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

秦二世时，赵高诛杀宗室，谋害李斯、蒙恬、蒙毅等重臣，大权独揽。反观始皇帝在位时，赵高懂法律，会书法，虽然出身低贱，却因勤勉干练得到破格提拔。并不是赵高变了，而是皇帝给他的角色变了。秦始皇作为开国君主，雄才大略，需要干才，而秦二世靠阴谋继位，又只知道享乐，需要的就是镇压异己的人了。

雍正皇帝的宠臣田文镜，抓贪官，追欠款，改赋税，雷厉风行。手下人稍有怠慢就会受罚，所以他留下了“酷吏”的名声。田文镜深知雍正对新政多么看重，在当时吏治废弛的情况下，如果他不这么严苛，新政难以推行，弊政难以消除。

田文镜投雍正所好，并不总是产生积极影响。雍正喜欢祥瑞，于是田文镜变着花样献祥瑞。报喜报多了，最后变成了不敢报忧。河南水灾，田文镜隐瞒不报，耽误了赈灾，河南百姓不得不出省乞讨。

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的宠臣理论正好可以解释这一历史现象。伯克认为，历史上的宠臣都是在尽力扮演君主赋予他的角色。“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君主有需要，自然有全力去满足他的臣下。

在《历史学与社会理论》一书中，伯克认为：宠臣总是在道德上遭到批判，但是如果考察他们的社会角色，比如君主的朋友、私人谋士、对抗贵族或文官集团的盟友，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在执行的过程中，臣子为了确保达到君主想要的效果，层层加码，传递到底层，很有可能就走了极端。

另外，有些居心叵测的人，主动去迎合君主的需要，以此获得宠信，攫取利益，这一部分人是宠臣，也是奸臣。他们为了私利，或者仅仅为保住当前的位置以维持生存，竭力讨好君主，常常是“下必甚焉”的典型。

从这个规律我们可以看出，道德评价不能是唯一的标准，不能只在人身上挑毛病，不好的制度会诱使大家去争做宠臣。组织内部的层级有利于实现效率和稳定，但权力如果不受制度限制，总会出现媚上者，破坏内部生态，最终危害的是整个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