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世界对话的决心：专访上博“英国国家美术馆珍藏展”策展人褚馨

波提切利《圣泽诺比乌斯的三个奇迹》（The National Gallery/图）

自2023年1月17日起，上海博物馆门口排队的人群一直是弯了几弯。观众对上海博物馆（以下简称“上博”）正在举办的“从波提切利到梵高：英国国家美术馆珍藏展”的热情超出预期。过去三个月里，上博增加夜场、延长日场时间，承载量仍然捉襟见肘，“观众热情居高不下，预约几乎全满，展览门票预售量已达承载上限”，继而宣布自4月29日起停止线上售票，并延长夜场开放时间到晚23点，实属国内罕见。

特展的缘起是2020年底，日本东京国立美术馆展出英国国家美术馆珍藏展，促使上海博物馆通过原大英博物馆长尼尔·麦克格瑞格（Neil MacGregor），联系了英国国家美术馆（National Gallery，以下简称NG）。

NG现任馆长加布里埃尔·芬纳迪（Gabriele Finaldi）是个意大利人，不仅热情还雄心勃勃，愿意将NG藏品推向世界，接触更多的观众。芬纳迪积极回复了上海博物馆，提到自己在西班牙普拉多博物馆做副馆长时，同上博合作了“从提香到戈雅”的展览，“It is a wonderful museum.（这是个了不起的博物馆。）”他说。

展览现场（上海博物馆提供/图）

NG首先向上博提供了一张10幅画作的清单，以示第一次在中国亮相的诚意。这10幅画作中有8幅都于两年后出现在上博，包括拉斐尔的《圣母子与施洗者圣约翰》、卡拉瓦乔的《被蜥蜴咬伤的男孩》、伦勃朗的《63岁的自画像》。正是基于这张清单，上博与NG开始谈判、博弈，最终确定了52幅大师作品，以在中国呈现一段完整的西方美术史。

当然也有遗憾。“我们馆长专门给Finaldi写了一封信，希望梵高的《向日葵》能来中国，但对方回复《向日葵》刚在日本和澳大利亚巡展过，需要保养。这我们也很理解。维米尔我也想要的，扬·凡·艾克最后也没争取到。鲁本斯是忍痛舍弃的，我们想到鲁本斯来过上博，就只能这么想。”此次特展的策展人褚馨说。

从2021年的第一份协议开始，上博与NG就确定了2023年1月17日作为开展日，这是“雷打不动的开展日期”，“因为我们希望观众在寒假、在春节期间能看到展览。”褚馨说。任何计划中的特展取消或推迟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总是可能遇到不可抗力因素。令人振奋的是，尽管大展的筹备都在新冠疫情防控中进行，上海博物馆从未考虑过无法如期开展的可能性。“冥冥之中如有神助，”褚馨说，“只是一门心思推进每一步计划。”

过去三年，国际交流曾一度陷入停滞，但上海博物馆的国际合作展览却从未中断。这家1950年就开始筹建的博物馆位于上海市的中心：在上博与人民广场之间，有一块原型青铜龙纹路牌，刻着“上海市零公里标志”。上博的藏品以古代艺术品为主，以社会捐助、政府购藏而非继承宫廷收藏为源，有四分之一的珍贵文物都来自收藏家捐赠。作为重要的城市文化地标，上博不仅有“何以中国”这样聚焦中华文明探源的考古系列大展，也推出了聚焦全球文明交流互鉴的“对话世界”系列大展。他们有着野心勃勃的“大博物馆”计划：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积极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促进国际交流。

最终，这场“从波提切利到梵高：英国国家美术馆珍藏展”成为国内罕见的高规格西方美术展，也是新冠疫情以来国内的第一个大展。1月17日的开展日期与我国优化新冠疫情防控政策、渡过感染高峰、全面重启各领域的对外交往的时间重合，这巧合带着些隽永的意味：国际交流不会停止，总有人在为文明对话而努力。

这场特展的成功也给了上海博物馆一种职业和意愿上的信心——有能力也愿意举办更多的国际交流。

近期，《南方人物周刊》采访了上博展览部副主任褚馨，她曾就职于复旦大学文博系，从事中国古代玉器及古代艺术史研究，后又任职于美国汉庭顿图书馆、美术馆和植物园从事研究，以及策划实施博物馆国际性艺术展览。

在采访中，褚馨复盘了这场大展的筹备过程、与世界对话的信心和决心，也首次对观众的质疑作出了回应：尽力控制人流，维护观展体验，但没能分成两个展厅是意料之外的遗憾；综合上博展厅特点和对画作的保护，尽可能改善灯光。

“梦想清单”

南方人物周刊：展览是在新冠疫情中谈下的，非常不容易。那时候变数很多，你们很确定要在2023年1月17日开展么？

褚馨：这是我们跟NG签署意向合作书时就定好的开展日期。这个展览我们前前后后签了很多协议，但第一份协议就定好了时间。2023年1月17日开幕这个时间，哪怕雷劈下来都不能改。从我们上博开始，NG的这批藏品会开启亚洲巡展，我们的时间定下来了，英国人才能和第二站第三站谈；如果时间改了，损失的是我们档期。

整个筹备过程都还在疫情防控当中，所有沟通都是线上完成。NG也对我们提出了很多要求，比如视频看展厅，看博物馆的广场条件，运输车怎么开进来，箱子要经过什么样的坡度、什么路线到达展厅，展厅的温湿度控制能力怎样，画框的挂钩和灯光是什么款式，承重墙的厚度多少，材料是什么等等，NG都要详细了解。

定在1月17日是考虑到要在春节前开幕，希望抓住春节的参观人流量，当时对人流没有那么多信心。但后来才知道，这样品质的展览，不需要我们刻意去抓，自然会有很多观众。

我们从来没想过无法如期开幕，事情一件件解决，离开幕自然越来越近。我心里有个感觉，就觉得展览一定会做成，因为NG去日本做展览是2020年，正在新冠疫情的最艰难时期，但他们也把展品运到东京了，总归会有办法的。

冥冥之中，我们心里觉得这个展一定会成功，但没想到会这么成功。

拉斐尔《圣母子与施洗者圣约翰（加瓦圣母）》（The National Gallery/图）

南方人物周刊：除了NG最开始提供的TOP10清单，其余四十多幅画作是怎么确定的？

褚馨：最开始的TOP10清单里，有两件没来。一个是苏巴朗的小幅静物没来，还有莫奈的作品换成另一幅。放弃苏巴朗，是因为我们有太多想要的艺术家和作品，而中国观众对这位西班牙巴洛克静物画家并不怎么熟悉。这前前后后是个博弈的过程，也是综合考虑。我后来也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一位学者，他就觉得很可惜，说苏巴朗作品很难看到。

英国国家美术馆体量不大，但是观众可在其中体验一部完整的欧洲绘画通史。我们的原则是要展出一个迷你版的英国国家美术馆，其实也就是一个浓缩版的西方美术史。我们将时间定在文艺复兴早期到20世纪初，也就是后印象派时期。我们告诉NG想要这样一个历史进程，有艺术史的切面，也有风格上的综合，他们就此给了一份大纲，规划了几个部分，这是他们特别擅长的策划。但这个大纲远远不够，我们回复过去的是一些很明确的名字：希望要哪些艺术家、哪些作品。我们定了二十多位艺术家，都是美术史上赫赫有名的大画家，NG那边最终拟定了50位艺术家。

在TOP10之外，我们就在NG的官网搜索，把他们所有的图录都看了一遍，然后查我们想要的二十多位艺术家分别有哪些作品被收藏在NG，然后每个艺术家写三个作品选项，给他们发过去。NG也说我们提出的是dream list（梦想清单），不可能完全实现，于是我们又来回协商，希望加强品质比重，让中国观众更能感受到NG的馆藏精华，这都是谈判技巧和分寸感的把握。《向日葵》是没争取到，但我们非常坚持必须有梵高作品，这也是我们很明确告诉对方的合作前提。最后争取到的是《长草地与蝴蝶》，在NG的展厅里，这幅画就挂在《向日葵》旁边，这也是梵高生命的最后时期，在圣雷米医院即将结束疗养时的创作，代表了梵高成熟的绘画技艺。

确定好这52幅展品后，NG的展览部主任就说：我们已经显示了非常大的诚意，非常高兴和中国观众分享这些精品。

马奈《咖啡厅演奏会的一角》（The National Gallery/图）

南方人物周刊：你的工作内容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与世界各地的艺术对话。对你而言，“世界”这个概念是怎么形成的？

褚馨：“世界”切实的感觉还是从离开家乡的那一刻开始，去到一个和你的国家完全不一样的陌生环境生活，让别人认识你，用开放的态度去熟悉和理解别人的语言、思维、行为方式，甚至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情感，从而建立你自己。这些过程都会让人觉得世界是多元且包容的，总会在异质文化中思考我是谁，我的文化是什么，我们的文化差异在哪里？

我是研究中国古代玉器的，遇到过很多西方的汉学家或是中国古代艺术史的学者和爱好者，他们用非常西方的哲学思维和客观逻辑来解释中国的玉器、青铜、陶瓷和书画，这些解释我们并不完全认同，但能打开我们很多新的想法。有些解释可能很浅显，但是非常生动，适合普通观众接受，因为他们的解释总是比较客观，立足艺术以及创作本身，而非意识流地漫谈。我觉得西方的博物馆人特别善于用深厚的学术去讲通俗简单的艺术故事，这些讲述的方式是能跨越文化差异的。

卡拉瓦乔《被蜥蜴咬伤的男孩》（The National Gallery/图）

与世界对话、展现文化共通性的信心

南方人物周刊：你从这次特展中积累了什么经验？

褚馨：最重要的是信心。我们完成了一次高水平的国际合作，而且没有面对面，完全是通过网络交流完成的，这给了我们博物馆人一种职业的信心。未来其他的展览我们也能够做下来，也能够挑战更大难度的展览。

筹备展览是一个复杂的全方位的过程，策展是核心但也只是一个环节，周边还有诸如设计、推广、文创开发、观众接待等等环节。上博在这次展览中积累了一些经验，特别是年轻人快速成长起来，我想未来肯定能做得更好。

其实每一个展览都会写入博物馆的简历。常规而言，上博每年都有2-3个国际展，而2010年世博会时，上博举办全年的世界文化大展：“意大利乌菲齐博物馆珍藏展”、“利玛窦：明末中西科技文化交流的使者”、“古印度文明：辉煌的神庙艺术”、“北方之星：叶卡捷琳娜二世与俄罗斯帝国的黄金时代”、“日本中国藏唐宋元绘画珍品展”等，这是上博国际合作的峰值年。就此下来，上博的简历非常漂亮，一直能保持与国际的沟通，未来也有更多的合作可能。

但这次我们不仅仅是引进西方作品，不是单纯的“拿来主义”，我们更强调“与世界对话”，想要在展览中融入我们的想法，想要展现中西文明之间的相通性。

所以我们请了很多国内专家来做讲座，请了知名艺术史学者、艺术家来做导览（“从波提切利到梵高”艺术导览系列专题片）。他们在讲述西方艺术发展进程时，有时就会讲到中国艺术与之的呼应，比如与中国画的对比，讲到笔墨、布局、色彩、线条等等。我觉得这些都特别好，将同期西方绘画艺术以及中国书画放在一起看，看呼应看差异。

伦勃朗《63岁的自画像》（The National Gallery/图）

南方人物周刊：你个人的求学、职业生涯跨越了东西方，现在工作内容也集中在将国外展品引进来、国内展品送出去。在引进来之外，你希望用上博的藏品在国外讲什么样的故事？

褚馨：博物馆的展品推出去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选展品去参加国外的某个展览，或是国外的展览向我们借展品；还有一种就是我们打造一个原创性展览，完整地推出去。新中国成立以来推出去最大规模的中国展应该是1980年，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举办的“伟大的中国青铜时代”大展，当时上博的老馆长马承源先生是随展工作组组长。三年后，马馆长就带着上博在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举办了“上海博物馆珍藏——六千年的中国艺术展”，这个展在旧金山、芝加哥、纽约、休斯敦进行了为期一年半的巡展，广受欢迎。

我们的目标是推出完整的展览，讲一个完整的中国故事。这个故事可以是专题，也可以是通史。比如中国艺术家的故事，比如工匠的巧思、颜色的运用、造型的设计、材料的稀缺、技巧的精湛等等，这些工艺都是全人类所能共同欣赏和感受的。如果在说工艺故事的同时，还能再讲一些文化、历史的故事，那么就更能impressive（令人印象深刻）。另一个是哲学性故事，通过文物讲述古代中国人的价值观，如何看待自然、看待自身，看待亲人与爱人，看待不可抗力与不可知的力量，这些面对美好、面对困难的情感是共通的，也是能超越文化差异的。

很多时候，我们认为的文化差异也就是哲学理念、逻辑思维的不一样，如果我们能通过中国的文物去表达中国的哲学思想，中国人的宇宙观、世界观，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

卡纳莱托《威尼斯：卡纳雷吉欧区入口》（The National Gallery/图）

“观众的吐槽我们都接受，努力修正”

南方人物周刊：观众除了被展品惊艳、惊喜到，还有不少人感叹或是吐槽展厅里人太多、太拥挤了。经过这次特展，你对人流控制有什么经验或想法么？

褚馨：现在这样的火爆程度，确实超出了我们的预期。这是上博2008年以来的第一个收费展（注：2008年我国正式决定全面推行公共博物馆免费开放政策，但市场化运作举办的特展可以收费），我们想的是每天都能有1000-1500人购票就很开心了，这样能覆盖我们办展的成本。但到目前为止，每日都有3000-3500人观展，加设夜场后，每天的参观人数已经达到近6000了。

开展第一天我们控制在3500人，收到观众投诉人太多；第二天控制在2500，投诉也来了，因为约不进来。然后我们根据实时监测，判断这个展厅500人/小时是我们能够接待的最大量。为了分流观众，我们2月11日起每周增加了两个夜场。但从我们已售票数和每天能接待的最大量来看，还是不够，我们又从3月28日起日场延时并增加夜场。我们也是不停地给已经购票的观众发短信，催他们快点预约，周末已经约不到，只能约工作日的了。

对于这样一个现象级的展览，上海博物馆的各个部门一直都在调整策略，尽可能满足观众的需求。比如展厅本来有警报声，但这点在刚开展时就被观众吐槽了。因为人太多，很容易触发警报，展厅里就会有接连不断的警报声。开展一周后我们就关掉了报警器的声音，但是各类安保措施还是在线的。

透纳《海洛和利安德的离别（来自希腊诗人穆塞俄斯）》（The National Gallery/图）

南方人物周刊：对这次展览的灯光，观众是有一些质疑的，比如光线太暗及有几幅反光得厉害。在灯光的设计上，这次特展是怎么考虑的？

褚馨：灯光是我们这次受到最多批评的方面，确实也想借这个机会说明一下。

我们上海博物馆的展厅都是没有窗的，是完全封闭的场所。在这种完全封闭的场所布光有几种做法，可以布顶光，使得整个光线是均匀的，但我们这次采用的是舞台灯光的效果，就是所谓的“巴洛克风格”。

这次来的画作，NG都花了一大笔钱配上了低反射玻璃来保护画作。低反射玻璃就是很透很清晰，通常是感觉不到的，只有看光斑反射才能看到。这种方式非常适合保护中小型画作，又不影响观展。但我们天花板比较低（展厅挑高不高），所以光打到画作上，小画还可以，大画就会形成一些光斑，色温变化也会有点明显。其实观众可以通过走动来调整，找到没有光斑的地方。但我们展厅又挤得水泄不通，很难走动，所以观众吐槽这一点我们是接受的，并且也在努力修正。

每幅画的光照度（物体单位面积上所得到的光的量）是有范围的，我们要用专门的机器去测光照度。NG的规定是，每幅画的光照度要在220勒克斯以下，同时有总勒克斯的要求，就是一幅画每天能被光照几个小时、整个展期一共吸收了多少勒克斯，这些都有规定。

我们反复试验发现，上海博物馆这么暗的展厅，其实灯光不用打到220勒克斯，达到一百多就可以了。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加一些夜场，这些画所接受到光照度仍然符合要求，这对画是很重要的保护。

南方人物周刊：作为策展人，你对这次特展有什么遗憾？

褚馨：第一个就是展厅太小了，其实馆长也说应该分成两个展厅。一个展厅确实够这52幅画，但参观的人这么多，如果能分成两个展厅，不那么拥挤，观众的体验感就会好一些。第二个遗憾是因为新冠疫情的原因，我们没能去NG选画。一个正常的展览合作，是要到对方馆里面去交流、挑选展品的。第三个就是如果还有机会，我希望我们的布展做得更好一些，包括你刚才提到的灯光问题。我们不是没做过油画展，但确实是第一次被这么大范围地批评。在展品到达之前，这些灯光设计都已经完成了，所以后期很难调整，这确实是个遗憾。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