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兰察布盟蒙古族在反侵略斗争及维护国家统一做出的贡献

十九世纪中后期的反侵略斗争及内乱战争对乌兰察布的影响

19世纪后，中国封建社会日益衰落，清政府的统治日趋腐败。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列强向东方的侵略扩张日益紧迫。1840年（道光二十年），英国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武力打开了中国的门户。随之，法、俄、德、日等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相继入侵中国，这一年也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中国开始变成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从此，中国人民开始了反帝反封建的艰苦而漫长的斗争。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后，今乌兰察布地区虽远离战争的主战场，但察哈尔右翼四旗的蒙古总官、参领、章盖进行了捐马，支援了这次反侵略战争。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夏，由于战争形势紧张，清政府急令察哈尔都统预备察哈尔蒙古精兵2000名，“驻札口上游牧听候调遣”，同时命令该部迅速启程赴天津，并委派八旗都统僧格林沁等传旨申谕察哈尔骑兵“务各奉法在途行走，速抵天津。”五月二十七日，道光帝谕令察哈尔都统铁麟说：“著铁麟、敬穆预备察哈尔都统精兵2000名听候调拨……再于商都达里冈爱挑备壮马2000匹，所需器械、兵甲、帐房、马乾，著一并预备”。铁麟接旨谕后，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即将蒙古官兵2000名、壮马2000匹备齐，并将这批马匹游牧于博罗柴济（距张家口北附近）。应征的马匹中含察哈尔右翼四旗的马匹。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察哈尔蒙古官员兵丁共捐马2550匹，察哈尔军台札兰章京旺楚克等捐马1050匹，太仆寺、商都等牧群的官员也捐输了马匹。清朝以“捐输”的名义，向各蒙旗大量征用银两、马匹，调遣骑兵，加重了蒙古人民的经济负担。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1858年（咸丰八年）春，英法联军攻占广州后扬言要进犯天津。清政府调集察哈尔马队2000人防守山海关。五月，英法联军攻占大沽口，清政府令僧格林沁从察哈尔新调马队1000人，加上从山海关转调的2000名察哈尔马队蒙古骑兵，是当时总兵力的三分之一。但第一次大沽口战役在英法联军的攻击下，很快失败了，导致大沽口失陷。1859年（咸丰九年）六月，第二次大沽口战役后，僧格林沁新调察哈尔马队２000人，从乌兰察布盟（含四子部落旗）征骑兵５００人，集中于绥远城备调，增兵备战。

1860年（咸丰十年），第三次大沽口战役中，察哈尔骑兵3000人参战，为驻守天津八里桥主力，战争开始后他们全线出击。据当时参战敌军忆述：“从四面八方正对着我们就出现了无数用长矛和弓箭武装起来的骑兵，又整齐又迅速地向前冲来……鞑靼骑兵的人数每时每刻都在不断地增加，很快，我们整个战线都遭到迂回和包抄”。但这场战争以清朝失败而告终，英法联军炮火的轰击，造成了蒙古族骑兵的大量伤亡。为了这次战争的备战，早在１８５７年初，察哈尔都统一次接收捐马达６７００匹。

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察哈尔兵参战逾万人。当时察哈尔额定兵丁8000余人，可见当时察哈尔（包括察哈尔右翼四旗）的沉重军费负担和战争中的巨大伤亡。这是造成当时蒙古族人口下降的一个主要原因。

从上述情况可见，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察哈尔兵丁负出了惨重代价，同时他们在反帝斗争中给了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最光辉的一页。

19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传教士在今乌兰察布地区的侵略活动迅速扩展。他们和教民强占土地，欺凌各族群众，买地时明买一亩，实占二亩，引起了群众的强烈反抗。1884年（光绪十年）后，反洋教斗争更加激烈。1886年（光绪十二年），在集宁附近的察哈尔七苏木牧地被传教士指使教民强行垦占，七苏木牧民即联合附近汉族农民，将教民强行播种的禾苗放火烧掉。对洋教势力进行了打击。

1853年（咸丰三年）夏，太平天国义军定都南京后，派北伐军远征北京。六月，清廷命僧格林沁督办京城巡防，曾调察哈尔（含察哈尔右翼）马队２０００名，参与出京攻剿太平天国北伐军的战争，打败了北伐的义军。

1860年（咸丰十年），由于山东、河南和直隶南部捻军蜂起，清廷启用僧格林沁任钦差大臣率兵征讨，察哈尔马队１２５０名等南下征剿。１８６５年（同治四年），僧格林沁在山东曹州（今菏泽）战死后，余部交曾国藩等接管遣返时，察哈尔官兵仅剩４８０余人。

1863年（同治二年）末，以伊斯兰教新派首领马化龙为首的回民起义军围困八旗军驻守的宁夏满城，曾从乌兰察布盟（含四子部落旗）征调兵６００人被分布于沿边、沿河增防。１８６４年（同治三年），陕甘各地回民起义烽火更炽烈，新疆各地也爆发了回民反清起义，清朝西北边疆地区全面震动、危急；同年年末，归化城副都统桂成率乌兰察布盟蒙古兵增防花马池一带，两个月内数次击退出边回军。１８６６年（同治五年），新疆回军攻破伊犁、塔城等地，清廷急令征调察哈尔蒙古军５００名；同年冬，宁夏回军进扰阿拉善旗并窜入包头，清廷改令西调察哈尔和乌伊两盟蒙古兵７００人留驻包头，加强防务。１８６７年（同治六年）秋陕西回军一度进占伊盟南部，清廷又调集察哈尔右翼四旗蒙古兵１０００人驻防归绥、包头一带。战火蔓延蒙旗境内之后１８６８年（同治七年）六至十月间，驻防在沿边沿河地区的乌伊两盟２０００名官兵即亡者多达２１６人，至１８７０年（同治九年）底，两盟出征官兵已阵亡４６７人，受伤１７７人。在这样的情况下，１８７１年（同治十年），又因回民军退入乌兰察布盟北部边境，乌盟、察哈尔蒙古兵及其他诸军继续与其交战。

在战争期间，除军需征调外，战乱地区蒙古族的财产损失残重。如１８６８年（同治七年）察哈尔马队一次在郡王旗和达拉特旗之间击溃回军后夺回被劫牲畜就有１０００余匹马，数万只羊，几千头牛和几百头驴。１８６９年（同治九年）夏，当清政府再次让乌兰察布等盟备齐３０００峰军需骆驼时，绥远城将军等复奏说：“……乌兰察布盟所属屡奉征调，且乌喇特旗境被贼窜扰，穷苦难堪，驼只均难筹备”，使清廷不得不“著暂缓筹办，以示体恤。”而出兵参战的盟旗官兵“应需军器、驼马、帐房均自行筹备。所有倒毙驼马、损坏兵器、破烂皮衣，亦须随时摊办补齐。”可见当时战争给察哈尔、乌兰察布盟等蒙古地方带来的灾难。

1864年（同治三年）在陕甘回民起义的影响下，新疆回民起义就于库车地区首先爆发。１８６６年（同治五年）春，伊犁、塔尔巴哈台先后失守，清廷急令调直隶，吉林、黑龙江清军及内蒙古境内察哈尔、乌兰察布等盟旗蒙古兵千人由北路（漠北）西征。整个新疆回部起义一直持续到１８７７年（光绪三年），前后达１４年之久被左宗棠大军镇压而结束。

在内乱战争中，分布在今乌兰察布市境内的四子部落旗和察哈尔右翼四旗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和影响，并造成人口下降，如四子部落旗在征讨马化龙回师后，由于人口下降，财政拮据，将原所辖28个苏木缩减为20个苏木。清政府极力保护提倡的喇嘛教日盛，众多的喇嘛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寄生阶层，也严重影响了人口增殖和畜牧业的发展。再加上大办垦务，使察哈尔右翼四旗、四子部落旗的经济严重衰退和萎缩。但迫使当时察哈尔右翼、四子部落旗的牧民弃牧务农，出现了新兴的地主阶级，原有的封建领主制生产关系崩溃。从这方面讲，对推动社会进步又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