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朝代的古人最爱旅游“打卡”？

中国科学报 | 作者 张文静

打开社交媒体，各种各样的旅行帖扑面而来，或文字，或照片，或视频。在记录旅行经历这一点上，或许古今是相通的，众多的古代游记就是明证。那么，古人是如何记录自己的旅行的？在描绘山水景致之外，他们又是如何抒发情感、表达观点的呢？

在《玉山丹池：中国传统游记文学》一书中，美国纽约州立大学阿尔伯尼分校东亚学系教授何瞻（James M. Hargett）梳理了中国古代游记的历史，同时也为读者解读了游记背后中国古代文人旅行生活与自然观的变迁。

明朝人最爱旅行

玉华山，位于今陕西省铜川县，距离西安市约250公里，山名取自唐太宗时期在此修建的一处避暑宫殿。

651年，这里成为一处佛教寺院，在659年至664年间，它是玄奘译经工程的基地。到了11世纪的北宋时期，这里的建筑遗存和文化遗迹开始吸引游客。

北宋官员张岷是最早到达这里的参观者之一。1066年夏天，张岷与他的两个兄弟和四个朋友一起来到此地。那一天的观光之旅，被他写进了《游玉华山记》中。

在《游玉华山记》的开篇，张岷就描述了此地的唐代宫殿和寺院遗存，介绍了一行人的详细行程，还记录了因同行人公务缠身大家不得不提前离开的事实，并阐述了自己由眼前景致生发出的感慨。虽然游览时间缩短了，但张岷仍在文章最后总结说，大家能聚在一起远足，实在是一件“盛”事。

张岷名不见经传，这篇《游玉华山记》也不常见于各类游记选集中，但这篇游记却引起了何瞻的兴趣。

在他看来，这篇游记不仅是北宋游记文学的代表作品，它还显示出当时游记发展的新方向——在10和11世纪，大部分游记的写作目的是庆祝那些“社会性”的旅行，尤其是与家人、朋友一起出游的经历。但在唐代，这样的观光活动极少出现在散文写作中。

在《玉山丹池》一书中，何瞻分析了这种休闲活动及因此写作的游记作品大量出现的原因。宋代官员大量增加，且大多数官员在全国各地工作，他们每三年轮换一次，去新的地方任职。

而这些文人士大夫就会在家人、朋友的陪伴下，到任职地附近的名胜古迹游览。这使得观光游览和游记撰写成为了当时文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北宋时期，旅行的主体还是官员。到了明代晚期，真正的旅游业才发展起来。那时，不断扩张的商品经济刺激了陆路、水路交通系统的改善，社会各阶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流动性。相应的，旅游业兴起，娱乐观光在中国蓬勃发展。

1631年，明末清初的史学家也是游记作家的张岱，在游览泰山时就观察到，一天内就有八九千游客蜂拥而至，而在春季这个数量可以多至两万。

他还看到，当地官员会向游客征收一钱两分银的“山税”，当地政府因此一年可获利两三千两白银。当时，在泰山附近的镇上有几个大型旅店，每家旅店都有二十多个厨房、上百名服务人员。与之相应的是，明代游记文学也进入了公认的“黄金时代”。

“《玉山丹池》把游记从单纯的文学史叙述中解放出来，把它放到了具体的历史情境之中。”该书译者、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冯乃希告诉《中国科学报》，“游记发展的背后，是社会的流动、阶级的变迁、商业的发展，等等，它承载的是一种历史演变。”

《桃花源记》《岳阳楼记》《醉翁亭记》不是游记

该书作者何瞻的专业方向是中国宋代古典散文、游记、地理历史与文化史。他在《玉山丹池》的中文版序中写到，自己上小学时就对地理很感兴趣，特别喜欢学习美国与中国古代地名的历史和来源。

读本科和研究生时，他发现自己对中国古代文学，尤其是宋代散文也很有兴趣。一次上课时，他的老师、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罗郁正告诉他，有一种叫做“游记”的中国古代散文文体，能把文学和地理结合在一起。何瞻由此开始关注和研究游记，直到今天。

他出版的大部分著述，也都与中国古代游记文学有关。

冯乃希很早就读过何瞻的著作。作为在美国研究中国文学的重要学者，何瞻关于苏轼、范成大的研究是冯乃希博士期间重要的学习资料。

2018年，冯乃希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读博士，研究明代晚期文人在北京城的游览和书写。一次，为了邀请何瞻担任学术会议的讨论人，冯乃希给何瞻发邮件，介绍了自己的研究。

正是在这次学术会议上，何瞻送给冯乃希一本彼时刚刚出版的《玉山丹池》英文版，并鼓励冯乃希继续从事明清游记文学的研究。

这是第一部用英语或其他任何欧洲语言写成的关于中国传统游记文学的专著。后来，冯乃希将这本书翻译成中文出版。“希望本书的中文版可以让中国学者和读者了解到外国学者是如何研究中国古代游记文学史的。”何瞻在中文版序中写道。

从文学专业的角度看，冯乃希认为，《玉山丹池》一书中有两个新视角是值得关注的。一是何瞻对游记体裁进行了新的定义。他认为游记必须基于作者本人真实的旅行经历。

“这个定义有别于中国学者以前更习惯的游记文学研究。我们经常会把神游、游仙等作品纳入到游记文学中，比如《桃花源记》。但在他的分类下，这些作品显然不是游记，更多的是一种虚构文学。”

何瞻在书中也提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和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几乎被每一部游记文集收录，但在他看来，这两篇文章都不能算作游记，因为《岳阳楼记》里没有任何游览的成分，范仲淹本人也从未亲自参访湖南的岳阳楼；而《醉翁亭记》里除了唯一的一句“山行六七里”，并没有其他任何关于旅行细节的叙述。

这个定义把很多作品排除在游记体裁之外，同时也把很多此前不被认为是游记的作品纳入其中。

比如，南宋时期出使金朝的使臣的叙述，其内容包括出使沿途观察到的社会细节、城市的状况和人们的生活状态。何瞻就认为它们是一种特殊的游记。在冯乃希看来，何瞻强调，只有真实经历的外在环境，才会对个人心灵形成最强烈的冲击。“他的定义让我们以一个新的视角，去重新关注这些作品。”

冯乃希认为，该书体现的第二个新视角，是启发我们反思体裁、文类、风格等文学研究的观念。“此前的研究总认为游记一定是某种‘记’，但其实翻看古代的类书就会发现，‘记’这种散文类别并不严格对应着旅行和游记。《玉山丹池》这本书的研究告诉我们，游记的体裁范围是很广的，不仅包括‘记’，也包括书信、序言，等等。只要它讲的是旅行体验，就都可以是游记。这为我们打开了思路。”

古人旅行生活与自然观的变迁

《玉山丹池》一书所涉的时间跨度从六朝延伸到明代晚期。在何瞻看来，中国游记文学发端于六朝、发展于唐、成熟于宋，而后经历金、元、明代早中期的转变与创新，在晚明进入“黄金时代”。

在这样的历史发展脉络里，我们也能看到游记背后，中国古人对于旅行与自然看法的演变。

“六朝时期，游记作者体现出更多的是对自然壮阔景象的崇拜，或者对艰难旅途的畏惧。比如，郦道元的《水经注》多处赞颂了三峡的壮阔，法显的《佛国记》则谈论旅途的艰难。在这些文章里，人的位置是比较低的，而山水就像神灵一样，站在更高的位置上。慢慢地，唐代以后，旅行者开始试图理解自己所体验的山水，去问为什么。”

冯乃希解释说，“比如，苏轼《石钟山记》的写作就是由问题驱动的——为什么那个地方有如此大的水声，为什么这个地方被人冠以‘石钟’之名呢？他要去探索和发现。到了明代的徐霞客，他要去弄清楚喀斯特的洞穴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一个理性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我们看到人和自然逐渐变得平等。”

“与此同时，在情感上，人也从对自然的崇拜和敬畏逐渐走向了一种审美。人依旧崇拜自然，但对自然的喜爱是基于一种理解、亲近和欣赏。到了明代的张岱，就已经不仅仅是欣赏了，而是山水为我所用。张岱的《湖心亭看雪》，最后讲自己在暴雪中游湖的‘痴’，游记从人如何欣赏自然变成了个性的展现。这种变化是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冯乃希说。

今天，我们再去读古代游记，之于现实生活有何意义？何瞻在《玉山丹池》一书结尾时写道：“中国旅行文学可以为两个迥然不同的目的服务：为不能或不愿出游的神游旅行者们提供描述性的叙述；启发那些能够走出家门的人，与其想象事物该是什么样子，不如去看看它们本来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