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开国元帅徐向前在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主要为把中国人民解放军建设为一支现代化、正规化军队而奋斗。

而就在此期间，突然有一天，徐向前元帅的夫人黄杰接到了杨成武的电话，邀二人见面。

见面后杨成武当即向徐帅传达了毛主席的一个任命指示。

这让徐帅深感吃惊，他万万没想到，这个担子会要他来挑。

沉默半晌，徐帅提出了拒绝。只不过到最后，这个担子还是落到了徐帅肩上。

自上任后，徐帅开始每天有接不完的电话，开不完的会和见不完的人，有时候被一些人缠上，一缠就是好几个小时，徐帅的头疼病更是发作得厉害，短短时间就心力交瘁，火气也变大了，说的话更难免“出格”。

周恩来总理得知后，特意指点道：“你和他们打交道，要掌握八个字。”

徐帅听完，颇受教益，往后他再遇类似问题，就采取总理给的对策，果然好用。

所以，杨成武当时向徐帅传达的是什么指示？周恩来总理给徐帅的对策又是什么呢？

“你和恩来一起去太原！”

徐向前元帅是山西省五台县人，是开国十大元帅中唯一一位北方籍元帅。

1924年4月，徐向前被黄埔军校录取，成为黄埔一期的学生。

在黄埔期间，徐向前每天除了钻研军事之外，还要阅读大量的进步书籍，并积极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黄埔特别支部组织的各种活动。

彼时，黄埔军校作为国共第一次合作的产物，校内可谓是人才济济。

周恩来总理更曾是黄埔军校最年轻的政治部主任，不过不巧的是，周恩来总理当年进黄埔的时候，恰好是徐帅从黄埔毕业的时候。

所以那个时候，两个人还没有什么交集。

后来，徐向前被分派到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号称“第二黄埔”），担任学兵队少校队长。

彼时，陈毅、萧楚女等共产党员都在这个学校，这使得该所学校的进步力量占了优势。

徐向前正是受到周围进步人士的影响，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最终经过严肃认真的思考，于1927年3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此后不久，大革命失败，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徐向前先后赴上海、广州以及鄂豫皖边界大别山继续革命，多次率军粉碎敌人的围剿，扩大了根据地范围。

1931年11月，徐帅凭借在战场上的出色表现，成为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在鄂豫皖、川陕根据地都打出了威名，最终将红四方面军发展为红军三大主力之一。

这时，徐帅已经成为了黄埔军校一期共产党员里级别最高的将领，国民党方面悬赏他的人头费是10到20万大洋，和朱老总，还有毛主席一个价。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为了八路军能尽快奔赴抗日前线，中央决定开辟陕西抗日根据地。

彼时，山西正被军阀阎锡山把持，要想开辟山西抗日根据地，实现联合抗日，同阎锡山的周旋和谈判是少不了的。

那么派谁去完成这项重要的任务呢？

作为我党谈判能手的周恩来总理首先责无旁贷，而除此之外，还需要一位了解阎锡山，了解山西的人选。

因为阎锡山这个老军阀，在用人上尤其注重同乡关系，尤其是五台老乡。

毛主席于是很快就将目光锁定到了出身五台的徐帅身上，并决定派徐帅去山西协同周恩来做统战工作。

临行前，毛主席把徐帅叫去，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是山西人，和阎锡山是同乡，下一步，你和恩来同志去太原，做做阎锡山的工作。”

徐帅当即接受了这个任务。

就这样，周恩来总理和徐帅一行人从延安出发，费了一番周折，渡过了黄河，最终坐上了阎锡山派来的两节专列火车（阎锡山特意把山西铁路修成窄轨，以便形成割据）。

火车所途经之处，一路都是兵荒马乱的景象，山西省府太原也不例外。徐帅看家乡如此，对于此次联合阎锡山抗日的任务达成更加迫切。

周恩来总理和徐帅抵达山西时，连日来正对日军进犯感到焦头烂额的阎锡山表现出了高度的热情。

一见面，阎锡山便一把握住了周恩来的手道：“欢迎欢迎！周先生，你来的太及时了！”

紧接着，周恩来对随行的人进行一一介绍。

当介绍到徐向前时，阎锡山眼睛一亮，上前一步，握手寒暄道：“向前是我的五台老乡，一代将才，久仰久仰！”

这一时，阎锡山虽与诸位是首次相见，但对于一早威名在外的周恩来一行人并不陌生。

这期间，由于战事吃紧，心急火燎的阎锡山甚至一度不再将周恩来一行当做谈判代表，反而当成了他的军事顾问团。

震惊中外的平型关大捷也便是在这个背景下打的，平型关大捷在极大鼓舞全国人民抗战决心的同时，还标志着山西国共合作局面的打开。

而与此同时，周恩来也深知，要想早真正团结友军共同抗战，还有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需要亲自督办，于是他给中央发了电报，请求“暂留太原，不往他处……”

从那时开始，周恩来就又投入到“拼命三郎”式的工作中，当时因为不适应黄土高原的气候，周恩来经常流鼻血，但是他每每用水淋一淋，随便塞点棉花，就有继续投入到工作中。

累了就和衣打个盹，有警卫员见他小腿露在外一大截，想给他盖个被子，结果稍有动静，周恩来就醒了，醒了就继续工作。

而协助周恩来总理工作的徐帅当时也无例外，夜以继日工作是常有的事，白天的行程更是安排得满满当当。

因为考虑到太原又不少五台人在阎锡山政府工作，徐帅便利用同学同乡关系开展统战工作，有的时候他陪周恩来总理出去，有的时候就自己单独出去，每逢同乡宴、群众集会，徐帅必定前往，而且每到必讲话。

警卫人员担心他的安慰，怕出事，经常抱怨他。

徐帅即总是笑笑说：“放心吧，群众会保护我的，阎锡山也不会把我们怎么样。”

最终，在周恩来总理和徐帅的努力下，经过谈判，阎锡山答应与八路军共同抗日，并给予后勤保障。

另外周恩来总理和徐帅在山西的几场讲话，更极大鼓舞了当地民众的抗战决心和信心，不少青年或奔赴延安，或直接奔赴抗日前线，或参加了太原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11月，周恩来终于结束在山西72天的抗战之行，返回延安，而徐帅率129师一路转战晋东南，接连取得了数场战斗的胜利，积小胜成大胜，后又赶赴山东战场。

解放战争期间，徐帅重回山西，以开始的六万地方部队，用时一年半，歼敌30万，取得惊人战绩，最终完成了山西全境的基本解放。

期间，一场以少胜多的晋中战役更令当时在西柏坡的毛主席、周恩来等大喜过望。

而徐帅当时实际上因为劳累过度，新旧病症同时并发，头痛欲裂，但他一直坚持到打下太原，才赴青岛疗养。

新中国成立后，徐帅被任命为解放军总参谋长，兼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不过因为徐帅在外休养，总参谋部的工作暂由聂荣臻主持。

直到1951年5月前后，徐帅的病情才出现了明显好转。

而鉴于新中国刚成立，人民解放军海陆空现代化建设亟需提上日程，武器装备更新更是迫在眉睫。

这期间，病情好转的徐帅再次扛起重任，赶赴莫斯科谈判，希望苏联能够提供技术援助，帮助我国建设新的兵工工厂。

最终，耗时近五个月，徐帅最终圆满完成这项毛主席交代的特殊任务，同苏联方面签署了相关协议，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建设奠定了初步的物质和技术基础。

再后来，徐帅一直在为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而努力。

“天塌不下来，你就干吧！”

一直到一段非常岁月拉开序幕，军队也受到了波及。

1967年1月6日，徐帅的夫人黄杰接到了时任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的电话，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同徐帅谈，请她陪徐帅到总参五所一叙。

照常理来说，其实当时杨成武将军和徐帅都住在柳荫街，居所只相隔一条街，杨在晋察冀野战军工作时还曾是徐帅的部下，建国以后他还一直在徐帅的领导下工作，有什么事情到家里说似乎更方便。

不过鉴于当时情况特殊，杨成武考虑周全，怕出什么差错，最终还是一通电话把徐帅夫妇请到了总参。

不过，徐帅为人向来和善，身上也没有什么官气，更被称作“布衣元帅”，他从妻子口中得知了电话，就按照杨成武的安排，去了总参。

一进门，他就问道：“成武啊，有什么事情这样神秘？”

“徐帅，是大事。毛主席要你出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杨成武直言。

另一边，徐帅听到杨成武的话，当即陷入了沉默，这么多年来，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对于中央分配给他的工作，他从不计较，每每都愉快地接受，即使身体出毛病也要坚持到底，尽心完成，但是这一次，不一样了。

“我多年有病，身体不好，对干部不熟悉，还请你代为转告毛主席，这次这个工作，我担当不了。”总参办公室内半晌寂静，徐帅最终开口道。

“不行啊。”这时候，杨成武显得十分为难，干脆继续坦率地说道：“这次不一样，这次是江青提议，毛主席批准的。”

听到杨成武这样说，徐帅心里愈加莫名其妙，不过他还是坚持道：“我的确干不了，你还是把我的意见报告给主席吧。”

杨成武见徐帅心意已决，于是应下。

回到家后的徐帅默默等待，结果迟迟没有消息，直到有一天徐帅陪同毛主席参加一场活动，最终还是没忍住说出了口：“主席，这个小组长的任务我实在是做不好，还是请主席另选贤能吧。”

哪料主席大手一挥，直接回答道：“天塌不下来，你就放手干吧。”

那之后很快，徐帅就收到有关小组成员的名单以及改组通知，这时徐帅明白，一切已成定局，他不能再推脱了。

徐帅上任时，正好赶上了上海所谓的“一月风暴”，局面一时间混乱不堪，简直没法收拾。

各军区很快也受到波及，各单位的告急电话不断，徐帅家中原本有两部电话，后来又增加了两部，五个工作人员日夜轮流值班，忙得不可开交。

徐帅每天除了开会，还要接见一批又一批的群众代表，其中一些很是难缠，他们甚至不分昼夜地纠缠，这期间，徐帅的头疼病症加重，时常感到疲劳，身体很快就吃不消了，连带着有时候说话也冲了。

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得知了徐帅的处境，于是特意找着空，叮嘱徐帅：“你和他们打交道，要掌握八个字。”

“哪八个字啊？”徐帅当时听得十分认真，因为早在抗战初期他和周恩来一同前去和阎锡山谈判的时候，他便见识过周恩来与人谈话的能力了，当即问道。

周恩来也不再卖关子了，直言：“就是多听少说，多问少答。”

于是就这样，徐帅回去后，再接见群众组织，就采取这种对策。

与此同时这期间，徐帅也曾专程找到江青，请她当“顾问”，和自己一起去接见群众代表。

不过江青去了两次后就直言：“再这样下去，我就变成军队‘消防队’了。”

那之后，她便不再露面了。

眼见形势越来越乱，徐帅心里还是着急，最终在他的努力，和毛主席的应允下，“军委八条命令”（简称“八条”）正式下达。

有了“八条”，各大单位领导同志们心里总算有了底，局势也得到极大程度地稳定。

徐帅后来在回忆录中描述那段担任小组长的经历说：“（那时）不到三个月，弄得我焦头烂额，昼夜不得安宁，每天抽两盒烟都不够，比过去打仗还疲劳。”

再后来，徐帅又向毛主席递交了辞呈，虽然没有得到批准，但实际上已经脱离了这个工作岗位，只剩挂名，对此，徐帅直言：“不干这份差事，正合我意。”

1976年后，新变局出现，徐帅又重新参与中央军委的领导工作，1978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继续为我军从“小米加步枪”向诸兵种合成作战方向转变以及为把我军建设成一支强大的正规化、现代化国防军而奋斗。

1988年，徐帅响应邓小平干部年轻化的政策，主动辞去身上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等职。

退休后的徐帅生活更加简朴，“布衣元帅”本色更展现得淋漓尽致，闲暇的时候他就在自家小院里织织毛衣，在十大开国元帅里，徐帅是唯一一个会织毛衣的。

1990年6月，徐帅因肺病要上医院治疗，出门前，他看着自家小院，轻声道：“这次去，就回不来啦。”

结果一语成谶，住院后，徐帅病情更加严重。

病床上的徐帅，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于是留下了遗嘱：“我死后，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骨灰就撒在大别山、大巴山、太行山和河西走廊（这些都是徐帅生前战斗过的地方）。”

再后来，进入弥留之际的徐帅，对围在自己病床前的子女，又吃力地叮嘱道：“我死后，你们要永远跟着党走，言行一致，说到做到！”

1990年9月21日，徐帅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自此走完了他坚定信仰、义无反顾的革命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