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木乔

编辑/木乔

前言

苏轼不但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文坛巨擘，也是一个集诗、书、画、乐于一身的艺术界巨匠，而且还是一个深受民众喜爱的政客。

苏轼虽然在党派斗争的旋涡中挣扎求存，未能完全实现他的“献君尧舜上”的政治志向，但他毕生都坚守着“仁政”和“为民请命”的政治理想，并在这一领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他在政治上取得的辉煌成就，所蕴含的政治理念也十分丰富，这些理念对于当今的中国也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研究课题。

一、苏轼的民本思想

“民本”和“仁爱”的理念贯穿了苏轼的整个人生哲学，并成为他所有问题的基本起点。苏轼在处理王安石改革问题时，表现得尤其明显。

王安石是神宗最信赖的人，他大力进行改革。王安石虽然以儒家为表象，但其本质仍是一位“法家”派。

它的治理方式就是“外儒内法”，这也是中国古代许多统治者常用的一种治理方式。王安石所信奉的法家富国强兵之术核心在于加强君权、以君为本。

而苏轼奉行的儒学仁政，主张明君贤人实行“以德治国”，这是一种以“以人为中心”的简朴观念。

为了达到“国家富裕，人民富裕”的目的，改革的关键就在于如何合理地进行利益分配。

司马光、苏轼等人针对王安石所谓“善于财务之人，无须赋税，而使国家之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下）这种荒谬的观点，直截了当地提出：“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下）

所以，他拒绝了那些广开政府收入来源，压榨人民的政策，他坚持要少取节用，让人民受益。

他提出了“位之存寄乎民，民之生寄乎财，故夺民财者，害其生者也。害其生者，贼其位者也。”(苏轼《东坡易传》卷八)

与此同时，他们也反对重罪，主张富裕，这样就能保持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之间的一种相对平衡，让人们不敢做任何伤天害理的事情，让整个社会保持了一个相对的安定。

苏轼的独到见解，与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贫富差距，主张收入分配公正，实现“还富于民”的方针不谋而合，由此可以看出他的智慧之火。

轼的民本思想是有着深厚渊源的，儒家学说的根本便是以民为本。

从《尚书》中的《五子之歌》中的“民主君从”，到《左传》中的“民者，为国之本”，再到孟子中的“君权民授”，再到“民贵君轻”，再到荀子中的“君舟民水”。

都可以看出，在这些经文中，都有关于民本的阐述，而且还在不断的深入。

苏轼是中国古代主要的文化人，他从小就受到儒家“以民为中心”的儒家思想的熏陶，一生都在奉行“重民爱民”的治国理念。

而苏轼则是草根出身，历经磨难，对普通民众产生了一种与生俱来的亲切感。苏轼在他的儿时、青年时代都生活在乡下的四川眉山，他与最底层的工人阶级有了更多的联系。

小时候，他经常看到爷爷和一个农民在地里喝酒唱歌，对农民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入仕之后，苏轼在仕途上可谓波折不断，多次被贬，足迹遍布了整个北宋的大部分地区。

苏轼每次被贬，都能更深入地接触到平民，更深入地理解平民的苦难。也就是这样一种“身在其中”的体验，拓宽了苏轼思想的眼界，并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时空与阶层的限制，进一步走进了平民百姓的生活。

苏轼曾经有过一首诗：“青衫半作霜叶枯，遇民如儿吏如奴，吏民莫作官长看，我是识字耕田夫。”（苏轼《庆源宣王义丈以累举得官为洪雅主簿雅州户椽》）

他是一个真诚的人民之友，他主动地为人民谋福利，他不怕富贵，他替人民说话，他对人民有怜悯之心，他痛斥社会弊端，他对人民有一颗赤子之心。

苏轼一直将自己当做一个普通的凡夫俗子，累了就与渔民为伍，酒过三巡，睡在草丘上。

人们对苏轼也是发自内心的喜爱，经常会有苏轼的两首《被酒独行》，高兴的是苏轼的《登云龙山》，也经常会有人为他鼓掌。

二、苏轼的变革思想

在这个时期，人们生活困顿，财政拮据，内部纷争，边疆纷扰，社会冲突和国家危机日益加剧。

改恶从善、重振北宋的时代强音，已成为当时士大夫社会的主要风气。范仲淹，韩琦，欧阳修，都对此进行过积极的探讨与尝试。

在这个追求变革的年代，他一开始就是一个改革派，想要为国家的繁荣和人民的安宁出谋划策。

他根据当时的国情，制定了一套切实有效的改革计划，是一个坚定的改革家。“天之所以刚健而不屈者，以其动而不息也。”（苏轼的《策略一》）

苏轼第一次提出了“吐故纳新，以新易旧”的道理，并提出了“以新还老”的主张，并认为“以新还新”是大势所趋。

“聚民心、厚礼法、守律法”（苏轼的《上神宗皇帝书》），是苏轼改革的主要方针，他一贯主张以“以德治国”为中心，以“渐变和任人”为方法，以“以人为本”，“以民为本”。

苏轼提倡为民谋福利，但又不与百姓争夺利益，因而不会失去百姓的好感。呼吁减税，节俭，为百姓减负。

苏轼《策略三》）认为，法律不必大改，“欲有立者，必先用之”。苏轼的《策别·课百官》）提出了“以德治国”的观点，并提出了“用人不当，任用时间短”的主张，主张严格考核，以避免在执行过程中出现偏差。

它还建议采用“定兵”制度，逐步以受过良好训练的军队代替耗资巨大且毫无效用的禁军，以巩固国家安全。

本文认为，在河南和湖北两个省份，不仅可以扩展其生产面积，提高其国民生活水平，而且可以加强其防卫力量。

他们抵制并合地主的偷漏税行为，让百姓安心于自己的土地，减少穷人的经济压力。要严惩黑商，要发展经济，要维持治安。

改革的方法包罗万象，直指社会问题的根本。现在想来，还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很有启发。

三、苏轼的宗教思想

我们应当注意到，苏轼所信奉的主要理念，就是儒者的“仁”与“民”，但他对佛教与道家的理念却持一种宽容的心态，把儒、释、道三家的理念融合在一起，并以此作为其政治人生的指引。

苏轼幼年时曾在眉山天庆观拜入老庄门下，师从于张易简，长达三年之久。长大后，他又从张希甫那里学到了如何辟谷，又从王仲志那里学到了如何修炼的养气功夫。

道教特别重视人的个人生活，各种养身法门使得苏轼能够在被贬后的几年中，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精力和良好的体质。

苏轼的那首著名的《放鹤亭记》，正是老庄的精髓所在，虽然是人养大的，但它的行为却是天经地义，这种天真无邪的态度，正是苏轼从政从学的目标。

如鹤独立、如鹤高飞的自由人格，也是他长期追求的目标。暂且不论文章的负面隐逸，道教的彻底避祸、修身养性确实安抚了苏轼受到创伤的灵魂。

道家的玄妙境界，让苏轼对自己的人生充满了疑问，他很欣赏古代智者的高尚品质，他觉得“虽南面之君未可与易也”。

尤其敬重陶渊明，并提出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古今贤之，贵其真也”。（苏轼的《东坡题跋·书李简夫诗集后》）

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苏轼一贯坦诚坦荡，不做作，坚守自己的主体性，不向外界的各种压力低头，敢于向官僚体制的潜规则说“不”。它鲜明地反映了道教的“真我”与“自由自在”的精神。

在他中年人之后，他的生活经历和经历，使他对佛教的认识逐步加深。

他曾与淮南、道潜、佛印等有名望的僧人相识，并与他们结为好友，吟诗作对，并时常进寺拜佛，念诵佛经。

佛教的智慧使他能够超越世俗，用一双洞察世俗虚妄的眼睛，洞察世俗悲惨的根本原因。

“但当你的心不在任何地方，你的创造与我一样。”（苏轼的《百步洪》）已无了计较心的他淡看了祸福荣辱，平息了欲望纷争。

“稽首天中天”，“端坐紫金莲”(苏轼《呈佛印禅师》)“暂借好诗消永夜，每逢佳处辄参禅。”(苏轼《夜直玉堂携李之仪端叔诗百余首读至夜半书其后》)

被贬黄州的他整日地栖身佛寺，静坐自省，在诗句中阐发佛理，在抄经诵经中寻求安顿。

豁达之后，苏轼把生活当成了一盘棋，他说：“胜故欣然，败亦可喜，优哉游哉，聊复尔耳。”（苏轼的《观棋(并引)》）他摒弃了个人得失，尽情地体验了一种真正的生活。

佛经中的道理，让苏轼摒弃了功名，摒弃了是非，所以他在红尘之中，真的忘记了自己的生死，以一颗仁慈之心，为天下苍生谋福利。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古代有很多人被世俗的欲望所诱惑，因为一时的贪婪而违反了法律，为了钱财和美人而被囚禁，他们的性格变得扭曲，腐化堕落，令人扼腕叹息。

令人感到庆幸的是，苏轼并未因为了悟了生命而产生忧郁、自暴自弃的情绪，而是将宗教观作为其崇高理想和抚慰创伤灵魂的一种精神归宿。

他已经达到了人的境界，始终保持着一种豁达的心态，对生活充满了爱，并坚持自我修养和帮助他人。被流放到偏远的地方，还在那里唱着：“杨柳不在，水边不在。”（苏轼的《蝶恋花·春景》）

六十五岁时，被赦免，回到北方，还在那里吟诗：“九死而后已，无怨无悔，此游之妙，一世无双。”（苏轼的《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这种不屈不挠的气概和旷达的气度，启发了世人以乐观的态度去看待人生，去战胜苦难。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苏轼在政治上既是一个优秀的思想家，又是一个执着的实践者。

他坚持自己的治国之道，“有了秩序，就有了秩序，有了混乱，就有了秩序”（孔子的《论语·里仁》）。

并在其自身的创作活动中，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与完善，从而使得它焕发出了一位文学宗师所特有的人文热情与个性光辉。

综上所述，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苏轼的治国理念值得我们深思，“独立自主”、“开拓创新”、“自强不息”、“以民为本”、“豁达”、“坚韧不拔”的东坡精神，也一定会在实现中国人民的伟大复兴之路上熠熠生辉！

参考文献：

苏轼．傅成，穆俦标点《苏轼全集》

苏轼．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

苏轼．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

林语堂《苏东坡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