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传之苏轼的忠实粉丝和临终目击者：钱世雄

《苏东坡传》李一冰著

苏轼的一生跌宕起伏，但是，苏轼无论走到哪里，苏轼的交友都极其广泛，上至达官显贵，下至布衣平民，而对他的人生观产生重大影响的，反而是乡野村夫、贩夫走卒、和尚道士一类的平民百姓，正是由于苏轼不断身处人生的大起大落、大开大合，这样的布衣之交才显得弥足珍贵。那么，像钱世雄正是如此，如果从熙宁四年（1071）东坡与济明在杭州做官认识算起，直到建中靖国元年（1101）东坡病逝于常州，两人的忘年交谊长达三十年之久。东坡晚年选择寓居常州孙氏馆，实际上等于将自己的生死皆托付给钱世雄了。钱世雄，常州北宋名宦钱公辅之后，钱世雄是“苏门”君子团体中忠实之弟子，也是北宋常州第一“苏迷”，更是常州唯一在场的“坡仙之终”的目击者。可见苏轼和钱世雄之间交谊的深厚了。

公元1100年（即绍元七年），宋徽宗即位之初，向太后权同听政，起用韩琦的儿子韩忠彦为门下侍郎，徽宗也能虚心讷谏，收录忠旧，使朝局面目丕然大变，史言一时有复返清明之望。这是，苏轼于绍元七年八月离开廉州，经广西，过梧州和廉州。最终行抵广州。苏轼一路奔波劳累，又因为秦观（字少游）之丧感伤，疲劳积郁，一到广州，就病倒了。幸亏儿子迈、迨二人带了家人们也到了广州，一家人东分西散已经有七年时间了，今天在广州才得以团聚。儿子苏迨就对父亲苏轼说起僧人参寥、守钦被迫还俗，钱世雄、廖正一被废黜罢官等是，苏轼慨然道：“小人只能坏他的衣服。至于其不可坏者，遭逢困厄愈大，当愈有胜境。”因此，苏轼写了一封信来宽慰钱世雄(济明),并悼念守钦法师曰：大家安排的都还性，唯独我的济明尚未安排，为什么呀?想起来朝廷马上就会安排吧。我有旧诗八首，今天录成给济明，济明可为写放旧居，挂剑徐君之墓也。我的济明刻舟求剑，皆可笑者也。元符三年十二月初，苏轼又途经蒙里。但是，这次行旅，却大大损害了他的健康，自六月渡海，至今岁暮，已经整 整半年，皆在船唇马背上度过，身经暑热的蒸郁，途程中不免辛苦，加以一路来 酒食酬酢不绝，吃了太多油腻食物，消化不良，积此几个因素，所以从韶州到南雄这段路上，他就害起泻痢病来。到底已是六五老翁，自言“到韶累日，疲于人事”。 何况这河鱼之疾，又是很伤元气的毛病，体力骤感不支，时已急景凋年，不便行旅，只得留在南雄度岁，顺便调养。

苏轼

建中靖国元年(公元一一〇一年)正月初四，苏轼一家即又匆匆离开南雄，改从陆行，度大庾岭北归。苏氏一家人都到了虔州，苏轼就考虑定居问题，到底是定居是风土美好的安徽舒州，还是“绿在东南”的常州或杭州，或者是到河南许昌去与弟弟苏辙同居， 苏轼一直都还不能决定。筹思再三，还是常川最便，因为有点田产在那地方，可以就田而活。苏轼有听说常州东门外有一裴家的宅子要卖，便写信托钱世雄派人去探问产价。苏轼给钱世雄写信说道：我已经到了虔州，此行决往在常州居住，不知郡中有屋可得以典买者否?如没有合适的房舍，就去舒州、真州等地居住。听说常州东门外裴氏宅出卖，若果可居，世雄你问一下价钱?到了建中靖国元年四月，苏轼过豫章到金陵。由于苏轼南迁之初，曾来崇因禅院礼拜长老宗袭所造观世音像，当时曾许愿心：“吾如北归，必将再过此地，当为大士作颂。”所以，这次到了金陵，苏轼在崇因院礼拜还愿，并作《观音颂》。这是，得钱世雄来书，说已代他借到常州顾塘桥孙氏的房屋，苏轼又写信给钱世雄说： 表示感谢，又问起常州裴家宅子?”从这信上看，苏轼还在问起裴家宅，可见仍想在常买屋，作久居之计。紧接着，苏轼先已与程之元、钱世雄约于金山会晤，程之元、钱世雄也都遵约到了金山，在金山寺中，原先留有李公麟(龙眠居士)所绘苏轼画像，这个时候，苏轼在画像上自题一诗于上：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原来只等人船到齐，就搬挈全家往河南许昌，去与弟弟苏辙同住，就可以实现四十年前怀远驿“风雨对床”的旧梦了，不料汴京朝局，忽又大变，仅有一点微末的想望，顿时又被砸得粉碎。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六月，苏轼一家坐船循运河航赴常州。苏轼体气已稍恢复，苏轼头戴小冠身穿一件背心坐在船舱里。运河两岸挤满了当地老百姓，希望一睹这位大名士的风采，苏轼对船上的人说道： 不要再看了，你能这是要杀我苏轼哩。船到奔牛埭后，钱世雄等在那里迎接。苏轼独自卧在榻上，慢慢坐起身来。对世雄道：“万里生还，不料要以后事托你了。只是我与弟弟，自从贬往海南，就不得再见一面，倘若从此永诀，此痛难堪，其余都无所谓。”停了好一阵子，舒过一口气来后，继续对钱世雄说道：“我以前被贬海外时，写得《易传》、《书传》和《论语说》三部书稿，今天想要全部托付给你，希望不要拿给别人看，三十年后，会有知者。”语毕，取出一只箧子，要打开来，却找不到钥匙。钱世雄说：“某现今才得机会随侍先生，不会马上就要谈到这个。”等船到常州，苏轼等就直接住进钱世雄租好的顾塘桥的孙宅。苏轼在这个原理，上表朝廷请求请退休,朝廷准以本官致仕。从此后，钱世雄每天都来看望苏轼，来则陪苏轼在病榻边聊天，听苏轼追忆讨论往事，谈谈以往的人物，或着拿出岭外几年间的诗文稿来给世雄看。苏轼说得高兴，时发一笑，钱世雄觉得他笑时“眉宇间秀爽之气，照映坐人”。在养病的日子里，亲朋好友给予的任何馈赠，苏轼一概不收，只有钱世雄送的饮料与点心,都欣然接受了，但作谢片说：“切望只此而已。”如果，钱世雄如有一天未来，则派人去催请。世雄来了后，苏轼就和世雄以谈笑为乐。七月十二日那天， 苏轼精神更好一点，就有了起床来写写字的兴趣，就为世雄写了一幅惠州所作《江月五首》。第二天，苏轼又为在惠州时寄世雄的小字本《桂酒颂》写了题跋。

建中靖国元年七月十四日，苏轼病情忽然转剧，夜发高烧，十五日热毒大作，苏轼停服一切药物，只以参苓汤代茶。苏轼给钱世雄说道云：一夜发热，不可言。齿间出血，等到儿子苏迨知道，我已经睡着了。从苏轼所患的病象来看，苏轼患的是痢疾，用这个“不药为中医”的办法，来对付细菌性的传染病——阿米巴痢疾，起不到任何作用，几乎是必然的命运。何况这一年来，苏轼全在长途跋涉中生活，历尽严寒酷暑、雨露风霜的摧残，体力本已十分亏损，真州再度中暑，就一发不可收拾了。牙齿出血当天，突然又气逆上冲，日夜只好倚坐床头，不能平卧。陆元光将自用的一块懒版（靠背）送来供苏轼卧用，垫在背后，苏轼觉得舒服多了。后来，苏轼就是靠在这块懒版上过世的。钱世雄眼看这病几已无药可治，于濒临绝望的情急中，弄来一服“神药”，劝他服用。苏轼说： “神药理贯幽明，未可轻议也。”但却不吃。

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一日，苏轼自觉稍有生气，吩咐儿子苏迨和苏过二子来扶他起床，试行数步。苏轼因为自信“生有自来，逝有所为”,所以面临天人生死之际，能说“吾生无恶，死必不坠”,又深信躯体虽亡，但“不待生而存”的这腔浩然之气永远不死， 所以他在给维琳长老的信上说：“死生亦细故尔。”气不恃力而行，所以维琳劝他临终莫忘西方，钱世雄劝他“至此更须着力”,他便回答道：“着力即差。”苏轼生平虽好佛学，但不过用以疏解一时的心理痛苦而已，临命却不苛求“外力”。钱世雄问他：“端明平生学佛，此日如何?”苏轼斩钉截铁地回答他道：“此语亦不受。”维琳和钱世雄都不足以知苏轼，其实，他于病危中答维琳偈中，已笑鸠摩罗什妄想以西域神咒的法力来挽救生命为“浪出”,焉肯自于弥留之际，妄起“往生西方”之念，抛却儒学家的本分 刚大之气，至死不衰。

钱世雄和巢谷一样，在苏轼遭受“乌台诗案”时曾受牵连而被“罚铜二十斤”。每当苏东坡遭遇厄运与患难时，钱世雄就会皆义不容辞挺身而出，尽最大可能出手帮助东坡及其家人。其中，苏轼初到海南，钱世雄带来了一船的柴米油盐和文房四宝。同时，苏轼被贬黄州、惠州、儋州三地时，钱世雄却时时去信问候，还经常寄去药物、土产等等。而在苏轼仕途顺遂时，钱世雄不见踪影也无书信往来。他与苏轼的友情，让他付出了终身不得重用的沉重代价，朝廷永不叙用，最后贫病而死。但他也因此得到时人的敬重，并将永远得到热爱苏轼的后人的尊敬。他就是钱世雄，一个将苏轼将自己的生死托付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