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积龙、张妲萍、李本乾 以腾格里沙漠污染事件为例

作者 | 王积龙 张妲萍 李本乾

在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对报纸形成挤压的时代，微博-报纸之间环境污染的议程存在怎样的互动、报纸在环境污染报道领域存在的必要性在哪里，是一个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论文以媒介间议程设置、时间序列与议题关注周期为基本框架，针对报纸和微博在腾格里沙漠污染事件议程设置上的领导与追随关系展开实证研究。研究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微博与报纸间的媒介间议程设置关系会在议题发展的不同阶段改变其方向。相对于微博，在环境传播议题尤其是专业话语中报纸依然具有较强的属性议程设置之功能。这也是当今社交媒体时代报纸能够在环境传播上继续引导舆论的重要理论依据。

媒介间议程互设 议题关注周期 时间序列分析

本研究探索议程设置各层次理论在当代“美丽中国”之语境下的传播效果。在过去几十年中，议程设置的实证研究主要立足于西方主体、视角或范式，探究媒体和传播过程如何影响社会公众意见、推动政治决策等问题。随着环境污染问题的日益凸显，议程设置在过去50年中逐渐成为媒体与环境社会科学研究的有力工具，即使在新媒体环境下跨媒体议程互设方面，也缺乏中国传播领域实证研究的有力支持。公众已经成为新闻生产过程的一分子，并获得了更多的信息消费控制权，报纸是否依然能够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参与者，并最终赢得议程设置竞争的主导权，这是值得中国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去发现的学术领域。

本研究力图探讨报纸媒体在社交媒体兴盛环境下对于生态污染议题的舆论引导能力。腾格里沙漠污染报道是近些年具有非凡影响力的媒介事件，提供了我国环境传播领域新老媒体间议程互设关系之丰富研究素材。自2014年夏《新京报》记者陈杰以系列报道揭露了内蒙古腾格里沙漠腹地触目惊心的企业污染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当年就曾连续三次作出重要批示，敦促问题的解决。从沙漠排污被披露到创纪录的罚金，污染事件报道历时超过3年，卷入各方利益主体表达之多样实属罕见。在议程互设过程中，叙述主体包括媒体、地方政府、企业、当地居民和环保组织等，在各类媒体平台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提供了我国环境传播领域新老媒体议程互设关系研究之难得契机。

本研究议程设置理论包括议题设置与议题的属性设置（attribute agenda-setting）两个层面。加尼姆（Ghanem）认为“第一个层次”关注的是议题或主题的相对显著性，即通常在操作上定义为可感知的重要性；“第二个层次”的议程设置则考察议题内部属性的相对显著性。属性议程设置假定新闻媒体在报道某一议题时，会强调某些属性（如子议题或方面）而忽略其他属性，从而影响不同受众对同一议题的看法。巴尔马（Balmas）和斯谢弗（Sheafer）补充认为，第一层议程设置关注的是媒体在告诉我们“该想什么”，第二层议程设置是媒体告诉我们“该怎么想”。国内学者曾经较为清楚地区分过议程设置与框架理论之间的区别，但那是基于议程设置早期观点的辨析。麦库姆斯（McCombs）和肖（Shaw）在研究中进一步提出，议程设置绝不仅仅限制于议题之关联性，还包括媒体所涉及的客体属性，如话题、人物、事件判断等，国内学者总结为以归因为核心的议程设置的第二层或第三阶段。

传播学文献显示传统媒体在环境议题上的议程设置即第一层上效果显著，不过多居于前互联网时代研究出的结论。方克豪斯（Funkhouser）是最早把传统媒体之环境议题纳入议程设置研究的学者之一，他认为环境污染为过去7年媒介议程影响大众议程的议题之一。阿德尔（Ader）根据《纽约时报》从1970年至1990年的环境新闻来研究真实世界、公众舆论以及媒体议程的关系，表明媒体对公众存在切实的影响，但污染在现实层面既没有直接影响媒体的关注度，也没有影响公众的注意力。然而，议程设置理论的基本原理和假设是在前互联网时代发展起来的，虽然目前依然有以报纸为主体的环境议程设置研究，如对发展中国家尼日利亚和加纳主流报纸气候变化议程设置与框架效应的实证研究；但现实情况是，社交媒体的新闻消费被视为媒体环境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

以互联网为前提的环境议程设置研究部分地集中于属性设置（第二层议程设置）。塔迪肯（Taddicken）以德国互联网使用者为研究对象，把各类媒体全球变暖的属性议程作为讨论框架，通过受众气候科学知识测试，考察这些信息给受众环保态度带来的变化。研究者认为生活中环境问题的严重后果（如全球变暖）既不容易被公众，也不易被政治家所直接察觉，他们各类判断主要来自媒体对议题属性的议程设置。国际学术界新老媒体间的议程设置文献有涉及属性议程（即第二层议程设置）研究，但观点有时相互矛盾，且多不属于环境传播。瓦戈（Vargo）等人的研究表明，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传统媒体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推特上的公众话语；纽曼等人则认为，媒介间议程设置并非单向的，新闻媒体和推特之间应该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文献梳理清楚地表明缺少环境议题的新老媒体议程互设关系研究，这个缺口是本研究提出问题的重要理论依据。

传播学研究中对中国新媒体影响传统媒体议程设置持普遍乐观的态度，但亦缺少环境传播的实证研究。有研究认为传统主流媒体在大众传播过程中正在失去主导权，拉格维斯特（Lagerkvist）认为，社交媒体已经将议程设置功能从中国传统媒体中剥离。国内学者以2012年香港特区特首选举为焦点事件，对新浪微博和报纸之间的议程流动也有过较为深入的分析。结果显示，新浪微博与报纸在焦点事件进展过程中交替为对方设置议程。中国环境传播中关于媒介间议程设置的研究较少，仅有的一篇以“PM2.5”为对象研究真实世界指标、媒体议程等议程之间的关系，认为舆论与真实世界间设置关系较复杂。

时间维度与议题关注周期（issue attention cycle）。时间维度的重要性很容易被忽视，正如雅诺维茨基（Yanovitzky）等认为：“人们通常认为传播是一个过程，但大多数传播学研究都未能利用或实现这一公理”。美国经济学家唐斯（Downs）在《生态问题的兴衰》提出了“议题关注周期”模型，包括五个阶段：前问题阶段、问题惊现与热情高涨阶段、困难与成本认知阶段、热情逐渐消退阶段，最后退出舆论场。前问题阶段，是指事件刚发生尚未引起公众注意时期；问题惊现与热情高涨阶段，是指公众开始意识到这个事件存在的阶段；困难与成本认知阶段，是指公众意识到问题取得显著进展需要付出代价时期，即需要社会结构调整及牺牲部分人利益以解决问题；随后，热情逐渐消退阶段；另一事件发生并取代当前的议题，即后问题阶段。从而形成完整关注周期。古根海姆（Guggenheim）和帕塞克（Pasek）围绕2013年发生的37个重要事件分析了其推文模式，发现大多数推文为对事件的最初反应，推特上对社会议题的讨论通常有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短半衰期。因此，就议题关注周期早期和中期阶段的媒介间议程设置关系，本文做出以下假设：

H1a：在问题惊现与热情高涨阶段，新浪微博设置报纸关于腾格里沙漠污染事件的议题议程（第一层议程设置）。

H1b：在问题惊现与热情高涨阶段，新浪微博设置报纸关于腾格里沙漠污染事件的属性议程（第二层议程设置）。

H2a：在困难与成本认知阶段，新浪微博设置报纸关于腾格里沙漠污染事件的议题议程（第一层议程设置）。

H2b：在困难与成本认知阶段，新浪微博设置报纸关于腾格里沙漠污染事件的属性议程（第二层议程设置）。

在关注周期不同阶段新旧媒体议程议题互设与出新之间具有相当复杂的关系，促使这一议题在各层次得以不断地深挖或拓展。有研究通过传统和在线媒体之间的互动发现，新媒体平台决定了新闻媒体的议题构建，然后在属性议程上产生了议程互设与流动关系。三年多时间里，腾格里沙漠污染事件是一个污染利益各方议程相互博弈、议题不断出新与互设，以致逐步解决的过程，习近平总书记不同时期的三次批示即是一个佐证。主要体现为第二阶段（2014年8月-2014年12月）发现沙漠腹地排污池，第三阶段（2015年1月-2015年6月）新发现固废埋藏地与污染成本估算；第四阶段（2015年7月-2016年11月）民间索赔与公益诉讼；第五阶段（2016年12月-2017年9月）涉事企业承担修复成本。因此存在两层议程设置互设与出新的关系，是新媒体复杂环境下不同媒体间舆论博弈的结果。基于这些研究，就腾格里沙漠污染事件议题关注周期的中后期的媒介间议程设置关系，本研究做出以下假设：

H3a：在热情逐渐消退阶段，报纸设置新浪微博关于腾格里沙漠污染事件的议题议程（第一层议程设置）。

H3b：在热情逐渐消退阶段，报纸设置新浪微博关于腾格里沙漠污染事件的属性议程（第二层议程设置）。

H4a：在后问题阶段，报纸设置新浪微博关于腾格里沙漠污染事件的议题议程（第一层议程设置）。

H4b：在后问题阶段，报纸设置新浪微博关于腾格里沙漠污染事件的属性议程（第二层议程设置）。

基于以上文献和假设，展开本文的实证研究。

（一）研究对象与抽样方法

样本媒体抽取标准。报纸的研究对象选择了《人民日报》、《新华每日电讯》、《中国环境报》和《新京报》。之所以不把当地报纸如《内蒙古日报》纳入样本，在于污染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很容易有共同利益，明显出现环境传播中的内容扭曲性的传播失灵。入选的报纸考虑到党报与市场化媒体的差异，全国性媒体和地方性媒体的分别，以及综合性媒体和专业性媒体的不同。社交媒体的研究对象为新浪微博。微博是目前中国最具代表性的社交媒体之一，比之微信，微博具有公共议题突出、传播节点影响力大、圈层连接度紧密、涟漪效应凸出的优点。

样本媒体之新闻信息分层抽样。报纸《新华每日电讯》、《中国环境报》和《新京报》使用慧科搜索作为数据采集平台。《人民日报》使用其官方数字平台“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进行采集。以“腾格里沙漠”、“沙漠污染”、“腾格里沙漠污染”为关键词搜索，然后进行内容辨识，剔除重复和无关新闻，分期分层抽取，从四份报纸中最终提取出总计179条新闻（包括评论）作为报纸媒体议程样本。新浪微博利用爬虫软件Gooseeker的“微博关键词搜索结果采集工具”进行提取，后进行阅读辨识，剔除了发布账号被认证为新闻媒体组织的条目，并根据内容相关性删除重复和无关的结果后，最终共获得9977条微博帖子，以5%的比例对样本全体进行分层随机抽样，获得研究需要的样本数量500条。

（二）研究设计与测量指标

1.报纸-微博议题呈现数量（第一层议程设置的指标）

议程编码单位。第一层议程设置研究考察了议题显著性从媒介议程向公众议程的转移，关注的是“对象”（如议题）在媒介中的显著性，增加了相同“对象”在公众舆论中的显著性。因此，本研究一级议程的编码是以时间（天）为单位，考察腾格里沙漠污染这一议题在报纸与微博上呈现数量。

“移动优先”媒介现实下报纸入驻微博内容的确定与测量。在内容生产方面报纸入驻微博，微博上的报纸推送依然属于报纸媒体，是报纸实施融媒体具体尝试的一种形式。从国际报业融媒体的实践来看，“移动优先”环境下通过移动端到达受众所依附的两种主要途径分别是“借船出海”的社交媒体平台，以及直达客户端的APP。二者在内容上从目前来看都属于报纸。本研究在测量上，把微博里的报纸推送归属于报纸内容的一部分，而不属于社交媒体微博生产的内容，测量与编码中归于报纸媒体。

2.报纸-微博属性议程的各层次议题报道数量与讨论数量（第二层议程设置的指标）

属性议程在本研究中的编码维度设置与学术依据。基于学者对第二层议程设置的研究，腾格里沙漠污染事件属性议程的编码条目综合了前人关于环境传播的框架研究结果。根据恩特曼（Entman）的研究，成熟的属性框架通常具有四个功能：问题定义、因果分析、道德判断和促进补救。路德（Luther）和周（Zhou）以政治制度和权力在新闻生产中的复杂作用为前提，认为领导力是中国环境健康问题报道的一个普遍框架。此外，环境伦理是环境传播的价值观，凝聚着环境科学的诸多成果，是对环境污染进行理论分析和问题解决的重要依据。加尼姆则把属性框架归为话题、编辑手段、认知属性与情感属性等。艾英阁（Iyengar）有关属性设置的核心是叙事影响受众的责任归因。基于此，本研究使用6个维度进行样本编码。包括：沙漠污染问题定义、舆论归责、冲突、对策建议、环境伦理和环保领导力。如果所述框架内容在新闻报道或新浪微博帖子中出现，则将这一项目编码为1（是），没有出现则编码为0（否）。

3.议题关注周期各阶段议题数量

本文选择对新闻报道和新浪微博帖子的数量进行纵向测量，同时结合关注度上升下降的叙事动态变化。包括两个组成部分：文章和帖子计数纵向趋势的分段分析，以及对相关内容的描述性分析，以此识别确定周期内特定阶段的存在。

4.时间序列与数据分析方法

时间序列是本研究中一个最重要的自变量数据分析方法，这在国内新闻传播学研究中是一次新尝试，采用了一系列ARIMA时间序列建模分析。由于社交媒体的兴起，采用时间序列分析数据在过去几年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时间序列分析运用概率统计的理论与方法来分析随机数据序列，建立数学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定阶，可以提供关于因果过程的有力推论。作为腾格里沙漠污染事件这一个案，本研究通过ARIMA模型建构，依据这个模型数理关系的内涵逻辑，探究案例中微博与报纸议程设置之议题间的领导与追随（lead-and-follow）关系。从量化研究来看，本文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建模是为了从样本中发现特征、得出结论以推论到总体。此外，与其他时间序列分析相比，通过解决序列变量平稳性和自相关等问题，ARIMA分析具有较为精准数学建模的优势。本研究的数据收集期为2014年8月31日至2017年9月29日，总计共1151天（点），满足ARIMA分析一般需要的30至40天/点的要求。

（三）样本特征

在样本数量上，报纸报道数为179篇，新浪微博数量为9977条。其中，《人民日报》27篇、《新华每日电讯》28篇、《中国环境报》71篇、《新京报》53篇。在报纸报道体裁上，消息90篇（50.28%）、通讯34篇（18.99%）、调查报道16篇（8.94%）、述评39篇（21.79%）。样本在热情高涨与问题惊现阶段（2014年8月31日至2014年12月29日）报纸报道39篇，新浪微博4522条；困难与成本认知阶段（2014年12月30日至2015年6月24日）报纸报道80篇，新浪微博3530条；热情逐渐消退阶段（2015年6月25日至2016年11月24日）报纸报道52篇，新浪微博1210条；后问题阶段（2016年11月25日至2017年9月29日）报纸报道8篇，新浪微博715条。

本研究根据研究目标和理论分析框架，分成三部分展开研究。

（一）报纸与微博关于腾格里沙漠污染事件的属性议程

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显示，报纸关于腾格里沙漠污染事件的报道主要关注沙漠污染的问题定义（67.60%）和对策建议（37.99%），其次是环保领导力（29.05%）、舆论归责（28.49%）和冲突（25.14%），这三者在属性议程中的显著性程度较为接近，最后是对环境伦理（6.70%）的探讨。相较之下，微博对这一事件的讨论主要是聚焦于沙漠污染的问题定义（54.80%）、舆论归责（45.60%）和冲突（39.80%），并由此展开关于对策建议（21.80%）的讨论，环境伦理（2.20%）和环保领导力（2.00%）的属性议程数量均比较低。

总的来说，根据表1所示，在沙漠污染的议程上，报纸相关报道的占比高于微博（x2=8872，p<.01）。在污染事件的舆论归责这一属性议程上，微博的关注度显著高于报纸（x2=15.938，p<.001），这和冲突框架的分布状况较为接近（x2=11.686，p<.01）。在如何解决沙漠污染问题的对策建议方面，报纸的报道力度显著高于微博（x2=17.924，p<.001）。值得注意的是，环境伦理这一属性议程在报纸和微博中的显著性程度均较低，报纸依然占据优势（x2=8.170，p<.01）。在领导力属性议程上，两者的差异性最为显著，这一框架在报纸报道中的呈现比率显著高于其在微博中的占比（x2=116.241，p<.001）。

（二）第一层微博与报纸间的议程互设：议题议程关系

在整个议题关注周期（见表2）里，在报道腾格里沙漠污染事件过程中，微博和报纸在问题惊现与热情高涨阶段、困难与成本认知阶段存在互相影响的关系；在热情逐渐消退阶段、后问题阶段，报纸影响微博的议题议程设置。其中，微博对报纸议题议程时间序列建模后的解释力更强，报纸的影响力主要在后两个阶段，有反转舆论的可能。

H1a至H4a分别假设了议题关注周期不同阶段，报纸和微博在议题议程上的相互关系，以确定议程追随的方向。研究假设在议题关注周期前两个阶段，关于该议题的微博数量更有可能预测报纸的报道数量，而报纸报道数量更有可能预测微博后期的讨论数量。研究结果显示（见表2），在事件前三阶段，微博和报纸存在议程互设而微博影响力更甚。随着这一事件和议题的发展，进入后两阶段，报纸的议题议程更能预测微博对腾格里沙漠污染事件的讨论数量，起到了议程设置第一层面上的媒介间设置作用，实现反转，掌握了议题设置的主动权。

（三）第二层微博与报纸间的议程设置：属性议程关系

时间序列分析结果表明（见表3），在整个议题关注周期通用框架（即一般性新闻价值框架）中，微博更有可能暂时性地设置报纸在沙漠污染问题定义以及舆论归责这两个属性议程。在冲突、环境伦理和环保领导力（见表4）这三个核心的属性议程上，报纸更有可能预测微博的数量，这是环境专业知识的逻辑输出，这意味着在环境污染的推理方面，报纸更容易实现舆论反转，最终引导舆论走向，因为属性设置输出的是“逻辑”。

H1b至H4b则分别假设了在议题关注周期的不同阶段，报纸和微博在属性议程上的相互关系。研究结果显示（见表3），就新闻一般框架而言，微博和报纸在议题发展初期的问题惊现与热情高涨阶段出现议题互设；在困难与成本认知阶段，微博更有可能预测报纸的这一属性议程；然后出现属性议程之反转，即热情逐渐消退阶段和后问题阶段，报纸更有可能预测微博的讨论。在舆论归责上，趋势更为明显，在初期微博设置报纸的这一属性议程；而在随后的三个阶段中，报纸设置了微博之舆论归责的属性议程。在冲突框架上，微博和报纸之间的议程设置能力较为均衡，在问题惊现与热情高涨阶段以及热情逐渐消退阶段，出现议程互设；在困难与成本认知阶段，微博设置报纸的冲突属性议程；在后问题阶段则相反，由报纸设置微博的冲突属性议程。

表4以“环境伦理”和“对策建议”等是与环境科学紧密相关的属性议程维度。在整个议题关注周期里，报纸在对策建议、环境伦理和环保领导力三个属性议程上，都能预测微博的讨论量。报纸在问题惊现与热情高涨阶段、困难与成本认知阶段，均能在污染对策建议、环境伦理和环保领导力这三个框架上设置微博的属性议程；而随着议题进入后期，在热情逐渐消退阶段、后问题阶段，报纸在沙漠污染对策建议和环保领导力两个框架上依然可以设置微博的属性议程。

把议程设置各层次放在中国环境污染议题下，对中国报纸与微博媒体间议程互设关系进行研究，本文因而具有理论驱动性质。基于此展开讨论。

首先，本研究最重要的发现是在环境污染事件传播中，报纸的属性设置影响着社交媒体的属性议程，这是具有重要学术意义的研究发现。在属性设置的几个重要指标中，舆论归责在最重要的第三阶段“困难与成本认知”（R2=.177，p<0.01）、第四阶段“热情逐渐消退”（R2=.65，p<0.01），均由报纸引导着微博属性设置，直到退出舆论场都没有改变；“环境伦理”、“对策建议”等专业属性在整个议题关注周期都是报纸对微博具有属性议程设置功能，且具有统计学意义。报纸面临着社交媒体的严峻挑战，但在环境传播中，特别是在专业话语里，报纸还是具有一些优势的，相对于非专业化（不是专门从事环境新闻生产）的社交媒体，报纸还是一定程度地具有属性议程设置之功能。《新京报》首席记者刘旻在最近几年作了包括腾格里沙漠污染在内的一系列重大环境报道，并获得2019年第八届SEE生态奖。刘旻认为，报纸之所以对微博的属性议程具有议程设置功能，在于环境污染问题的专业性。那些“万金油”、“段子手”记者不可能做好环境新闻生产，环境新闻需要严谨的调查、丰富的环境科学知识，它是一种专业信息生产。

在社交媒体兴盛的后真相时代，报纸的议程设置具备更严谨的“真实”属性，这为报纸的继续存在和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有研究发现，社交媒体的兴盛导致大众化传播转向社群化传播，社交媒体的情绪宣泄压制了对事实的探求，从而进入“后真相”时期。另一方面，社交媒体用户在传播与交流过程中趋于避开与自己相冲突的观点，转而寻找与自身相同或相似并利于强化自己观点的信息，进而有可能远离真相。模糊和不确定性常常为属性议程的争锋创造了一个契机，研究结果表明，在议题关注周期的早期、中期阶段存在框架争论的可能。这种情况下“真相”又成为一种稀缺，环境问题重树新闻专业主义的客观与平衡就是一种回归。

《新京报》首席记者陈杰是报道腾格里沙漠污染事件的主要调查记者，有着专业化环境新闻的生产经验。除了前期的知识积累还要有一个专家群体可以利用，包括权威的环境科学家、法律政策方面的专家、政府管理者、社会活动家等，在需要的时候能够找到他们。这些成本和社会关系一般很难被社交平台的写手所超越，最后形成对新媒体的“属性议程”之设置。本研究发现，对于属性设置最核心的指标“舆论归责”这一项，在整个议题关注周期的前两个阶段，微博对报纸具有属性议程设置功能（R2=.239，p<0.05）；而随着问题的深入，出现了舆论归责的反转，在最关键的第三阶段“困难与成本认知”（R2=.177，p<0.01）、第四阶段“热情逐渐消退”（R2=.65，p<0.01），报纸都引导微博的属性议程设置，最后退出舆论场，体现出社交媒体“后真相”时代的舆论反转之特性。

其次，本研究发现环境污染的传播中，社交媒体对报纸具有议题设置的功能，这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社群是媒介的一个重要议程源，核心作用体现在使用者身份为标识的媒介议程之中。陈杰先生认为社交媒体提供着非常重要的新闻线索，公众反映较强烈且有代表性、有政策切入点的议题，是记者选择议程的重要依据。就腾格里沙漠污染事件的报道来说，由于西部大开发，导致大量东部污染企业西迁，腾格里沙漠污染事件就具有了典型性。

社交媒体对报纸的议程设置作用，一定程度地为舆论归责做准备。我国学者认为，作为民间外压形式，在环保领域大众传媒尤其要代表民众，成为环保专业组织的扩音器，把公众参与性高的政策议程串联起来，在公共议程方面扮演着越来越积极的角色，并认为互联网成为反映民意的重要渠道，高层也越来越重视。国际学术界研究有类似的观点，有文献认为美国国会议员通过推特上的政治信息传播来寻求公众支持，推特被认为是政治、政策最有劝服力的媒体。正因为如此，在环境污染这一传播领域，理论上说社交媒体对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被赋予了某种“民意”的色彩，在推动公共议程设置过程中是环境正义之程序正义的一部分。

最后，在环境污染传播研究中，新老媒体议程互设过程的新发现为科学引导舆论、化解环境污染的危机传播提供理论依据。某些条件下，报纸能够实现对社交媒体属性设置的舆论反转，本研究的“舆论归责”之微博与报纸议程互设的舆论反转就是一个例证。本研究在环境污染领域发现报纸媒体对于社交媒体的属性设置作用亦可以指导特殊时期的危机传播与危机干预。有学者认为环境传播作为一种“生态退化”到一定程度的危机传播，其根源在于治理性的“社会规制持续失败”；研究进一步发现环境危机发生期间，环境焦虑感会促使公众在特定社会情境下去认真思考环境危机的社会根源，这时环境危机不仅是厄运（doomsterism），还为改变带来了难得的机遇。在环境危机传播中，舆论引导的两个切入点是“生态退化”的界定（环境科学知识的建构）与“社会规制持续失败”的认定（舆论归责），对于这些专业问题的属性议程的设定，报纸无疑具有引导新媒体舆论或者反转舆论的作用。

本研究发现在环境危机传播的关键节点上，报纸相对于微博具有进行舆论引导和危机干预的可能性。在环境科学较为有代表性的属性框架“环境伦理”这一考察指标里，在整个议题关注周期中，报纸媒体一直对微博内容传播具有属性议程设置的功能，在惊现期（R2=.031，p<0.05）、困难期（R2=1.887E-15，p<0.05）、消退期（R2=9.392E-5，p<0.05）都是这样，具有统计学意义。在“环境领导力”与“对策建议”上，报纸相对于微博也都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属性设置功能。作为我国市场化报纸最早建立起的专业环境新闻版面的《南方周末·绿色》（即“绿版”），其十余年的专业实践也证明其专业内容相对于微博、微信舆论引导的重要性。因为“绿版”在环境污染报道中能够在全国范围内找到需要的当事人、专家、学者以及政府管理者，其微博、微信公众号“千篇一绿”转载的“绿版”内容很难被社交媒体的内容扳倒，社交媒体也很难超越“绿版”的属性设置，且有海量的转发。社交媒体非常相似于议题的铺垫（priming）作用，而议程设置的第二层属性设置效果在于传统媒体叙述方式可以直接影响公众对于责任归因的框架效果上来。

读者趋向于理性，开始珍视传统媒体专业的调查性报道，重视专业人士解读对于真相的重要性。传统媒体虽然认识到互联网的力量，但仍对其信息的可信度提出质疑。互联网上的信息只有经过传统媒体的筛选、整合和重构，才能具有公信力，并在现实世界中产生巨大影响。《南方周末》总编辑王巍认为该报也因此到了新的发展时期，该报广告收入也达到了历史新高，对包括环境新闻在内的以深度调查为主的《南方周末》之前途持以谨慎乐观。正如王巍的预言：“报业会分化，但报纸不会全军覆没。即使大部分报纸终将消亡，也仍会有一部分优秀分子，能穿越沧桑岁月，融合发展为新型媒体。”

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22年第10期

囿于篇幅，公号舍去注释，完整版本请见刊物。

编辑 | 余俊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