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作为开国元勋，为新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他的晚年境遇却非常凄凉。

1974年，在彭德怀弥留之际，说话已经十分艰难，但还断断续续叮嘱侄女彭梅魁要代他去看望他最好的朋友，并将他的书籍送给他。那么，此人到底是谁？为何彭德怀在临终前，还对他如此挂念呢？

弥留之际的彭德怀

1973年，彭德怀在几年的铁窗生活下，患上了直肠癌。铁汉一般的彭德怀被搞垮了。他每天很少进食，大便出血，身体完全虚脱，由于癌细胞不断地扩散，他的身上疼痛难忍，躺在牢房的木床上，不断地发出痛苦的叫声。

彭德怀

然而，当医院听到他的名字时，都不愿意接受他，接连遭到拒绝。直到大出血的第七天晚上，周恩来知道后立刻指示，转到解放军301医院。

到了这里，彭德怀仍然遭到了冷遇，在一间冰冷潮湿，进不了半点阳光的房间里躺着。他被限制了活动，不准写字，不准听广播，陪伴他的只有书。

1974年夏天，他不幸又患左侧偏瘫，坐都坐不起来。不久，医生发现癌细胞转移，已经扩散到了肺部、脑部，引起身体的剧烈疼痛。

医生经过检查之后，向专家组提出必须迅速动手术。然而，即便始终病重，彭德怀也没有得到应有的照顾和治疗，受尽了病痛的折磨。1974年7月21日，由于癌细胞扩散，他痛得在地上打滚，更没有人来关心他，他甚至乞求门外的卫兵能给他一枪。

彭德怀

当有人要他动手术的时候，他不愿意，他担心别人会以动手术的名义残害他。他说道：

“我只要活一天，就要为人民工作一天，这是我的权利，你们不能剥夺。不答应我就不动手术，我不能不明不白地死在手术台上。”

彭德怀宁死不屈的精神感动了医生，医生也劝他：“彭老总，你的病情已很危险了，还是尽快动手术的好。”彭德怀躺在病床上，看着医生，问他如果动手术会不会有危险。医生说道：“只要动的早，就不会有大的危险。”

彭德怀深情地对医护人员说了他的肺腑之言：“我彭德怀并不是怕死，要怕死我早就不干革命了。我这条命也是从战场上捡来的，还能怕什么？问题是我还背着黑锅，死了就无人能帮我说清楚了。”

彭德怀和毛主席

彭德怀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急切地要把自己满肚子的话说出来，可并没有人愿意倾听。

后来，彭德怀因癌症转移，周身疼痛，尤其肩膀肿痛难忍，痛苦不堪，以致于他在床上拼命挣扎。有时，他痛得用牙咬破被子、床单，将它扔在地上。

护士也不厌其烦地为他更换床单、更衣洗澡，给他输液，他就把针拔掉，看守的战士阻止时，他会骂得更凶。

彭德怀似乎已经预感到自己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他更加烦躁不安，脉搏加快，呼吸急促。医务人员竭尽全力抢救，观察着彭德怀的各项生命指征。不久之后，他还是因为全身多器官衰竭，进入了半昏迷状态。

彭德怀

11月4日，医院在征求专案组和彭德怀侄女的同意，给彭德怀做气管切开术，希望能借以维持生命。从那之后，彭德怀就完全不能说话了。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彭德怀的头脑仍然清醒。在无人的时候，他常常忍着病痛独自流泪。就这样，在生理和心理的极限坚持下，他终于挺不住了。1974年11月29日15时35分，这颗跳动了76年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临终前，彭德怀最放不下的还是自己的好友，他叮嘱侄女代他去看望好友，并将他的书籍送给这位朋友。那么，彭德怀的这位好友到底是谁呢？

患难与共的战友

彭德怀去世后，黄克诚几度梦见他，而他也听说，在彭德怀临终前，也说自己是他最好的朋友。

彭德怀和黄克诚

彭德怀和黄克诚是有着深厚革命友谊的两位湘籍将帅。在长期的革命历程中，两人性格非常合得来，所以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两人仍然保持着坚定的革命友谊。

1930年2月，黄克诚被中央军委派到彭德怀领导的红五军，任大队政治委员。到任不久，苏区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者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

此文件中决定把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和红军攻占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作为决定中国革命胜负的关键。

这个计划，在当时得到了大多数干部的积极拥护。可黄克诚感觉这个计划风险太大，却被指责为是严重右倾，不适合担任领导工作。于是，组织撤销了他的职位，让他留在支队工作。

彭德怀

可黄克诚认为，自己撤职事小，红军贸然攻打大城市遭受无谓的损失事大。于是他给彭德怀写了一封信，陈述自己的看法，并说明了自己的理由。

此时，彭德怀也处在矛盾中，他作为红五军的主要领导人，不能不执行上级的命令，可当他看到黄克诚的信之后，发现黄克诚在不打武汉这个问题上和他有着相同的意见。

他更感觉到黄克诚对党的忠诚，在不利于自己的情况下，还要坚持给组织写信，说明自己的意见，彭德怀深深地记住了黄克诚这个名字。

几天之后，红三军团攻克岳阳，占领平江，攻下了长沙。黄克诚对彭德怀的指挥才能佩服不已，从心底里敬佩他。

黄克诚

可在不久之后，两人在攻打江西赣州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1932年2月，黄克诚对攻打赣州持反对态度，可彭德怀很是坚决。

当部队开到赣州城下，黄克诚发现地形条件对红军十分不利，第一次攻城受挫后，黄克诚提出了撤离的提议，但彭德怀没有同意。

后来，红军连续两次爆破攻城没有成功，还放进去了敌人一个师的援军，黄克诚更加感到攻城无望。于是他再次建议撤离，彭德怀仍然没有理会。对此，黄克诚气愤不已。

最终，这场战斗在坚持攻城30多天后，仍然没有获得战果，最终撤出了战斗。在战役总结会上，彭德怀、黄克诚两人相见，和好如初。黄克诚说道：

“我们争吵归争吵，吵过之后，照样相处，毫不计较，也不影响工作。”两人在之后的革命旅程中，仍然保持着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的关系。

黄克诚

在中央苏区，彭德怀和黄克诚都坚决反对乱捕滥杀，黄克诚不顾个人得失，保护了一批红军官兵。

黄克诚不计较个人得失，保护过一批红军官兵，自己却身陷囹圄，一度到了要处决他的地步。行刑战士举起步枪准备行刑时，传来一道命令：枪下留人。

原来是彭德怀将军的干预，黄克诚才幸免于难。黄克诚全然不知是彭德怀保护了他，事后也没有询问是谁救了他。因为当时忙于打仗，事后也没人提起此事，就连后来两人见面，彭德怀也没有告诉他。

直到29年后，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遭遇了不公正的对待，黄克诚被视为和彭德怀一派，在别人的口中他才知道彭德怀对自己有救命之恩。对此，黄克诚心中激动不已。29年来，自己和彭德怀多次接触，但他却从未提起过。

黄克诚深深地为彭德怀的宽广胸怀和高尚的品德所折服。

多年后，黄克诚在回忆录中写道：

“在庐山会议之前，我对肃反委员会由于彭德怀的干预，而将我释放的情况根本不知道，别人没有告诉过我，彭德怀也从来没有跟我提过此事。直到庐山会议上批判我而扯到这件事，我才得知当初事情的原委。”

其实，在长征途中，黄克诚曾代替彭德怀挨过批评。1935年2月，黄克诚见中央红军在过湘江时遭受重大挫折，深为党中央的安危担心，提出红军应该保存革命力量。

领导却怀疑他缺乏信心，于是将他调离领导岗位，回到军团司令部。他找到彭德怀给自己安排工作，彭德怀只好让他担任司令部侦察科科长。

黄克诚

对此，也有人对黄克诚当侦察科科长不满意，认为他一个高度近视的人怎么能侦察到敌情。彭德怀力排众议：“我信，因为他不说假话。”

在会理会议上，毛主席以为林彪给中央写信要求撤换军事指挥师彭德怀指使的，对彭德怀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会议后，红三军团在传达中央会议精神时，不方便对彭德怀直接点名，便将黄克诚狠狠批评了一顿。黄克诚知道批评自己是假，实际上就是在说彭德怀。

他担心这件事会造成毛主席和彭德怀的隔阂，直到不久之后两人冰释前嫌，一起研究地图时有说有笑，黄克诚这才放心，认为自己代替彭德怀挨一顿批评也是值得的。

由于两人密切的关系，所以在后来，当彭德怀在政治上浮沉时，两人也被捆绑在了一起。

彭德怀

黄克诚和彭德怀都敢于讲真话，说话直爽，坚持真理。可两人在性格上还是有一定差异，彭德怀性情刚烈，说话开门见山，办事雷厉风行，打仗勇猛顽强，只要是认准了的事情，就要坚决干到底。黄克诚认为彭德怀是有一股子蛮劲的。

黄克诚要比彭德怀有文化，是一个知识分子，爱好文学，历史知识丰富，性格外柔内刚，敢于提出不同的见解。而这种性格，恰巧也是彭德怀最喜欢的。

或许是不同的经历，也让他们两人越来越欣赏彼此。他们有过许多争论，也有过相互切磋和提醒，但这种争论却更加深了两人的感情。

黄克诚曾经说道：“我和彭德怀言不及私，相待以诚，相争以理，性格作风比较合得来，如此而已。”

彭德怀

也正是如此，两人在1965年因相同的原因，在相同的时间被下放。彭德怀被下放到西南，黄克诚被下放到山西省任副省长。

1974年11月，彭德怀弥留之时，也仍然惦记着黄克诚，交代侄女去看望黄克诚，并将他遗留下的书籍“送给我的好友黄克诚。”

1978年冬，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黄克诚已经回到北京，彭德怀冤案即将平反。彭梅魁把她伯伯私藏在家乡的回忆材料，交给了黄克诚，并请他转送中共中央，很快，彭德怀的冤案被平反，遗憾的是他没能看到这一天。

黄克诚

黄克诚睹物思人，提笔写下了一篇万字长文，题目为：《丹心昭日月，刚正垂千秋——悼念我党我国和我军杰出的领导人彭德怀同志》，于1979年月3日发表在了《人民日报》上。

彭德怀和黄克诚的友谊，是经历了严酷考验的患难之间，他们之间那种经久不衰、崇高而纯真的革命友情，成为了历史的一段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