新的国际传播技术组织框架，奥斯曼帝国采取鸵鸟政策，德意志帝国奉行扩张主义，南斯拉夫选择合纵连横，却无一例外都以铩羽告终。伴随GPT时代的开启，中等国家仍是国际传播格局中的重要参与者，而它们决策的智慧与否，或将是观察与预测的主要变量。

第三是地缘政治竞争中的“人工智能竞赛”。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对于一个民族国家来说，国际传播的技术优势将直接转化为其在地缘政治竞争中的筹码。揆诸历史，美墨战争与美西战争同时也是美国国际传播技术的练兵场，而在当代，甚至是墨西哥的萨帕塔主义土著社群，也要通过互联网的力量以弱胜强。在当下，人工智能作为国际传播的“利器”，在地缘政治冲突中发挥重要作用。例如，在2022年俄乌军事冲突初起之时，其时尚属新潮的人工智能“深度伪造”（Deepfake）技术就已投入到信息战，而到ChatGPT发布之时，怎样影响语料库与开发人员，从而其生成有利于己方的文本，也成了交战双方暗中角力的一个关键点。根据从电报到ChatGPT技术变迁的历史脉络以及ChatGPT时代影响国际传播格局的三大要素，可进一步推知今后国际传播格局总体图景的特征。

（二）从电报到ChatGPT：盎格鲁文化圈的主导优势

“盎格鲁文化圈”即与英格兰具有共同语言、族源、历史、文化联系的国家，包括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五国。最初，英国执全球电报业之牛耳。在两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接棒国力损耗的英国，主导国际传播格局。盎格鲁世界内部的传播业保持着流通与共享，如媒体象征性人物鲁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生为澳大利亚人，转而成为美国人，控制着英美两国多家重要媒体；路透社的总部虽然在伦敦，其母公司却为加拿大的汤森路透。

在历史上，虽然法国偶尔扮演分食国际传播格局份额的“不速之客”，却始终不能取盎格鲁世界而代之，ChatGPT的诞生使盎格鲁文化圈的国际传播主导地位更加稳固。如果以国际传播格局的主要载体——“语言帝国主义”（Linguistic Imperialism）为观测指标，技术演进脉络下国际传播格局的消长将更为明晰：在印刷机时代，法国作为启蒙运动的重要知识生产中心之一，其官方法语也成了优美与精准的象征，被欧洲精英争相竞逐，甚至成为整个欧洲的外交语言。然而，在本文开篇所提及的国际传播格局初具雏形的“电报—通讯社”时代，法语已经无法压过英语一头。——其标志是第一份英语国际条约《凡尔赛和约》的订立。二战后，曾经在国际传播格局中与盎格鲁文化圈分庭抗礼的法国，早已风光不再。法国在意识形态上以“戴高乐主义”为圭臬，在传媒实践中坚守文化身份，大量产出拉美左翼电影界所谓之“第二电影”，并被其引以为可以争取的盟友。即便如此，法国仍无法摆脱向盎格鲁世界投子认输的危险命运。即使是在法国自己的“地盘”，法语的影响力也在被英语逐渐蚕食，1997年，英语超越法语成为欧盟第一大文件起草语言，2008年，比利时前殖民地卢旺达甚至将官方语言从法语改为英语。ChatGPT问世后，法国再遭“降维打击”：在OpenAI公布的GPT-3训练数据集中，英文语料高达92.65%之多，而排名第二位的法语只占1.92%。

（三）全球南方在国际传播格局身处道德高地但易受新技术宰制

殖民地的血腥历史以及在“中心—边缘”世界体系中的贫弱地位，有利于南方国家在话语层面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与同情，使其站在道德高地之上。在冷战时代，“去殖民化”的国际传播话语，为南方国家在美苏争霸的缝隙中开辟了更多闪转腾挪的空间。彼时，在万隆会议的启发下，纳赛尔的埃及开始了以泛阿拉伯主义团结中东各国的努力。在后冷战时代，对于“全球南方”的身份想象，也让这些国家成为反思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话语源头。还有一些南方国家则做了更加大胆的尝试，组建了卫星频道南方电视台（teleSUR），试图为拉美地区甚至整个全球南方发声，同时与其他全球南方媒体，如黎巴嫩的广场电视台（Al-Mayadeen），结成反霸权叙事的媒体网络。

当然，媒介技术与组织的相对落后，仍是制约全球南方国家获取更大国际传播影响力的瓶颈，使其易受新技术的宰制。南方国家对新技术的接受很容易流于单向度，而丧失自主性与批判性，而这将潜在地加剧新技术的负面效应，使南方国家深受其害。一个标志性的案例是：在拉美小国哥伦比亚的一场关于保险费缴纳的民事诉讼中，法官采纳了ChatGPT生成的文本，并堂而皇之在判决中声明审理意见来自ChatGPT。——这也是全球第一个有文字可稽的ChatGPT参与“审案”的判例。在哥伦比亚法律界，支持用ChatGPT审理案件的声音所在多有。哥伦比亚罗萨里奥大学（Universidad del Rosario）教授胡安·古铁雷斯（Juan Guti é rrez）则为这种乐观主义论调泼了冷水，他指出，自然语言分析模型不过是“学舌鹦鹉”而已，它们只能根据训练数据进行概率推断，模仿人类语言模式生成文本，无法真正理解文本本身。然而，用户总会有意无意地将人工智能视为真正的人，此即“机器人格化”问题，某些人工智能工具甚至可能生成暴力或骚扰性内容，导人作恶。古铁雷斯警告称，一些人工智能工具可能放大针对特定性别、族裔、身体缺陷者的贬损性、歧视性刻板印象；GPT技术的发展很可能面临着大规模知识产权侵犯的伦理问题，在未经允许的前提下从边缘化社区提取文本信息，构成了一种新形式的殖民主义；人工智能可能侵犯用户的隐私权和个人数据。凡此种种，皆为全球南方在面对GPT技术时所应慎重考虑的问题。

（四）国际传播格局具有多孔性

所谓多孔性（porousness），指的是不同国际传播圈层中间充满模糊地带，互相渗透，不能以非黑即白的视角观之，无论是“盎格鲁文化圈”还是“全球南方”，都不是铁板一块，而在这两者之间，还存在广阔的灰色地带与多元化力量。

首先，在盎格鲁文化圈内部，也要讲求“亲兄弟明算账”。《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所确认的国家主权原则，往往与盎格鲁世界科技、传媒巨头所倡导的信息跨国流动原则相抵牾，因此澳大利亚与脸书也曾因《新闻媒体和数字平台强制性谈判法》而不和，而鉴于OpenAI的技术创新对于整个社会工种的颠覆性冲击，类似的纠纷将只多不少。

其次，当我们谈论“全球南方”时，须知它不只是一个地缘概念，而是种一个暗含社会正义追求的身份认同。萨帕塔主义者的领导人马科斯（Marcos）在自我介绍时，称自己是“南非的黑人”“欧洲的亚裔”“无地农民”“失业工人”“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波斯尼亚的和平主义者”“晚上10点仍在挤地铁的女人”……总之，一切弱势社会群体都可以在身份上划归“南方”，而不论他们是否身在“南方”。在GPT降低代码编写与跨语言理解难度的前景下，“全球南方”的“大串联”具有实现的可能——而这也是南斯拉夫与“第三电影”导演们的未竟之业。

再次，在“盎格鲁文化圈”与“全球南方”之间，也有其他多元化的力量，都将在即将到来的国际传播格局变革中审时度势地选择自己的立场。在这其中，欧盟的态度对ChatGPT时代国际传播格局的影响可谓举足轻重，而欧盟与美国在立场上的分歧也可视为法国与盎格鲁文化圈在国际传播格局竞争中的“陈年旧怨”的历史性延续。欧盟希望以精密的行政与法律机器约束其负面效应，是最早在相关领域立法的区域。欧盟认为，需要通过“人类在回路之中”（human-in-the-loop）、“人类监督回路”（human-on-the-loop）、“人类指挥”（human-in-command）三大方式确保人工智能赋权人类，使人类在知情状态做出决策，并促进人的基本权利，从而实现技术稳健性、隐私与数据、透明度、多样性与公平、社会与环境福祉、责任制等治理目标。欧盟对美国人工智能巨头缺乏信任感，意大利援引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封禁ChatGPT，要求OpenAI公司整改其侵犯用户隐私的行为，法国和西班牙也紧随其后，对ChatGPT展开调查，西班牙数据保护局甚至计划联合欧盟国家共同应对OpenAI。

本文从技术演进脉络下观察国际传播格局的历史变迁，但是，我们需要理解的是，所谓“技术演进”，不能单纯地理解为信息传输工具的优化，而应该将其视之为由媒介基础设施、组织性力量、现实环境、地缘政治关系等多种元素建构而成的技术性网络的变迁。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国际传播格局的历史与国际政治格局的历史紧密相连，国际传播以国家实力与国际地位为基础，符号世界无法取代物质世界。国际传播行为主体应客观真实地衡量自身禀赋以及所处环境的硬性约束，审慎明智地做出国际传播决策。一国之资源禀赋越弱、组织能力越差、地缘政治关系越险恶，国际传播战略决策所面临的复杂度就越高，所要求的决策智慧也越高，国际传播所能实现的国家战略目标也就越少。

本期责编：詹依依

（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