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里人 - 红苕命

山里人

一晃，五十知天命了。

我的童年和少年，都是在乡村度过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可在“早红苕，夜红苕，没得红苕命难逃”的岁月，我和我的小伙伴都是吃着家乡的红苕慢慢地长大，与红苕还结下了不解之缘，也注定了几分红苕的宿命。

我的家乡是个盛产红苕的地方，那里的土质是沙壤地，膨松松的，红苕在这种土壤中长得又大又面，足以给人许多营养，也养活着近千人的山寨。同时，山寨缺水也是缺出了名，一水多用，滴水如油，唯只有这耐干旱的红苕，极易在这里生长。

每年谷雨前后，趁着雨水较多的季节，大人们便忙着栽下红苕苗。只要红苕苗栽下地，我和我的小伙伴就开始了一个季节的等候，盼着红苕苗快长出嫩芽，发出新藤。到了夏至时，四面疯长的红苕藤就将土地严严实实地覆盖，翠绿翠绿的一大片。这时，无论再天干地旱，也伤害不到它。

红苕在翠绿覆盖的土地下生根壮果，不断膨胀，我们的兴奋感和幸福感也不断增长。这个时候，正当青黄不接，我和我的小伙伴几乎天天挨着饿，肚子“咕咕”响个不停。立秋前后，包谷稻子还未成熟，红苕就是最先让我们饱餐一顿的食物了。

和我一起光屁股长大的苕哥，就是因小时候喜欢吃红苕，而得了“苕哥”这个名字，小一点时大人们就叫他苕崽崽，大一点时我们就叫他苕哥。据长辈们讲，苕哥每回吃红苕时，都要傻傻地吃顶颈，吃得打饱嗝。因为吃红苕容易长膘，苕哥从小就长得胖墩墩的，像极了地里又大又面的红苕。家乡还有个方言，说这个人傻或者不聪明，人们就会叫他“苕宝”。

苕哥比我大一点，是我们这群小伙伴的头目，每次在生产队的地里偷刨红苕，都是他带的头。一挨红苕藤长到三四尺长时，我们每每放学路过生产队的红苕地，就会情不自禁地翻开红苕藤看一看，只要是看到红苕土垄上起了裂缝，便断定土里的红苕可以吃了。

于是，苕哥便猫着腰最先带头进了地，我们也跟着。望望四下无有大人，我们就会迅速刨开有裂缝的土垄，将红苕取出放入书包之中。为了“销毁罪证”，我们又将土垄弄好，再将红苕藤盖上。这样，大人们很难发现红苕被我们偷刨过。

偷刨得来的红苕，我和我的小伙伴往往来不及拿到水塘里洗一洗，就匆匆抹掉泥巴，或在衣服上、或在青草上擦一擦，边啃掉红苕皮边吃。总之，迫不及待地先啃上一个生红苕尝尝新。当然，“煮的，熬的，赶不到烧的。”烧的红苕，可以说是最美味。这样，我们更多的时候还是将红苕烧熟了吃。苕哥招呼小伙伴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大家找来干柴树枝，拿出火柴生上火，统统将书包中的红苕倒在火堆之中。在等待烧红苕的时候，苕哥又号令大家做家庭作业。于是，我们或趴在地上，或撑在膝盖上做起了作业来。不一会，火堆中的红苕就烧得喷香扑鼻，大家都没心事做作业了。苕哥就将火堆中的红苕刨出来，一个一个地分给小伙伴。这一顿，大家吃得又香又甜。就是时过数十年了，如今想来，也是舌尖生香口里生津。

那个年代，除了物质上的贫穷，精神上也极其匮乏。没有电影电视，更谈不上网络了。我们吸收知识，除了学校发的那几本书外，那就是用偷刨来的红苕，与寨子东头的瞎子杷铺（土家族称谓“爷爷”)换书看。讲白了，也就是偷着学点知识，增加点精神食粮。

瞎子杷铺是我和我的小伙伴崇拜的对象，他年轻时跑过江湖，无所不晓，无所不知，几个卵谈扯得让我们更是五体投地，佩服不已。他家中有两口珍藏的楠木箱子，里面放着许多书，年轻时，眼睛未瞎之前，他只差将这些书都能背出来。

偷刨得红苕之后，苕哥便招呼小伙伴将红苕集中，用一个蛇皮口袋装好，悄悄地扛到瞎子杷铺家里。瞎子杷铺无法下地劳动，只有靠给生产队编织背笼箩筐糊口，有现成的食物来交换，他也极其乐意。我们扛来红苕，他就将我们引入室内，从床下拖出楠木箱子打开，每次只让我们挑两三本书，并一再告诉我们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否则大家都要遭殃。那时候年纪小，对《红楼梦》不感兴趣，翻过几页就退给了瞎子杷铺，倒是《三国演义》《水浒传》《七侠五义》之类的书将我们迷住了，对书中的英雄豪杰极为仰慕，总梦想有朝一日也成为这类人物。

其实，世界上能成为英雄豪杰的人，凤毛麟角，寥寥无几，大多数人都只有平平凡凡的命运。像我和我的小伙伴都是吃红苕长大的，用家乡的方言讲，就是“苕宝”一个。

我隐约记得，苕哥的一次“苕”，是他将山寨里那三间用茅草搭的学校给烧毁了。那时，我同苕哥在山寨里的三间茅屋读书，我读四年级，他已是五年级的学生了。春节过后，苕哥抢得长长一挂鞭炮拿到学校炫耀，并不时用火柴点上一颗，“剥”的一声，把那些胆小的女同学吓得到处躲。放了学，老师同学回家了，苕哥便邀了我们几个小伙伴，将他那一挂鞭炮拿了出来，开始是一颗一颗的放，到后面觉得不过瘾，便将剩下的整挂放了。谁知，鞭炮快燃到苕哥手边时，他一急，便将鞭炮扔到了茅屋上。“劈劈剥剥”的鞭炮引燃了茅草，也许是人忙无计，我们都傻乎乎地站着、看着，不知所措。当时，正值二月桃花天，草干、风大，只一杆烟的时间三间教室便化为灰烬。这样，苕哥竟害得我们在生产队那间臭气熏天的空牛栏里读了半年书。

后来，我们一家下放收回进了城。我在县城读中学，苕哥在里耶镇读中学，很长一段时间没有音信往来。这样，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有年，我回了一趟山寨。一踏进寨子里，寨门前那洁白的学校和从教室里传来的“琅琅”读书声，将人磁石般吸引，我禁不住挪脚向学校走去。

只见一块草坪，一幢砖瓦房，一条中年汉子，几十个娃崽。中年汉子浓眉大眼，胖胖墩墩，宽胸铁肩，全没一介书生之气。我眼睛一亮，那中年汉子不正是苕哥吗？苕哥也认出了我，便将学生放了学，拉我进屋畅谈起来。他告诉我，十七岁那年，他从镇里的中学毕业后，又回到了山寨，先是参加劳动生产，后在寨子里教书育人，一教就是三十多年。

后来听苕哥婆娘讲，有年上面要转一批民办教师为公办，县里也将苕哥的名字摸去了。原先，苕哥以为转个公办可以解决生活等后顾之忧。谁想，因当时村小不安排公办教师，要他离开山寨去镇里的中心学校去教书，可他说什么也不去。结果，一个好端端的机会搞错过了。苕哥的婆娘硬是骂了他好几天，说他苕得像牛，扛起枷担转不得肩。当然，后来他还是转为了公办教师，可比别人迟了好些年。

那回，我离开山寨的时候，在小学门口又遇到了苕哥。我问他：“当这小学老师不容易吧？”“哦！谁让我是吃红苕长大的，只有这个苕命。”苕哥微笑着这么自嘲地回答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