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巴普罗的独白

编辑|巴普罗的独白

罗马儿童在经历生理性的逐渐成熟之时，会参加特定的成人仪式来确认其社会性的成熟，实现其从儿童向成人的过渡。

过渡仪式的重点往往放在儿童的社会、政治和宗教身份的转变上，参与者服饰的变化是重要的外在表现形式。

童年结束

在3月17日的儿童祈神日（Liberalia）中，16-17岁的男童在家长的主持下参加成人仪式，其中包含两个重要的部分：更换衣着和抛弃童年标志物。参加仪式的儿童的年龄范围在13-18岁之间，能否参加仪式一般由家长来决定的。

在仪式上，男童脱去童年穿的紫边托加，将其放在一边，披上纯白色象征男性公民的成年托加（togavirilis）。儿童与他们从出生时就一直佩戴着的护身符bulla告别，将它献祭给家神拉瑞斯（Lares）。

男孩成人仪式的各种要素都不是强制性的，从参加的年龄上看，未必一定需要16岁足月才能参加，也并非必须是自己的父亲才能担任主持人，一切都要视具体的现实情况而定。

西塞罗为侄子昆图斯（Quintus）和儿子马尔库斯（Marcus）举办成人仪式的例子非常具有代表性。西塞罗在公元前51-50年间担任西里西亚（Cilicia）总督，16岁左右的昆图斯和马尔库斯在他身边，且都没有参加过军事活动。

随着内战的迫近，西塞罗急着给他们穿上成年托加。在公元前50年3月17日的祈神日，西塞罗在劳狄塞城（Laodicea）为昆图斯举行了仪式，这时昆图斯的父亲还在军队所在的冬季大营，不在他身边。

第二年，离16岁还有几个月的马尔库斯在意大利参加了同样的仪式，他和昆图斯都加入西塞罗的阵营。

家庭范围内的成人仪式完成后，刚穿上成人托加袍的年轻人被引入卡庇托林山的神庙，在青春女神尤文纳斯（Iuuentas）的宝库中放下一份礼物，并向儿童成长的保护神朱皮特表示敬意，在此进行登记。

这表示除了个人和家庭生活外，儿童也开始走进社会生活。

通过成人仪式，男童的人生阶段、身份以及对应的责任义务发生了改变，成为了可以参加公共事务、为罗马参加军事活动的成年人，需要承担作为公民的神圣义务，在整个成人仪式过程中，宗教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婚礼是罗马女性从儿童过渡到成人的重要仪式。赫尔施（KarenK.Hersch）认为婚礼之后，女孩同时具有女人和已婚女人两个身份。帕金也认为对于罗马女孩来说，婚姻带来了的地位和角色的变化。

虽然女孩没有像男孩那样象征成人身份的“成人托加”之类的专门服饰，但婚前的脱离童年仪式也是存在的。

在结婚前，女孩将少女时代的衣服“小托加袍”（togulae）以及玩偶献祭给维纳斯、拉瑞斯或福尔图娜（FortunaVirginalis），穿上男孩也穿的无袖衬衣，在上面套上新娘的长裙，第二天就正式参加婚典。同男童的成人仪式相类似，罗马女童的成人式也充满宗教特征。

罗马人从出生起经历了多种过渡，如出生时从母胎过渡到人类世界进而加入到父系家族谱系、向公民身份的过渡、向婚姻的过渡等等。

这其中，从童年到成年的过渡是重要的步骤，也是家庭生活过程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它标志了儿童社会身份及其权利义务的转变，以及童年的终结。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残酷而突然的终结童年的方式，那就是儿童的死亡。

儿童死亡

在医疗条件和生存环境落后的古代罗马，死亡是所有年龄阶段的罗马人都要面临的挑战。根据萨勒（Saller）的研究，即使是乐观的评估，30岁以上的罗马男性中仅有50%的可能性其父亲还健在。

成年人的生存率尚且不高，更何况身体柔弱的幼儿乃至婴儿，疾病、自然灾害、意外时常引起儿童死亡。许多学者都相信古罗马儿童的死亡率很高，但由于缺少第一手的档案资料，对于罗马儿童死亡率的判断大多止步于推测，其中0-5岁儿童死亡率最高的估值达50%。

他们对于罗马儿童死亡情况的了解更多地参考了古典作家记述和零星考古发现，从中也确实能够窥探儿童死亡的概况。如，西塞罗认为：

【生命的过程是固定不变的，自然界只承认它以一种方式运行，而且只有一次；在我们生活的每个部分，都有一些特别合时宜的东西；因此，儿童的脆弱，青年的冲动，中年的严肃，老年的成熟，都具有某种天然的品质，应该在适当的时候加以保护。】

一些具体的事例也能佐证西塞罗的感慨。格拉古兄弟的母亲科涅利娅（Cornelia）生了12个子女，却只有3个活了下来。奥勒留皇帝有至少12个孩子，有2个死于4岁至7岁，5个在不到3岁就夭折了，其中只有康茂德活到了父亲去世后。

罗马人会选择土葬或火葬，但不火化未换上恒牙的儿童尸体。罗马人历来不允许在罗马城内安葬死者，但对于年幼的儿童却是例外。为儿童举行的葬礼会在夜晚举行，塞尔维乌斯认为罗马人担心夭折子女的葬礼会玷污房屋，因此要在夜里，在火把的光亮下将他们运走。

据普鲁塔克描述，努马国王规定了按年龄而异的哀悼期，比如，对一个不足三岁的儿童，根本不用哀悼；对三岁以上的孩子，哀悼的月份不得超过他活的岁数，直到十个月。十个月被定为最长的哀悼期，不管什么年岁的人的哀悼期都不能超过此数。

对于儿童夭亡，罗马社会存在着不同的态度。许多上层社会熟悉哲学的精英创造了大量安慰性的作品，表达了面对儿童死亡时的冷静克制，并劝导亲友不要陷于悲伤。

西塞罗写道：如果死去的是一个儿童，他们认为必须要坚强地承受痛苦，如果死去的是尚在摇篮里的婴儿，则没有必要悲痛。塞内加为了开导卢奇利乌斯（Lucilius）写了一封长信，认为对待死亡过于悲伤既无用亦是徒劳。

他曾将他的朋友马路鲁斯（Marullus）作为成熟男子的样板，但是当他年幼的儿子死去时却表现出极度的悲伤。于是塞内加批评了他过度的情感反应，原因是那个男孩生命太短不能承载先辈对他的期望。

他认为那些哀悼思念年轻夭折者的人，他们该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死亡：与永恒比较起来，任何生命都是那么短暂。马路鲁斯深深地沉浸在对死去婴儿的悲伤之中，塞内加俨然一位理性的哲学家。

奥勒留在《沉思录》中强调了面对儿童死亡时的原则：冷静和放弃。他认为生病与丧子可以帮助人们冷静地忍耐。他鼓励人们思考将“我怎样才能不丧子”改为“我怎样才能不害怕失去他？”

笔者认为，上述冷静克制的隽语并不是对无处不在儿童死亡的麻木不仁，反而是反映了他们面对丧失子女无法释怀的悲痛。

并非所有哲学家和教育者都对儿童死亡报以冷静克制，也有直抒胸臆地表达悲痛。尤文纳尔认为自然使人具备同情人类之本性，并以哭泣本能作为例证：

【自然赋予我们泪水，因此宣告了将她的本性给与了充满柔情的人类。这情感乃是我们身上最好的……那是自然在促动我们悲伤地哽咽，当待嫁女孩的葬礼挡住我们的去路；当泥土将婴儿身体覆盖，那对火葬的柴堆来说他还太小。】

昆体良哀悼亡子的文字清晰地表达了罗马人对消逝的儿子年幼灵魂的悲恸：

【我痛苦于希望将无法实现！是你的眼神正在黯淡吗？是你的灵魂正在游离吗？我拥抱着你冰冷无血的躯体：我可以接过你最后的气息，来呼吸我们共同的空气吗？我理应承受此等痛苦，我理应受这些思想的折磨。】

普鲁塔克在他的两岁女儿泰摩克逊娜（Timoxena）夭折时写下专门《慰妻书》安慰悲伤的妻子，值得一提的是，这不是普鲁塔克和妻子经历的第一次死亡，他们的两个儿子也是早夭。

由此可见，即使深谙哲学的作家们在面对突如其来的儿童死亡时，更多是流露出发自内心的痛苦之情。

在墓葬群体浮雕、葬仪祭坛和石棺等关于罗马亡故儿童的视觉纪念物中，既能发现父母的情感流露，也会看到父母借此表达家庭社会地位上升和对罗马社会价值观的认同，纪念物的表达方式有时是格式化的，有时则是生动形象的，无论如何，儿童始终是这些纪念物的中心。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