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值得记上一笔的历史功绩，张玉凤忆毛主席如何选定选接班人

“四人帮”要搞掉华国锋

毛泽东晚年选定华国锋当自己的接班人，并将他调到北京，进入中央领导机构中担任重要职务。1976年4月担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叶剑英等老干部是真心诚意地支持华国锋工作的。“四人帮”虽然心里不服气，但在表面上也服从华国锋，甚至还有要拉华国锋入伙的打算，至少在公开场合，他们是表现出服从华国锋领导的样子的。

有这样一件事可以证明毛泽东在世时“四人帮”在表面上是服从华国锋的领导的：1976年7月，中央政治局为向党内高级干部通报毛泽东的病情问题发生了争吵，“四人帮”搞的通报材料稿上写有“毛主席健康好转，不久可以恢复工作”的字样，叶剑英、汪东兴等一些同志不同意这样写，认为这不是事实。双方发生了争论。华国锋却坐在那里，一言不发。过了一阵，宣布散会，通报稿交给华国锋，由他签署，华国锋签署通报稿时，删去了“健康好转，可以恢复工作”的字样。华国锋删掉了“四人帮”强烈坚持要写上的这些字，可是“四人帮”并没有像过去对待其他高级领导干部那样不依不饶，追究下去，而是偃旗息鼓，不了了之。由此可见，在毛泽东在世时，“四人帮”在表面上是拥华的。

但是，毛泽东逝世，情况就不一样了。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见此前拉华国锋入伙的打算已经是不可能实现的了，就下决心要把华国锋搞倒。当时，“四人帮”要把华国锋搞倒，采取了两种手段：一种手段是造华国锋不可信任的舆论。另一种手段是控制一部分权力，同时为自己上台造舆论。“四人帮”认为，华国锋在中央没有根基，人老实，魄力差，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搞掉华国锋，然后取而代之。

华国锋下了与“四人帮”斗争的决心

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更不把华国锋放在眼里，在他们看来，华国锋就是一个傀儡，是一个任人摆布的无用之人。他们不需要这个木偶，要动手搬掉他。于是，他们开始向华国锋直接发难了。

他们向华国锋发难，主要是通过两件事，一件事是篡改毛泽东的临终嘱咐。本来，毛泽东在1976年4月30日接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之后，亲笔给华国锋写的三个条子之一是：“照过去方针办。”对此，华国锋向中央政治局通报过。当时，毛泽东的病情日益发展，说话已经不方便，指示很少，又面临着在毛泽东之后谁来接班的问题，因此，对毛泽东那时的指示，中央政治局的人都很注意。“四人帮”对毛泽东写的条子，逐字研究过，心中自然非常清楚。

但是，他们却偏要把毛泽东写的“照过去方针办”，篡改为“按既定方针办”。这一篡改，等于把华国锋的解释权剥夺了，也就等于动摇了华国锋的接班人地位。另一件事是不同意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当华国锋提出要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时，张春桥率先向华国锋发难，他说，现在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只会对右派有利，不如出单篇。“四人帮”手下的亲信则攻击华国锋，说他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是为了捞政治上的“稻草”。由于“四人帮”的刁难，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之事迟迟定不下来。作为一个大党大国的当家人，连出版一本书的事都定不下来，还能决定其他重大事项吗？

面对“四人帮”的挑战，华国锋当时有三种选择：一是，在“四人帮”的压力下，委曲求全，维持下去；二是与“四人帮”又斗争，又联合，最终与“四人帮”搞“权力再分配”，让给“四人帮”一部分权力；三是与“四人帮”进行坚决的斗争，彻底粉碎“四人帮”。对华国锋所面临的三种选择，叶剑英也估计到了。叶剑英希望华国锋选择最后一条路。所幸的是，华国锋真的选择了最后一条路。

但是，华国锋却不动声色。他在表面上对“四人帮”逆来顺受。“四人帮”篡改毛泽东临终嘱咐，华国锋并没有严厉追究，他只是在一份文件上把被“四人帮”篡改的文字加以注明。但是，“四人帮”却借口不要引起不必要的纠纷，不加改正，还反诬华国锋篡改毛主席的指示。对此，华国锋没有和他们争论。“四人帮”阻挠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华国锋也没有与他们进行公开争论。他默默地忍耐着，同时密切注意“四人帮”的动向，心中有了对付他们的主意，就是依靠党中央内部的老同志，尤其是依靠掌握军权的叶剑英。华国锋十分清楚叶剑英在当时中国政局中的份量，也知道毛泽东在临终前让叶剑英辅佐自己，因此，他对叶剑英十分尊重。据时任叶剑英秘书的范硕回忆，华国锋刚刚担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时，叶剑英提出要去看望华国锋。

华国锋得知后，表示要先去看望叶剑英，叶剑英说，你住得远，工作忙，还是我去看你。当叶剑英驱车到华国锋家里时，华国锋恭候在门口，亲自给叶剑英打开车门，迎接到房间里。谈话中，华国锋恭称叶剑英是“8亿人民的老帅，德高望重”，对叶剑英的话，华国锋都能听得进去。华国锋在依靠叶剑英的同时，还特别注重争取掌握中央办公厅和中央警卫局权力的汪东兴的支持，他对汪东兴也十分尊重，很多重大问题，他都先征求汪东兴的意见。华国锋对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军区政委吴德也十分尊重，在工作中争取吴德的支持。

华国锋还特别争取在中央领导层中工作的工农出身的干部。他争取到了陈永贵、倪志福的支持。吴桂贤本来是跟着“四人帮”跑的，经过华国锋做工作，吴桂贤在支持“四人帮”问题上也开始徘徊起来，而且，她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正式表决时，没有表决权。这样，华国锋虽然表面上很平静，但在中央领导层中却逐渐争取到了多数支持者，壮大了自己的力量。1976年9月下旬，华国锋、李先念、吴德曾分析过当时中央政治局内的力量对比，认为拥护华国锋的人在政治局中已经占多数。华国锋还特别注意争取军队领导人的支持。除叶剑英外，他对许世友等其他军队高级领导人也十分尊重。此外，他还听从叶剑英关于不能搞第二武装的建议，在中央明确提出各地不许搞第二武装，这就使“四人帮”失去了掌握武装力量的“合法”性。

随后，主席又讲了一句，我也听不清楚。主席就要纸和笔，我扶着他，主席在纸上写道:“慢慢来，不要招(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

当时，主席写这三句话是答复华国锋同志汇报的几个问题的意见。后来传说:“照过去方针办”是“临终嘱咐”，“你办事，我放心”是指定接班人，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其实，类似的话主席不止一次地当面对周总理、邓小平同志也说过，例如：小平同志推荐赵同志，万同志担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铁道部长时，主席也十分赞扬，说:“很好。你办事，我放心。”

在1月21日、28日，毛泽东先是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然后又提议由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经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正式向全党下达这一决定。另外还宣布，由陈锡联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这意味着毛泽东否定了张春桥当总理的可能性。

由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意味着毛泽东依然冷落了王洪文。

个子比张春桥高出一头，年纪比张春桥小四岁的华国锋，讲一口山西话，不是一个显山露水的人物。论政治手腕，论笔头口才，都不如张春桥。这个山西大汉突然冒了出来，使张春桥的总理梦又一枕黄粱，化为泡影！

华国锋这人，如同他写的颜体字那样，毕恭毕正。虽说他的字写得并不算好，却从不潦草。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他很晚才引起人们的注意。

华国锋与中国共产党同一年诞生——1921年。因此，他可以说是“党的同龄人”。二十八岁的毛泽东在上海出席中共一大时，他不过是个呱呱坠地的婴儿。他与毛泽东是两代人。

在上中学的时候。离学校不远处住着两个中共地下工作者。华国锋在那里看了一些进步书刊，思想倾向革命。1938年，十七岁的华国锋离开家庭，上山参加了抗日游击队。

1940年，十九岁的华国锋在山西交城县，担任了工、农、青、妇、武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交城县在山西中部，太原西南，文峪河上游，是个山谷林密的地方。这一年，华国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6年，华国锋担任了中共交城县委书记。不久，担任了中共阳曲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华政委”之称，便始于此时。

1949年8月，位于洞庭湖南岸的湘阳县城插上了红旗。随军南下的华国锋，被任命为这个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从此，华国锋在湖南工作了二十多年。

1952年，华国锋被调往湘潭县，担任县委书记。几个月后，提升为中共湘潭地委副书记兼湘潭专员。

1954年，华国锋担任中共湘潭地委书记。

当时，就连华国锋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湘潭县委书记、湘潭地委书记那特殊的重要性——毛泽东正是湘潭县人！

1955年7月，当毛泽东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之后，三十四岁的华国锋写了《克服右倾思想，积极迎接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到来》、《充分研究农村各阶层的动态》、《在合作化运动中必须坚决依靠贫农》三篇文章。这些带有故乡泥士芳香的文章，毛泽东读来颇感亲切，华国锋的名字第一次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路过湖南时，接见了留着平头、神态激动的华国锋。1955年10月，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特邀华国锋作为列席代表，在会上介绍湘潭地区合作化运动的经验。一个地委书记，能够在中共中央全会上讲话，是很不容易的了！经过这次会议，华国锋给毛泽东留下很好的印象。

“你是我的父母官哪！”毛泽东一句戏言，说得本来就很拘谨的华国锋，很不好意思起来。

“你是个老实人！”毛泽东又夸奖了一句。

华国锋回湖南之后，不久就升为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部长。

1959年盛夏，中共中央决定在江西庐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也就是第一次庐山会议)。6月下旬，毛泽东离开北京，途经长沙。当时，江青在杭州休养。毛泽东在长沙约见了华国锋。在谈话中，毛泽东透露了口风。想回故乡看看。华国锋立即安排了毛泽东的湘潭之行。

阔别故乡三十二载，毛泽东终于在1959年6月25日傍晚，回到湘潭韶山冲。毛泽东睡在家乡的硬板床上，思绪万千，哼成了那首著名的七律:

　 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寂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大抵因为在故居见到挂在壁上的亡妻杨开慧的照片，触动了毛泽东对前妻贺子珍的思念。毛泽东上了庐山之后，派车把正在南昌闲居的贺子珍接上山。别离二十多年，毛泽东终于与贺子珍重逢。不料，消息走漏，江青闻风，从杭州打来长途电话，说是马上前来庐山。贺子珍才在山上住了一夜，便被毛泽东匆匆送下山了。

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猛烈地抨击了彭德怀。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也受到了牵连。周小舟是毛泽东的同乡，曾担任过毛泽东秘书。

毛泽东下山之后，亲自提名华国锋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

此后，毛泽东一到湖南，华国锋便陪伴在侧。毛泽东总是说，华国锋是个老实人。1963年10月，华国锋带湖南干部到广东参观学习，写了《关于参观广东农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毛泽东看了，为之写了批示，号召全党克服骄傲自满、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错误思想。从此，确立了华国锋在湖南的稳固地位。

1968年4月8日，当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华国锋出任副主任。1969年，华国锋的名字，出现在中共九大的主席团名单之中，出现在九届中共中央委员会名单之中。华国锋担任了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和斯诺谈话时，提及了华国锋。当斯诺的文章在美国《生活》杂志发表后，华国锋第一次引起国外的注意。毛泽东是这样说的:“湖南省的人物也出来几个了。第一个是湖南省委现任的第一书记华国锋，是老人。”当时，华国锋不过四十九岁，当然算不上是上了年纪的老人。毛泽东所说的“老人”，显然是“老人马”的意思。

在林彪叛逃身亡之后，毛泽东不得不另选接班人。毛泽东在从上海调来王洪文的同时，也从长沙调来了华国锋。这时的华国锋，人在北京，但仍身兼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广州部队政委、湖南军区第一政委等职。

在公安部长谢富治于1972年病逝之后，华国锋被毛泽东提议担任这一职务。公安部长地位的重要性，是人所共知的。从此，华国锋在北京站稳了脚跟。

1973年5月，当毛泽东正式表明选定王洪文为接班人、让王洪文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时候，毛泽东也把华国锋视为“后备”的接班人，与王洪文同时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

在1973年8月的中共十大上，王洪文成为副主席，引人瞩目。华国锋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只是不那么惹人显眼而已。

华国锋言语不多，不露锋芒。在北京，他唯一的靠山是毛泽东。他既与“四人帮”没有什么瓜葛，也与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没有什么交情。在中央政治局尖锐的斗争中，华国锋往往保持中立。他唯毛泽东之命是从。

张春桥和他的伙伴们费尽全力，终于扳倒了邓小平，毛泽东却把大权交给了华国锋。

挫败“四人帮”的夺权阴谋，毛泽东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已经看出，江青和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四人帮”，正觊觎着中国的最高权力。虽然这一次毛泽东选定接班人，又一次采用了由他个人指定的这样并不恰当的方式。

四年前，就在毛泽东选定王洪文为接班人的时候，已考虑到华国锋。不过，当时他更倾向于王洪文。

1973年5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华国锋和王洪文同时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参加工作。

1973年8月，在中共十大，王洪文当选为副主席，华国锋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974年冬，在“四人帮”组阁阴谋甚为活跃之时，毛泽东在湖南长沙住了一百多天，充分表示了他对华国锋的信赖——当时华国锋兼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