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线城市人口负增长，但向大城市聚集趋势未变

2021年七普数据发布时，北京街头的人群。（视觉中国/图）

四大一线城市罕见出现常住人口集体负增长。

北上广深2022年合计减少27.47万人。其中，北京常住人口减少4.3万人，上海减少13.54万人，深圳减少1.98万人，广州减少7.65万人。

早在十几年前，面对高房价和生活压力，白领们便上演过一波“逃离北上广”的浪潮,但一线城市人口依然持续流入。如今，一线城市真的不再吸引人了吗？

全球化智库特邀高级研究员、人口学者黄文政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2022年各市常住人口流入流出幅度都很小，疫情等因素仍有一定影响。在此基础上，四大一线城市常住人口全部负增长“不太能代表系统性变化，也不应过度解读”。

全球化智库成立于2008年，是一家总部位于北京的民间智库。

广深人气显著回升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副院长卢晶亮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四大城市各自情况不同，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如2015年后，北京开始疏解非首都功能，人口调控是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北京市常住人口在2016年达到峰值2195.4万，至今已连续6年减少。

上海常住人口也已连续两年下降。《解放日报》报道称，外来常住人口减少是2022年上海市常住人口减少的直接原因。

2022年，上海市户籍常住人口1469.63万人，同比增加12.19万人；外省市户籍常住人口1006.26万人，同比减少25.73万人。

2022年，深圳出现设市以来首次常住人口负增长。

卢晶亮表示，一方面，深圳市常住人口中流动人口和户籍人口数量倒挂，受到2022年疫情和经济形势影响，来深工作的部分外省人口选择离开。这是造成该市常住人口负增长的主要原因。

深圳市统计局数据显示，该市年末常住人口1766.18万人。其中，常住户籍人口583.47万人，占常住人口比重33%；常住非户籍人口1182.71万人，占比67%。常住非户籍人口较2022年减少29.06万人。

“另一方面，深圳近两年也在提高落户门槛。”卢晶亮说。

2021年5月，深圳市发改委相继发布《深圳市户籍迁入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和《深圳市居住社保积分入户办法（征求意见稿）》，显示落户深圳的要求更为严格。

如将核准类学历型人才的底线要求调整为全日制本科；将在深圳合法稳定居住、就业的基本年限要求由5年调整为10年；夫妻投靠基本要求由结婚时间及被投靠人入深户时间满2年调整为满5年；老人随迁将子女入深户时间要求由8年调整为15年；并增加子女在深圳缴纳社保连续满15年的要求等。

不过，广深均已出现人口回流迹象。

广州统计局官方微信公号5月13日发文称，根据运营商通信数据，2022年12月广州市流出的人口基本已经返穗，回流率达94.32%。

交通运输部发布的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数据亦证实，广深两地人气显著回升。2023年3月和4月，广深两城轨道交通客运量均分占三、四名，位列上海和北京之后。广州轨道交通客运强度（万人次每公里日）均排名第一，深圳4月被西安赶超，位列第三。

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苏剑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因人口数据通常在一年内变动不大，所以多披露年度数据。“地铁运营数据虽然粗糙，但仍具一定参考价值。”

向中心城市集聚

一线城市人口负增长，那么，人都去哪了？

近几年，在常住人口正增长的领跑城市中，除了连年出现的杭州之外，长沙和合肥也颇受偏爱。

在黄文政看来，低房价是长沙持续吸引人的主要原因。

根据湖南省住建厅和统计局的数据，2022年1—12月,长沙市新建商品住宅均价10703元/平方米，在30个直辖市、省会城市(除拉萨外)中排名第19位。

2023年1月4日，长沙晚报从长沙市住建局获悉，长沙的房价收入比保持在7以下。诸葛找房数据研究中心报告显示，2022年100个重点城市平均房价收入比为12.4。

其中，一线城市房价收入比呈上涨态势，收入比为30.4，较2022年上升6.89%。二线、三四线城市持续下滑，且三四线城市降幅最大。

黄文政还指出，合肥科技产业表现突出，有中科大等优势教育资源，发展后劲很足。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022届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显示，安徽省是中科大2022届毕业生（含本硕博）流向最多的就业地点，约有62.8%本科生，28.9%硕士生和33.1%博士生都选择在安徽就业。

2021年6月毕业季，中国青年网联合花呗向30岁以下的青年用户进行调研，超五成年轻人表示，就业不再首选北上广等一线城市。

“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遍地是机会。增速放慢之后，机会变少，大家也会更明显地感受到竞争压力，不想在一线城市‘卷了’。”卢晶亮表示，在综合考虑在大城市打拼的成本与收益后，大学生流向二三线城市，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不像以前，大家都会去一线城市。在目前人口总量慢慢减少的背景下，一线城市也不得不和其他城市竞争。”卢晶亮说，提供好的就业机会，解决生活“后顾之忧”，才能留住人，这也是一线城市需要思考的问题。

不只大学生，卢晶亮还提到，近些年的农民工流动数据显示，农民工跨省流动的比例在下降，而省内流动的比例在增加。这意味着农民工就近务工或省内务工意愿上升，向省内中心城市集聚的现象增强。

在卢晶亮看来，以前人口流动向沿海地区集聚，然后向一线城市集聚，之后的趋势可能是向每个区域内的中心城市集聚，如一些省会城市会变成集聚中心。

2023年3月和4月，广州轨道交通客运强度（万人次每公里日）均排名第一。 （视觉中国/图）

一线城市仍具吸引力

“一线城市实际上是国家14亿人口规模优势最突出的体现。规模效应通过交流交往得以表现，对经济增长会带来加速提升。”黄文政认为，一线城市仍有其他城市无法替代的优势。

如一线城市聚集了全国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他们的交往可以碰撞出很多机会和可能性，像现在许多大型互联网企业都是在北京成长起来的。

在提出疏解非首都功能后，2017年发布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首次提出减量发展，实施人口规模、建设规模双控。

2021年11月，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发布《北京市国土空间近期规划（2021年—2025年）》（草案）（下称《规划》），其中提出，到2025年，北京市常住人口规模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

七普结果显示，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时，北京全市常住人口2189.3万人。意味着《规划》要求已完成。2022年，北京市常住人口降至2184.3万人。

“减量发展实际上有相当难度。”苏剑表示，这需要地方产业机构迅速做出调整，否则结果就是人走了，产出也会下降。

人口流入减少后，城市老龄化态势日益加深。

2022年9月发布的《北京市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21）》显示，2021年，北京市60岁及以上常住人口占比首次突破20%，65岁及以上常住人口占比首次突破14%，标志着北京已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

上海是中国最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超大型城市。2022年上海60岁及以上老年人占全部常住人口25%，65岁及以上常住人口占比为18.7%，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

“大城市对落户要求一直以来似乎都有个迷思，都想争取高学历高技能人才。”卢晶亮认为，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需要各个技能水平的人。大城市服务业发展迅速，其实需要大量所谓的低技能劳动力，低技能劳动力和高技能劳动力互补才能产生溢出效应。

2018年之后，上海多次降低人才落户门槛，以吸引各类人才。新一线城市等地的“抢人大战”轮番上演，希望争夺“人才红利”。

“人才是在人口里长起来的。”黄文政认为，不能脱离“人口”谈“人才”，在公平的环境和良性竞争下，各类人才自然会从人群中被遴选出来。“如果只是去抢人才，而不重视人口，对城市发展仅会产生一些短期效果。”

在他看来，一线城市仍有吸引力。高端产业就业机会仍集中在一线城市，这些就业机会也会带动相应的配套产业。

事实上，中国的一线城市可能并不算大。

携程联合创始人、人口学者梁建章撰文称，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城市是日本东京，东京的人口有3700万，而日本的人口不到中国的1/10，韩国的人口只有中国的1/25，但是首尔都市圈的人口有2400万左右，和上海差不多。

梁建章测算，中国的城市化率相对于中国的人均GDP是偏低的。和中国人均GDP水平相当的国家，如巴西的城市化率远高于中国，所以中国未来至少还有20%的城市化率的提升空间，也就是说，未来还有2亿-3亿的人口将迁入城市。未来向大城市聚集的趋势仍将持续。

生育率问题更为紧迫

相比一线城市常住人口下降，受访学者普遍更担心低生育率问题。

此前，国家统计局公布，2022年中国人口出现了六十多年来的首次负增长。

黄文政认为，如果按目前的生育率持续下去，前景不容乐观。目前中国生育率约为更替水平的一半，而只要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人口就会不断减少。

更替水平指的是足以维持人口世代更新、人数不增不减的生育率水平，发达国家的更替水平一般是2.1。

联合国人口司发布的《2022年世界人口展望》报告显示，2021年中国生育率为1.16左右，2022年中国生育率约为1.18。与中国人口规模接近的印度在2022年的生育率为2.01，美国则为1.66，虽均未达到更替水平，但都比中国高。

2023年5月11日，一则“专家建议给生孩子的人发薪水”的词条登上微博热搜，提出人正是黄文政。他在受访视频中说，“生孩子养孩子本身就是一份工作，应是有收入的”。之后，不少声音指责他有将人变成生育机器之嫌。

黄文政解释，他提出这一建议的初衷是缓解当前生育率过低的问题。“我去工作是有收入的，但我在家带孩子其实是花钱的、是要付出的，你不能让我花钱还不给我好处。”

至于钱从哪儿来，黄文政提议或许国家可以设立人口发展基金或特别人口国债。

南方周末记者 施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