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时，由于岭南的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因此往往成为政府处置“犯官”的重要流放地。而宋代严密的贬官制度，也是岭南谪宦产生的法制依据和制度背景。
今天小编带你们了解一下岭南谪宦的生活场景，看看宋时他们的地位以及对后世的影响！
谪宦是遭受法制惩罚的一批人，他们虽然都是犯官之身，但是他们的学术和政见还是有差异的。但是相同的历史命运，往往让他们产生同病相怜的感觉。
岭南，系指五岭以南地区。五岭较早的记载见于《史记》“ 秦北有长城之役，南有五岭之戌。”‘五岭之说，诸家不一。汉裴渊《广州记》云“大庚、 始安、临贺、桂阳、揭阳，斯五岭。”
从文献记载中可知，岭南的最早的记载是在史记中。关于岭南的具体位置有不少学者在争议，但如果要探讨岭南范围的话，应该要加上揭阳。
如果不加上揭阳，否则若以大庚岭为五岭之最东岭的话。它的东边的循、惠、梅、潮是否属于岭南，就存在着问题。实际上这些地区被认定为岭南，并无任何人质疑。
但与这些地区纬度大致相当的福建漳、汀等地从来不被视为岭南。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揭阳岭在界定岭南和岭北时所起到的天然分界线作用。
岭南在历史出现了很多别称。如见诸于《史记》者，有“陆梁地”、“领南”和“南越”’。“陆梁”之称，张守节解释道“岭南之人，多处山陆，其性强梁，故曰陆梁。”
由上文可知先秦时期，岭南居住的居民主要是百越。而且秦末时期赵佗在岭南建立南越古国，因此岭南那时期被称为“南越”。
到了宋代时，由于岭南设在广南东，西两路，因此当时又被称呼为“广南”。岭南五岭地形自东至西，形成了一道天然的地理屏障，使得山川的形势呈现出南北更异的鲜明特点。
《禹贡》淮海维扬州，传曰北距河，南至海。然则南至海尚为九州焉。其后，德有衰隆，化自远迩，盖自五岭以外，浸为夷俗。
流雏兜于崇山，今罐州去长安万一千三百里周为越裳之国秦初得天下，滴卒戍五岭而守之，其后蹄岭攻取陆梁之地，命任嚣尉之，今南越是也，其为中国也久。”
从文中可知这种观念是随着中原人士定居岭南，并发展当地经济文化后，和中原的联系日渐紧密而逐渐形成的。正因岭南不在九州封域之内，所以五岭的文化象征意义也就凸现出来了。
而岭南临海背山的独特地理环境，也造就了和中原不同的地理气候，和风俗习惯。岭南的气候炎热又受到海洋季风的影响，因此大部分地区都是多雨潮湿。所以中原人士初到岭南时，就会对这湿热的天气留下深刻的印象。但在中原人士心目中，岭南最可怕的要数瘴气。
《隋书》记载“自岭己南二十余郡，大率土地下湿，皆多瘴厉，人尤夭折。”尤其是隋唐以来，瘴乡成了朝廷安置滴宦、流人的主要场所，所谓“贾谊长沙国，屈平湘水滨，江南瘴病地，从来多逐臣”，“五岭炎热地，从来著逐臣”。
于是乎，人人视瘴乡为畏途。宋朱弃称“娇南山水极佳，而多奇产，说似中州人，辄肇整，莫有领其语者。以其有瘴雾，世传十往无一二返也。”
从这些文献可以看出，到过瘴乡的人，更是对瘴留下了惨痛而深刻的记忆。那么瘴到底是何物，会至于人们谈瘴色变呢？
《岭表十说》言“岭外虽以多暑为患，而四时亦有伤寒温疫之疾，其类不一，土人不问何病，悉谓之瘴。”
因此，《简明中医病名辞典》释瘴气为“又称瘴毒，瘴病，指因感受南方山林间湿热瘴毒之气所致的一种温病，相当于现代医学的恶性疟疾等疾患。”。
从这些典籍可知，瘴往往被人们视为一种有毒气体。当然瘴在当时也有两种含义，一种是被视为类似伤寒的疾病，另一种是一种似雾又似云的毒气。
因此古人在解释瘴的时候基本上是将二者结合起来，但是实际上他们的把瘴气和瘴病弄混了。
瘴气既然是有毒气体，因此感瘴绝对会让人致病。但是这种病与瘴病不同，顶多只是瘴病的一种。范成大言“数十百里无木阴、井泉、逆旅、医药，其病又不必皆瘴之为也。”
从范成的解释可以得知，瘴气和瘴病的发生都是伴随着天气炎热和山峦叠嶂或者空气不通。因此瘴气和瘴病发生的区域大致相当，这是让人对二者产生混淆的一个重要原因。
刘克庄在《即事》诗中几乎把岭南气候的怪异之处历数了个遍 “娇南气候异中州，多病谁令作远游。瘴土不因梅亦湿，咫风能变夏为秋。方眠坏絮俄敷覃，已着轻烯又索裘。自叹幻身非铁石，天涯岂得久淹留。”
从典籍中可知，除瘴之外，令中州人士为之胆战心惊的还有岭南的咫风。俗话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而岭南劣势的气候环境也在很大程度地影响到了它和中原文化地交流和发展。
虽然这也是岭南发展地一个弱势，但是它也使得岭南一些独有的民风习俗得以保存延续下来。但这些习俗在中原士大夫眼里就成为了“蛮俗”和“陋俗”的象征。
据统计，唐代仅贬流广东有史籍可考者，流人近300人(次) ，左降官近200人，其中皇亲国戚37人(家），宰相49人（次），还有一批高官显贵名士高人等。从相关文献可以看出唐宋时期，岭南成为了政府安置流人谪宦的聚居地。
而宋代整个岭南地区的滴宦，仅见于史籍者，即有400多人次，湮没无考者，则更是不计其数。因此陈灌戏言“岭南之人见逐客不问官高卑，皆呼为相公，想是见相公常来也。”苏轼自岭南北返，至大庚岭，乃赋诗慨叹“问翁大庚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 ”
唐刘禹锡作《蛮子歌》云“蛮语钩轿音，蛮衣斑斓布。”苏轼在海南，称当地黎族人民的语言为“媳舌”。苏辙先贬雷州，后贬循州， 一路上，“所至言语不通，饮食异和，瘴雾昏翁，医药无有。岁行方闰，气候殊恶。昼热如汤，夜寒如冰。”
从文献可知中原人初到岭南时，对岭南当地的独特风俗产生了不适感。而语音不通和饮食不和，也让他们这种不适感加大了很多。但是岭南的气候也使得风景十分秀美，因此有很多风景名胜。
周去非《岭外代答》专门辟有《禽兽门》 和《虫鱼门》，共开列岭南的珍禽异兽五十余种。潮阳在唐宋之际鳄鱼为患，韩愈的《祭鳄文》传诵天下，而陈尧佐的《戮鳄鱼文》也流传至今。
宋代岭南尚有野象出没，唐庚的《射象记》即使在今天读之，也不禁让人感到惊心动魄。范端臣至岭南，有诗曰“怪鸟呼如鬼，痴猿立似人。蛮商通海舶，渔户杂江滨。”
从上文可以看出，岭南有许多珍禽异兽。从侧面可以看出在士大夫观念的岭南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岭南的风土民俗和花木鸟兽在短时间是不会有太大的变化的。
因此士大夫自身的性格和所处的环境的各不相同，导致了他们在岭南的心境也有所不同，从而使得他们眼中的岭南风物蒙上了不同的感情色彩。
元钻八年（1093），吕大防曾言“前代多深于用刑，大者诛戮，小者远窜唯本朝用法最轻，臣下有罪，止于罢黝。”
从从文中可以知道对获罪的官员进行贬谪或者编配，是宋代政府处置犯官的一种重要方式。但宋时比前朝在用刑上略有减轻，因此只有在罢黝官员时，才会发配岭南。
左降主要是对行政级别的降低。一般来说在京都的官员被外放，实际上就有降级的意味。因此从这个意义而言的话，宋代被左降到岭南的官员并不在少数。
这些做左降官在岭南往往任命为知州亦或者是通判等职位时，他们其实是掌握者实际权力的。正因如此他们遭贬的心态并不太明显，所以后世也通常把他们视作名宦而非贬官。
而责监岭南场务者也因属于实际差遣，所以不同于散官虚衔。他们必须被贬到有盐或者矿产以及酒的地方，由此可知这些人的境遇还算比较好，因此他们并无贬官心态。
宋代在刑法中虽然还是沿用前朝的五刑，但是五形在实际执行中有了很大的变化。另外宋代又制定了一些新的刑中，如编配。但是编配不是指对犯官而设的刑罚，而是指宋代官员因获罪而发配至京外。
编配还包括“编管”、“羁管”。但是“编管”和“羁管”在对犯官行政处分中的限制是一样的，只不过在程度上羁管比编管稍重点。
编管羁管岭南的犯官在隶地还有一定的学术活动，包括著书立说和在人作保的情况下授徒自给，如陈灌编管廉州时曾著《合浦尊尧集》，胡锉窜吉阳军时，“黎酋闻邦衡名，遣子就学”。
可以看出编管羁管人在隶地一般要住在当地官府的厢房内，也可租赁房屋居住，但有厢军监视。
唐玄宗开元十八年（730）赦令言“左降官及流移、配隶、安置、罚镇效力之类，并宜量移近处。”唐代安置即流徙，并非常制。宋代始有安置之法，它和居住都是针对获罪命官而设置的刑罚，宋人张端义说“安置待宰执、侍从居住待庶官。”
可以看出“安置”这个刑法在唐代就有了，当时安置法适用的主体主要是宰执、侍从官。所以他们有较大的人身自由，到安置地不必押解。只需要使臣护送前往即可，他们也可以自建房屋。而且他们是有一定的棒给，所以经济条件要比编管者好一些。
而居住法是宋代惩罚犯官的最轻手段，因此大多数居住官仍然享有优厚的俸禄。并且他们在谪居地无人监官，享受很大的人身自由。居住法的受惩戒者居住在内地州郡，所以不用入岭南居住。
据论，宋太祖曾立誓约，“不欲以言罪人”，“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违者不祥，对士大夫分外优待，因此将犯官滴隶岭南，己是比较严重的处罚。而被贬滴岭南，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政治斗争中失败。
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到，岭南谪宦在宋代政治上的变动和演进轨迹。因为北宋的危机遍及社会的各个方面，所以在政治上统治者虽然极力去消除五代的阴影。
但是由于社会刚从五代纷争中脱胎出来，在各项制度和社会心理等层面，仍不免带着五代的烙印。英宗和南宋光宗都因为政治上无甚作为，所以贬滴岭南的官员也非常少。
而神哲徽钦四朝是变法与反变法在政治上拉锯反复的时期，因此双方各自结成阵营，一方主政而另一方就被贬至岭南。可以豪不夸张的说宋代岭南谪宦史，实际上就是宋代政治史演进的一个缩影。
南宋建立之后，虽然在制度建设方面和北宋保持了一定的连续性。但是由于金的威胁和人们对赵氏政权缺乏信任等，南宋政权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危机。为此宋高宗对金主张求和，以此来达到获得偏安局面。
而他对内采用收大将兵权的政策，来满足他加强皇权的目的。如果说，开国之君的政策可以奠定一个王朝的基本政策的话，那么，宋太祖实行祖宗家法并优待文士的行为基本上开创了北宋“仁治”的局面。
而宋高宗猜忌武将，贬黝文臣的政治路线就决定了南宋的王朝性格比北宋“残忍”的多。因此南宋统治时间虽较北宋短，但是贬滴岭南的官宦却是北宋的两倍多。
当然政治生涯的挫折对于滴宦来说，无疑是他们生命中的一场悲剧。在远赴岭南的途中，他们深深体会到了身为漂泊者的孤独。因此他们对未知地域的恐惧和对个体命运的忧虑，都在诗词中得以显现。
因此宋代岭南谪宦之间唱和互动的形式非常广泛。在同一贬所者往往组织诗社、文会，而不在同一贬所的滴宦之间则通过频繁的书信往来。
当然在同一贬所但是不在同一时间贬谪的名宦之间也会发生文化联系，后来者往往以追和的形式来缅怀先贤。
总之，代岭南谪宦因为拥有被贬岭南的相同经历，这条纽带往往把他们联结在一起。不管是同时代还是前代的人，滴宦在心中总是会产生一种认同感。
如果再有相同的政治主张、学术渊源等，他们中间的某些人就可能形成一个牢不可破的群体。
在政治操守、文化人格乃至小到日常起居上相互影响。因此在岭南时，他们的互动行为推动着岭南文化的发展。当岭南北归后，他们又同声相应并影响着宋代政治局势的演进。
从较为宽泛的概念来说，贬官谪宦属于流人的范畴。他们是一种特殊的流人群体，较之一般流人名声更大，影响更远。因此留下的事迹和可供研究的资料也更多。
而宋代岭南谪宦由于贬官制度的严密性、流放地点的特殊性以及谪宦对滴隶地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而在中国流人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
《史记》卷《张耳陈余列传》，第2573页
《张耳陈余列传》，第2574页引唐司马贞《索隐》
《史记》卷 《秦始皇本纪》，第 253页 卷129
《货殖列传》，第3269页，卷 113《南越列传》，第 2967页
《史记》卷5《秦始皇本纪》，第253页引唐张守节《正义》
《太平寰宇记》卷176《南蛮一》，第 4页
隋书》卷 31《地理志下》，第887页
《隋书》卷 75《孙万寿传》，第 1735页
《桂海虞衡志校注佚文》，第139页
《后村先生大全集》卷 7，第450页
《通典》卷184《州郡十四·古南越·风俗》，第984页中
《苏轼诗集》卷45《赠岭上老人》，第2424页
《庄简集》卷108，第12页
《范蒙斋先生文集·遗文》《岭南鞭春》，第3页
《道山清话》第8页
容斋随笔·三笔》卷1《朱崖迁客》，第429页
《册府元龟》卷85《帝王部·赦肴四》，第17页
《贵耳集》卷上，第36页
《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1，建炎元年4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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