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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庆后在绍兴茶场干了14年，种过茶、割过稻、喂过猪，每月工资28元，加上马目农场的一年，15年总共得到了5000块钱左右的工资。

宗庆后给女儿取名“馥莉”，是“福”和“利”的谐音，寄托了他对女儿的祝福——有福又有利。

原来的清泰小学要拆了，只剩下一些旧房子还杵在那儿。傅美珍说：“旧房子派不上什么用场，你们到那里去开店吧。”直到今天，娃哈哈的总部依然在那儿。

15年总共得到5000块钱的工资

1963年的一天，有人告诉宗庆后一个好消息，说是舟山马目农场正在杭州招收知识青年，不论家庭成份，谁都可以报名参加。

在当时，对于已经厌倦了在杭州街头叫卖的宗庆后来说，意味着这是改变命运的一次机会，他甚至从没想过，这其实是他的唯一机会，唯一的“救命稻草”。

宗庆后并不了解马目农场，甚至也不了解舟山，只知道舟山是浙江沿海最大的岛屿，马目农场就在大海边上。他并不知道，从杭州到舟山，中间除了漫长的距离之外，还隔着一条长长的海峡。但是他没得选择，除了报名。

18岁的宗庆后和母亲告别，到了舟山。

宗庆后：“马目农场令我感到震撼，一种有别于大海所给予的那种震撼。那是一处荒无人烟、寸草不生的无主之地，偏远而荒凉，绝非理想中的热土。我再次被自己的想象力给戏弄了。”

后来宗庆后才知道，马目农场本是一个关押犯人的劳改场，当地人称之为“舟山西伯利亚”，言其不仅人迹罕至，而且不适宜人类生存。

更绝望的是体力上的折磨，劳动量很大，每天不是挖沟修坝，就是拉土堆石，简直如同做苦力。超负荷的劳动量让很多城里的年轻人难以承受，脆弱一点的人甚至晚上躲在被子里哭。大部分人都受不了，但他们只是满腹牢骚，叫苦连天；胆子大的干脆找机会开溜回杭州，不知道这些“逃兵”该如何在杭州立足。

宗庆后刚下乡时才18岁，瘦弱的身体在抬石头、打石头、挖沟中变得结实。那时候围垦海涂，下面土很嫩，他们用一个像弓的器具，用铁丝一割，就切出一块很大的泥土方。他们还挖过海埠头，就是潮水退掉之后，海涂上要挖条河出来，因为要放船进来，否则船进不来。

宗庆后所能做的只有沉默和等待。

他必须在海边默默地拉车。

他必须接受来回拉一车一车的石头却只能得到九角多钱的收入。

他必须接受艰难的人生。

农场有位唐书记，他见宗庆后勤奋可靠、能吃苦，有意培养他。承诺：只要好好干，会被保送上大学。

那时候搞“四清”，马目农场是省农业厅所属的国有农场，但管理上却属于地方农业局管，唐书记不买他们账。

结果“四清”时，地方农业局就来找他麻烦了。

唐书记惹上了麻烦，宗庆后的“大学梦”也就跟着结束了。

宗庆后那时年纪还小，根本不懂这些。

事实上，在马目农场近乎自虐的坚持，连宗庆后自己都没有想到会延续这么多年。只是从此之后，“遇见困难不被吓倒”这样的观念已经变为宗庆后血肉的一部分。他只知道，他是在赌自己的未来，骨头累得散架了，总比一生都匍匐着活下去好得多。

多年后，有人问起宗庆后那段经历对他的影响，他唯一的回答就是：苦惯了。年轻时候吃点苦是一种财富，最可怕的是老年吃苦头，那是真的苦。宗庆后告诉一位来访者：“那个时候，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一切都为了稻粱谋。这也是我到现在为止，看到三轮车上坡时，还会情不自禁地下车，帮忙推一下的缘故。”

宗庆后是一个好胜的人，要做就做到最好。他读书的时候要考第一，打篮球要争第一，在农场也要成为最好的那个。

很多年轻人吃不消，但是宗庆后还是很积极，带领大家搞竞赛。拉石头、堆石方，白天干不过人家，动员大家晚上干，趁对方晚上休息，超过他们。

因为装石头的车子拉出去会有响声，为了不被对方发现，他们就抬着车子出去。他们在星光下拉大板车、运石头，全身的肌肉逐渐从酸痛到麻木。

在农场那年的先进评选中，宗庆后成为农场的先进，还成为了整个舟山地区的“上山下乡积极分子”。除此之外，马目农场还给了他前所未有的壮硕身体，可以承受远超他想象的沉重压力。

1964年，马目农场停办了。他们原本打算填海之后种棉花，最后发现那地方根本种不了棉花，强种的话肯定亏本。

马目农场停办。起初，想把原来在农场的人转交给舟山航务局，结果舟山航务局也在搞“四清”，根本顾不上他们，连个过来接收的人都没有。

正在无处可去的时候，浙江省农业厅接管了绍兴的劳改农场，他们就被划到了绍兴茶场。

绍兴比舟山离杭州近得多，尽管绍兴茶场地处偏远的丘陵山区，但至少它没有一条海峡横亘在中间。

茶场的主要工作就是种茶、割稻、造地，强度不比马目农场大，同样整日面对一望无际的茶山，同样枯燥和单调。

茶场里除了大片茶山，还有水稻田、果园、菜园，因此一年四季都是农忙季节。与此同时，知青们还要自建宿舍，每天晚上还要拉建筑用的砖头。

白天收工的时候，他们已经累得骨头散架，但晚上吃完了饭，又要来回5里路推着架子车去拉砖头。爬上坡路，拉100块砖是最起码的，一个晚上至少要拉上3次，而报酬仅仅是一角五分的夜餐费。

对于这些知青来说，没有加班的概念，只有付出的自觉。

在绍兴茶场，宗庆后学会了做大锅菜，一筐一筐的菜倒到大锅里翻炒，也是一件重体力活儿。有时候他也会做几个小炒，味道还不错。

宗庆后此前从来没做过厨师，也没有师傅带。他只是拿几本烹调书，按照书上教的法子，这个“少许”、那个“少许”地做出来的。

宗庆后做了一年多的厨师，在农场里，这算是好工作了，吃得饱，有菜吃。

宗庆后甚至学会了杀猪，他是在给一位师傅打下手的时候学会的。猪宰了后要吹气，他负责吹气，在猪蹄子上开个口儿，用一根铁管捅入，使劲往里面吹气。吹气之前，猪皮是软塌塌的，吹气之后，猪皮就鼓起来了，猪毛就容易刮了。

每逢过年农场里都会分点肉，那时候会请人来杀猪，杀好之后，师傅就回家过年去了。那一年师傅回去了，但是肉不够分了，没人杀猪，只好让宗庆后上阵。杀的时候，把猪嘴巴绑上，一刀捅进猪脖子。刀捅得好，肉里就没血；捅得不好，肉里带血，吃起来有血腥味儿。宗庆后第一刀就成功了。

“煺毛的时候，水要烧滚之后再掺冷水，否则水太烫毛就烫牢了，反而煺不下来。烫了水之后，先把猪头上的毛煺干净，再把猪身上的毛仔细煺得精光剔滑，然后再动刀刮毛。毛刮光了，猪头先剁下来，整猪倒挂起来，开膛破肚，取出内脏.…….那时又没冷藏的，都是现杀现吃。”

最苦的要数开山打石头和修石坎——就是石头像墙一样地砌起来。开山的那个榔头柄是软的毛竹柄，两片贴合起来，依靠惯性，敲打起来还蛮有力量。

宗庆后也摇过船。他说，摇船的时候，一只手抓着橹柄，一只手抓着橹柄下的绳子，双手要反方向交替用劲，不然下面套牢的环要脱出来的。

种地也是经常干的事。插秧种田，两边两条线，六列秧苗，要秧正行直。不过宗庆后还是觉得割稻最吃力，因为割稻要弯腰。那时“双抢”，装满人粪尿的料桶担挑到田里，要均匀地洒，洒了之后，还要耘田，有时还要把石灰撒到田里再耘田。耘田时要一路弯腰摸过去。

“插秧也好，耘田也好，就怕牛虻，叮在身上痛得要死，跟打针一样；蚂蟥叮在身上是不痛的，叮上了就一把扯掉。我记得有一次大冬天赤脚去挖荸荠，脚冻得生痛，幸亏没生冻疮。因为经常赤脚，回城的时候，我脚底板上的茧都很厚了。那时走的都是石子路，一个月只有两双草鞋，很快就穿破了。”

就这样，宗庆后在绍兴茶场干了14年，种过茶、割过稻、喂过猪，每月工资28元，加上马目农场的一年，15年总共得到了5000块钱左右的工资。

这些钱，除了用于安排生活外，剩下来的，宗庆后全部寄回杭州，让母亲贴补家用。

还有一部分则用来买书。他读得最多的书，毫无疑问是《毛泽东选集》，一边看一边琢磨，翻来覆去地读过之后，它自然成为宗庆后理解最深、最透、收获最大的书了。待到他日后创业，在内部的管理和外部的拓展中不自觉地使用到毛泽东的一些战略战术。

那时候大家习惯聚在一起聊天，慢慢地学会了抽烟、喝酒甚至赌博。宗庆后对喝酒和赌博没什么兴趣，只是抽烟一项，算是慢慢变成熟手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宗庆后差一点儿沦为“现行反革命”。

那时候搞大串联，宗庆后带了16个人坐火车到北京去，路上没花一分钱。

他们属于农垦部，当时农垦部分两派，斗得很厉害。全国的国营农场红色造反军团开会死活要宗庆后一道参加，没办法，他就去发了个言，发完言就走了，他们却把宗庆后缺席选上常委。

宗庆后回来后，国营农场红色造反军团被北京市定性为非法组织，宗庆后因为是常委，就变成了“坏头头”。

回来之后，他们这边也搞了两派，宗庆后因为是“坏头头”，就面临着很大的危险，一旦被关进牢房就糟糕了。反对派指控他们“冲击中南海”、“攻击江青”、“攻击林彪”，都是死罪啊！

宗庆后写了申诉书，军管会来调查后发现那些指控不实，都是虚构的，就给他平反了，不然说不定要抓进去枪毙了。

那时宗庆后年纪太小，思想和阅历还不成熟，斗不过那些绍兴师爷。

那段往事使宗庆后学会了与一些人斗智斗勇，也顺便把一些人的本质看清楚了。

1977年的时候，中央已经决定恢复高考，弟弟宗泽后也从插队的农村回到了杭州，四个儿子当中唯有宗庆后一人还在外面流浪，这使他母亲颇为焦虑。

那时候知青返城最难的是在城市里找到一个接收单位。可是返城的知青比接收的名额多得多，很多知青注定要一生留在农村，除非他们通过高考改变自己的命运。

母亲找不到接收的单位，宗庆后也自知无法通过高考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母亲和父亲一商量，决定让他在绍兴娶妻安家。他们拿出家里的全部积蓄买来木料，宗端后做木工，宗泽后做油漆，一家人自力更生，为他打了一套崭新的家具。

家具打出来后，托人捎给了宗庆后。可是宗庆后从来没有在绍兴安家落户的计划，更不打算在绍兴茶场里终老一生。他第二天便找了辆车把家具给原封不动地送回了杭州。

他还让人捎去一句话：“人活着，必须干一番事业，不能碌碌无为过完此生。”

又过了整整一年，命运的手又是一挥，转机出现。1978年秋天，宗庆后33岁的时候，中央新出台了一个文件，规定城镇干部职工退休后，在农村下乡插队的知青子女可以返城顶替。

冬天的时候，王树珍提前退休。宗庆后顶替岗位。

超级供销员

因为学历不够，宗庆后只能顶替母亲去校办工厂做工人。

这家纸箱厂叫工农纸箱厂，原来是糊纸袋的，后来开始糊纸箱子。

时任上城区文教局副局长傅美珍希望校办工厂的创利能够补贴教育经费的空缺，改善教职员工的生活。而当时上城区文教局麾下大部分的校办工厂还停留在一种简单的模仿和跟风阶段，产品单一，一哄而上。

宗庆后开始向厂长提各种各样的建议，也公然无忌地向众人发表他个人的观点。

幸运的是，宗庆后所遇到的那些领导足够宽宏大量，他们给了宗庆后机会，决定让他当供销员，以“人尽其才，任人唯贤”。

宗庆后觉得，他们大概更愿意他经常不在厂里，“眼不见心不烦”吧。

宗庆后的这种猜测并非毫无来由，傅美珍后来说，工农纸箱厂厂长曾好几次向她抱怨说他“不是很听话、喜欢自作主张”。幸运的是，傅局长不但没把它们当成“罪状”，反而当成了一种优点。

所谓的“供销员”，就是脚踏三轮车卖纸板箱而已。对于纸箱厂的工人来说，“供销员”是一种折磨，必须忍受风吹雨打，其吃苦受累的程度，远甚于坐在车间里糊纸箱。可是对于宗庆后这样干了15年苦力的人来说，“供销员”这三个字提供的是一种广阔的自由度和自主度，带给他一种释放的感觉。

那时候他每天踩着三轮车为不同单位送货。他喜欢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也喜欢那种谈生意、做买卖的感觉。

如图：蹬三轮车的，就是宗庆后

那时，教师的住房条件一直不太好。宗庆后家的房子只有10平方米左右，要住6口人，搭建了两个上下铺给兄弟四人住。

父母晚上只能临时栖息在教室的角落里。那时候所有的教师都是这样的。学校原来是个陈旧的祠堂，都是些破房子，有的瓦片都掀掉了，桌椅也是破破烂烂。

在宗庆后回到杭州之前的那段岁月里，流行“读书无用论”，教师是“臭老九”，张铁生交白卷才是“英雄”。“臭老九”合该过清苦的日子。时任杭州上城区文教局副局长的傅美珍到教师家中家访，那些破屋子，一下大雨，水要漫到大腿，床都淹掉了。有的教师家的煤饼、煤球都是堆放在桌子上的，可见条件之差。

傅美珍打算改变这种状况。她首先要改变的是教师的住宿问题。包括宗庆后母亲在内，那时候很多教师白天在教室上课，晚上在教室睡觉。被子一收，宿舍就变成了课堂；被子一铺，课堂就变成了卧房。

即或这样的教室或卧房，也是岌岌可危的。有一座教学楼，楼板被孩子们踩了个洞，下层的小朋友头顶上经常会有小脚丫在晃荡，不但两个楼层的课都上不好，还极易发生危险。

类似的情况在全国比比皆是，于是，中央发文，要求“校校无危房，班班有教室，人人有课桌凳”。藉由这个伟大的目标，傅局长计划为教师们盖宿舍，还要翻新教学楼。可是傅美珍没钱，文教局也没钱，整个杭州市上城区文教局一年的拨款只有六十多万元，除了发工资之外，平均到每所学校的经费，一年只有几百块而已。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傅局长的校办工厂创利补贴计划轰轰烈烈地开展了，供销员宗庆后也成了她伟大计划的一分子。

或许是对宗妈妈一辈子兢兢业业工作的一种补偿，她后来分到了一小间宿舍，这于宗家来说不啻于天上掉了馅饼。

经过家庭会议的讨论，大家决定把这间小屋给宗庆后，一则是他的年纪最大，二则他们心疼他这么多年漂泊在外。

宿舍位于杭州城北拱宸桥，离宗庆后上班的地方有十多公里。当时宗庆后已经在父母那儿蹭住了太久，这种毫无空间和隐私的生活，对于他这样一个三十好几的人来说，殊难忍受。

对于父母兄弟，宗庆后感激他们对他如此地厚待。

幸运的是，他有了一间宿舍，宛如天堂，可以自由地开灯和熄灯，可以自由地翻身和起床，可以自由地走来走去、晃来晃去。

宗庆后那间宿舍的隔壁，住着一位退休的居委会干部。这个细心的老头儿发现宗庆后从不串门聊天儿，也不打牌喝酒，只是待在宿舍里看书学习。老头儿便留心上了这个年轻人，觉得他虽然是个大龄青年，但秉性品行都还不错，尤其耐得住寂寞这点儿实属难得，就打算给他介绍个对象（这些都是宗庆后后来才知道的）。

老头儿有一个朋友，家中有个孩子叫施幼珍。施幼珍有两个妹妹，她从杭州第八中学新二届毕业后，按照当时的政策，本来可以留在杭州，可是作为大姐的她为了能使妹妹得到留城的机会，主动报名去了黑龙江建设兵团。

她在东北边陲完达山下一个名叫雁窝岛的地方度过了自己最美的青春岁月。她经过各种磨砺和考验，从学习割麦、养猪干起，最终干上了畜牧排的副排长。

施幼珍比宗庆后稍早一点儿回到杭州，被安排到商业系统工作。她与他一样，除了都是家中的老大之外，都在偏远的农村度过了自己的青春。她的两个妹妹已经结婚。等他们见面的时候，两人都已经三十好几，都是大龄青年，只是性别不同而已。

兵团和农场的岁月使他俩有太多的共同经历和话语，也使他们有了彼此的理解与珍重。白天的辛劳、夜晚的竞赛、风霜雨雪、日月星辰，都构成了两人的回忆，一切似乎都自然发生，水到渠成。

差不多一年时间，最终谈婚论嫁，她就成了他的妻子。

多年后宗庆后对她开玩笑说：“你看你当年找了我，是只绩优股哎！”事实上在当时，他们只是一对同病相怜、彼此珍重的青年。

就在宗庆后甜蜜地和施幼珍谈着、恋爱的时候，他开始了人生中的第一场创业实验。

宗庆后在纸箱厂中创办了“厂中厂”（电表厂），这个厂在他的奋力推促下效益不错，他的个人积蓄也慢慢地积累到能够支撑一场婚礼。

1980年5月1日，宗庆后和施幼珍领了结婚证。此时距离他俩从乡村返回城市，已经过去了一年半的时间。

施幼珍小宗庆后四岁。她与丈夫一样，是一个充满忍耐力的人。插队下乡的生活，对于他们这代人来说，所受到的最大训练就是忍耐，忍耐命运的不公、岁月的易逝、生活的残酷，以及各式各样的艰难、寂寥和绝望。他们的婚姻生活也是如此，算是一个彼此接纳、相互忍耐的案例，尤其是她要忍耐丈夫刚强有余、欠缺温柔的大男人性格，以及有时候爱事业甚于爱家庭的野心。

女儿宗馥莉1982年1月出生，宗庆后看到襁褓里的她小小的样子，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一阵初为人父的喜悦。施幼珍见生的是个女儿，略感遗憾，也很快释然。

出院的时候，宗庆后找了辆三轮车，一路踩着，载老婆和女儿一起回家。

宗庆后给女儿取名“馥莉”，是“福”和“利”的谐音，寄托了他对女儿的深切祝福——有福又有利。

坐不完的绿皮火车，住不完的鸡毛店

在别人还在推销纸箱的时候，宗庆后就已经拓展了业务范围。比如，当他听说重庆的白蚕丝多且价廉，而浙江求购旺盛时，他便把重庆的蚕丝先赊过来，卖掉后赚了一笔钱，再把重庆的账还掉。

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必备条件：一是对信息的掌握的灵通和准确程度；另一个则是让客户愿意信任你，信任到愿意把产品赊给你的程度。对于后者，宗庆后觉得自己是比较幸运的，因为他有一张客户愿意投“信任票”的脸。

就是这样，靠着灵活的头脑、勤奋的双腿和诚实的推销，宗庆后的供销员生涯一枝独秀，在别人每年上缴几千元利润的上世纪80年代，他上交的利润高达几万元甚至十万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

宗庆后跑了一段时间供销后，发现工业复苏，电表厂却寥寥无几，电表在市场上很稀缺。

他悄悄考察了一家电表厂，发现这种产品的技术含量也并不高，只要采购好零部件，组装起来也容易。

现在纸箱厂这么多，为什么不能生产利润更厚、销路更广的电表呢？

宗庆后就跟工农纸箱厂厂长聊了聊，建议办个电表厂，发展真正的工业。

厂长一直想干点儿像样的产业，而不是整天除了糊纸袋就是糊纸箱，可是突然办个谁都不熟悉的电表厂，却难免让他心生忐忑。他跑到傅美珍那里抱怨宗庆后喜欢自作主张，在获得了傅美珍“支持宗庆后”的明晰信号之后，他说：“喏，宗庆后要搞电表厂，可以发展工业，我作为厂长想想也好的，那我也同意他。”

厂长给了点儿钱，说是搞搞试验。

宗庆后就在工农纸箱厂边上办了个电表厂——杭州胜利电器仪表厂。

这个电表厂的袖珍可以说是绝无仅有——只在本来就很小的纸箱厂中刨出了一个角落。

宗庆后采购了最简单的设备，几个工人边学边干，开始加工电表。其实主要是把别人的东西拿来组装一下。

当时宗庆后做供销员积累了一些经验，所以对于市场并不很怵。等电表样品做出来后，宗庆后就背上几十个样品到处去推销。

一开始情况并不顺利。那时候做销售就得跑展销会，可是他们的厂子太小，付不起摊位费；就算能付得起摊位费，因为没地位，摊位也轮不到他们。宗庆后只能不停地跑，不停地想办法。

现在总在说某某是营销天才，其实所有天才都是逼出来的。宗庆后确实也有着这样的经历：在展销会门外摆地摊，扯着嗓子吆喝电表。

跟沿街爆炒米和卖红薯不同，他已经走上供销的道路，拥有一种正规的产品，采取的却还是游击队的做法。

但是宗庆后咬牙坚持了下来，甚至还成功拉到了两笔生意。宗庆后相信：卑微是伟大的起点。

山西一家单位打算采购1000只电表，每只报价23块。

这1000只电表，两万多的营业额，对于他们新办的杭州胜利电器仪表厂算是一笔巨额收入了，而且还可以解决掉厂里的产品积压。

可是不知为什么，厂长却嫌对方报价太低，建议宗庆后赶紧跑趟广州。“听说那边有人要上万的数量，而且每只是24元。”他说。

宗庆后不知道厂长信息的来源，在一个信息相对封闭的年代里，厂长天然会掌握比他们更多的信息，这就是层级结构造就的垄断。掌握了信息也就掌握了权力，也就可以发号施令、指点江山了。

可是厂长的这次发号施令，却是一桩错误。当宗庆后跑到广州时，广州的客户给出的报价是18块一只，只要500只电表，简直教人绝望。

宗庆后在广州四处跑来跑去，试图多谈几个客户。可他最终发现，这是毫无意义的行动。市场上的价格一旦确立，除非你遇到了一个傻子。

有一天，带着一身的疲惫、满心的沮丧，以及被厂长误导后的郁闷，宗庆后到一家大排档去吃点儿。他记不清自己点了些什么，是河粉还是其他，多年后他只记得邻桌两人低声的聊天。两个人在聊海南岛，说是海南正在搞大开发，机会很多，各种资源的需求量都很大。

海南岛与广东的湛江隔海相望，中间的琼州海峡，最窄处直线仅有18公里，与宁波及舟山两者的地形极为类似。宗庆后当时也不知哪来的勇气，第二天一早便出门奔海南岛而去。

这一次，他既未向厂长请示，也没跟家人打招呼。

他在海南岛盘桓了将近一个月，这一个月的杳无音讯使厂里和家里都忧心忡忡。

一个月后，宗庆后带着与海南一家五金交电公司签订的《供销合同》回到杭州，厂长很是兴奋，他唯一担心的是回款问题。

宗庆后告诉他，考虑到客户分散在海南全岛，他也担心出现拖欠货款的问题，所以就在海口找了一家规模比较大的五金交电公司，让了点儿利给他们，让他们作为中间方参与进来。虽然少赚了些钱，但是降低了风险，免去了未来在海南收账的麻烦。

厂长大喜。这笔订单一方面弥补了他误导宗庆后去广州的失误，另一方面也使他办电表厂的试验被定义为成功。他虽然对宗庆后的“不听话”及“自作主张”颇有微词，可是在业绩面前，一切的小节及分歧都可以忽略不计。

艰难的收款

宗庆后和施幼珍的蜜月尚未结束，厂长的命令又来了：签署订单和催收货款。

那一趟的出差差不多有半个月，四川、内蒙……一路跑下来，他追着的都是些拖欠货款的人。那时候拖欠货款比较普遍，“三角债”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虽然令所有人头疼，但因规模尚未做大，还不致像几年后那样形成全国性危机。跟那些客户软磨硬泡、斗智斗勇，虽然艰难，但他也要把欠款一笔一笔地收回来。

最艰难的一次收款是那年的年底，都到年三十了，内蒙的一家客户还是拖着不结账。那笔钱本来说是银行托收的，领导们认为银行托收不好，要电汇，还对宗庆后说：“如果收不回账，你就不要回来了。”

那时候施幼珍已经生下了宗馥莉，正在坐月子。宗庆后顾不上那么多，匆匆地坐了几天绿皮火车跑到内蒙去。

等宗庆后到了开鲁县，对方说：“你们的电表不合格，我不会付钱。”

宗庆后当场懵逼。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的确容易出不合格的产品；如果真是这样，他就回不了杭州了。

宗庆后对那个人的话将信将疑。第二天宗庆后悄悄到他的店里去了解情况，发现并不是电表不合格，而是他的销售情况不太好，就找了这么个理由，打算赖账。

于是宗庆后就拿着电表去电力局检测，一检测全部合格。然后宗庆后又拿着合同和电力局检测结果跟他一起到了农业银行里，对他说：“你卖不掉的不付钱，已经卖掉的必须付钱。”他的钱都存在农业银行里，宗庆后手里又有检测结果和合同，再加上农业银行也很配合，于是他就把货款给汇了。

内蒙的那次收账经历对宗庆后影响至深。那时候他又创建了另外一个工厂，虽然用今天的说法，投资主体并没有发生改变，只不过又重新建立了一个杭州光明电器仪表厂而已。当时觉得杭州胜利电器仪表厂没什么前途，收账实在太痛苦，当时电扇热销，就筹划办个厂子生产电扇。

光明电器仪表厂里当时也没什么特别的生产设备，主要还是进行组装和焊接。用得最多的材料是铝，为了弄铝，宗庆后还专门跑了一趟常德的纺织机械厂，去买废铝锭，主要是想把铝块弄回来做电风扇。废铝锭很便宜，买回来后一算，赚了很多钱，就是运输太麻烦。

厂里当时生产的电风扇，质量不是很好，转起来的时候哗哗哗地响，转得时间长了，叶片还会掉。

可是不管怎么样，产品造出来了，就得把它卖掉。

以前宗庆后背着上百斤的电表四处推销，这次换成电风扇了。

那时候火车票很紧张，宗庆后经常就在火车上打地铺。出门的时候一般会背六台电风扇，每台几十斤，还都是立式的那种，分装在纸箱子里。

坐不完的绿皮火车，住不完的鸡毛店。幸亏那时候年轻，体力好。

电扇厂也只搞了一年时间，因为全国各地都开始搞电扇厂了。

竞争突然加剧，小厂子濒临倒闭。

厂长说：“你回纸箱厂吧。”宗庆后就回到了杭州工农纸箱厂。

虽然8年的供销员生涯充满了奔波和劳苦，有时也因为看不见未来而漫长得让人难以忍受，但此时的宗庆后已经拥有了两次算不上成功的创业实验经历，并且因为走南闯北而获得了更开阔的视野。

现在，他需要一个时机，只是他不确定它到底什么时候来。

41岁的宗庆后终于获得了一个机会

1987年，杭州市上城区文教局要对下属的校办企业经销部搞承包经营，公开选拔经销部的负责人。

这是傅美珍副局长的想法，得到了时任区委书记的支持。

宗庆后作为“能人”被傅美珍副局长推荐为杭州市上城区校办企业经销部经理。

在此之前，宗庆后已经在校办企业经销部上了班，只是没有被委任为经理，尽管他事实上履行着经理的职责。前一任经理不会做生意，把经销部弄成了个烂摊子。

傅局长对宗庆后说：“我们都没有碰过经济。我们都要学做生意。既然前任做得不好，我们就要再选能人。”

宗庆后说：“我想搞搞试试。”

傅美珍：“我发现了宗庆后有几个优点：一是他很遵守作息时间，按时到，他住得很远，在拱墅区，但他上班第一个到。他每天把女儿送到幼儿园后，7点不到就到了办公室，然后把办公室打扫好。第二是他很勤奋，上班的时候，甚至中午休息的时候，他都在看资料、看书、做事情，像做事的人，从来没看到他像别人一样在聊天、打扑克。”

事实上推荐和选拔的复杂程度远超傅局长的想象。那时候很多人自荐，即或庸碌无为之人，也认为自己有资格去撞一大运。况且那时候有不少跟宗庆后一般境况的人，都是顶了父母的职，带着压力和愧疚，带着改变人生的期望，把这机会视作命运的垂青。

那一次选拔极为谨慎，整个过程即或算不上旷日持久，也称得上是个漫长的约定。包括宗庆后在内的每个“能人”都在焦虑中等待，直到1987年4月6日。

那一天，上城区文教局为校办企业经销部的经理选拔召开了“点将”大会，主持会议的人就是傅美珍副局长。

傅美珍副局长开出的条件近乎苛刻：这个校办企业经销部连经理在内一共只有3人，开办费只有4万元，其余14万元可用资金全部来自贷款，要靠承包者们赚取的利润偿还；当年（1987）的利润指标是4万元，也就是人均创利1.5万，远超当时国企的人均利润指标。

听完这个条件，来开会的几个候选人，似乎没人愿意干这个位置，除了宗庆后。但他没有立刻表态。他想观察一下局面，做出最为有利的决定。

弥漫在空气中的是沉默，藏匿在沉默背后的是尴尬。

就在每个人都坐立不安的时候，宗庆后站起来，说：“我干吧，不过当年创利4万元好像少了点，我可以保证上交10万元。”

此言一出，满座皆惊！

傅局长用眼神暗示宗庆后再说一遍，宗庆后重复了一遍：“我今年保证上交10万元。”

在上城区文教局党委会上，因为“宗庆后”三个字上演了激烈的风云对决。正方只有傅局长一人力挺宗庆后，反方却是党委会上两位“阿姨级”的成员，她们诘问，“傅美珍，4万元啊，你胆子那么大？”“宗庆后万一把钱弄光了怎么办？”

这4万元，是上城区文教局“压箱底”的钱，是校办工厂赢利的全部积存。

傅局长列举了宗庆后的优点和证明这些优点的事实，并指出，正因为这4万元是校办工厂赚的钱而不是教育拨款，所以可以放手一搏。她说：“他有这样的责任心，哪怕失败了，也要允许人家去试。”

最终，傅局长把这个校办企业经销部交给了宗庆后。她对宗庆后的信任是那么坚定，不仅出于理性，更出于一种敏锐的直觉，这种直觉在多年后被事实证明为“超常出色”，而成就了她自己的“伯乐级”的眼光。

傅局长建议他3个月内用4万元把厂房建起来，然后他们签订了合约，要求第一年上缴利润10万，第二年20万，第三年30万。

傅局长给予宗庆后的帮助，远多于她在文教局党委会上的力排众议。当时要建清泰立交桥，原来的清泰小学要拆了，只剩下一些旧房子还杵在那儿。她对他说：“这个旧房子派不上什么用场，你们到那里去开店吧。”

这个地方，就成为宗庆后的出发地，直到今天，娃哈哈的总部依然在那儿。

1987年杭州市上城区文教局任命宗庆后的文件、以及承包合同

傅美珍也曾对宗庆后承诺过她的权力支持，说：“钱我借给你，你要是能闯出来了，要钱我再给你。我先给你4万元。大家都有个尝试的过程。我们约好：你好好工作，后面的事，我给你做后盾；你出了事情，我负责。”

他们当时签订的合约极为简单，书面打印，一式三份，宗庆后一份，傅局长一份，教育局办公室一份。

世界虽然未曾改变，但他已与往日全然不同。

参考资料：

《宗庆后：万有引力原理》著者迟宇宙 红旗出版社 版次2015年11月北京第1版

《感恩党的政策、感恩伟大时代——记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文/何首乌《商业文化》2021-0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