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丨打造新引擎 推动我国经济稳步回升

中国经济时报：从一季度经济运行情况来看，消费、投资、进出口分别同比增长5.8%、5.1%、4.8%。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经济形势？推动我国经济运行持续整体好转的驱动力何在？

陈彦斌：今年以来，中国经济企稳回升态势明显，一季度GDP增速达到4.5%，较去年四季度和去年全年回升了1.6个和1.5个百分点。工业与服务业生产、消费等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均显著改善，出口更是实现了超预期增长。这一成绩是在全球经济形势复杂多变与增长动力放缓的大环境下取得的，实属不易。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月份的最新预测，全球经济增速将由2022年的3.4%下降至2023年的2.8%，发达经济体增速由2.7%下降至1.3%，英国、德国等国家更是预期会出现负增长。而中国经济2023年增速预期将达到5.2%，比2022年上升2.2个百分点。该预期值比IMF在2022年10月份的预期值上调了0.8个百分点，凸显了对中国经济向好态势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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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科学严谨地判断经济形势，不能仅观察GDP增速或者“三驾马车”的情况变化，更要观察产出缺口与潜在增速缺口的变化。产出缺口为一个经济体实际增速与潜在增速的差值，是判断短期内经济处于偏冷或偏热状态的核心指标。由于代表总供给的潜在增速在短期内较为稳定，产出缺口主要是反映总需求的变化。潜在增速缺口为一个经济体潜在增速与潜在增速合理水平的差值，是判断长期内经济增长是否偏离最优增长路径的核心指标。潜在增速的合理水平是指当经济结构处于最优状态时的潜在增速。现有以新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西方宏观政策理论只注重调节短期的产出缺口，而忽视长期潜在增速缺口。这是导致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以新凯恩斯主义为指导的西方国家宏观政策效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从宏观政策“三策合一”理论来看，由于在现实中存在结构黏性以及多种结构失衡之间的嵌套循环，潜在增速的实际水平有可能持续地偏离其合理水平，从而形成潜在增速缺口，制约经济增长与宏观政策效果。

根据我们宏观政策“三策合一”指数团队的最新测算，2023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预计为5.5%左右，潜在增速的合理水平预计为5.8%左右。因此，从一季度中国宏观经济的表现来看，产出缺口为-1.0%，潜在增速缺口为-0.25%，而去年全年的产出缺口与潜在增速缺口则分别为-2.2%与-0.32%。可见，与去年相比，产出缺口与潜在增速缺口双双收窄，反映了中国经济企稳回升的态势。不过，产出缺口与潜在增速缺口均依然为负，表明中国总需求不足的问题仍较突出，一些结构性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仍然存在，经济回升基础有待进一步夯实牢固。

其他一些宏观经济指标也能反映当前中国总需求不足与结构性问题并存的局面。一是物价水平整体处于低位，表明需求端较为疲软。一季度CPI同比涨幅仅为1.3%，比去年下降了0.7个百分点；PPI同比涨幅为-1.6%，比去年下降了5.7个百分点。由于CPI与PPI的走低与原油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显著回落等外部因素有关，剔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CPI更能看清物价总体情况。一季度核心CPI同比涨幅为0.8%，也较去年下降0.1个百分点，并继续处于近年来的较低水平。二是民间投资增速走低，反映投资需求内在增长动力偏弱。一季度民间投资同比增速仅为0.6%，不仅低于全国固定资产投资5.1%的同比增速，更是低于国有控股企业10.0%的同比增速。三是一季度小型企业PMI明显低于中型企业和大型企业PMI，凸显了生产领域的结构性问题。四是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增速（4.6%）继续低于平均数增速（5.1%），表明居民收入分配结构有待进一步改善优化。

因此，下一步要推动我国经济运行持续整体好转，就要加快促进产出缺口与潜在增速缺口的收窄，尤其要推动产出缺口由负转正。当前各界的主流共识是宏观政策将实际增速提升至潜在增速水平，以保证产出缺口处于零附近，就能够使经济处于最优状态。这一看法是将潜在增速视为一个经济体所能够持续实现的最大增速。但从宏观政策“三策合一”理论可知，潜在增速合理水平才是一个经济体所能够持续实现的最大增速，潜在增速可能会低于合理水平，从而出现负向潜在增速缺口。当一个经济体存在负向潜在增速缺口时，再继续以产出缺口为零作为宏观政策目标，就会导致经济增速持续低于潜在增速合理水平，继而难以彻底扭转经济下行压力。因此，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未来三至五年内宏观政策都应着力推动经济实现正向的产出缺口，以0.3%左右作为目标为宜。

在具体政策操作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短期稳定政策均要加大调控力度，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同时，宏观政策要加强短期稳定政策、增长政策与结构政策三大类政策的有效协同，推进宏观政策“三策合一”。增长政策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为核心，结构政策以构筑总需求结构与总供给结构的良性循环为主要抓手。这将有助于疏通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短期稳定政策传导机制上的“堵点”，提高宏观政策的整体调控效率，更好地促进中国经济的整体好转。

中国经济时报：从进出口来看，呈现逐月向好态势，尤其是3月份出口增速超预期。如何看待进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扩大进口对我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有何意义？如何发挥外贸作用，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

赵福军：宏观经济学在分析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时，把出口与消费、投资作为“三驾马车”，认为只有净出口才能促进经济增长，而进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则是负的。如果进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完全是负的，则世界各国肯定都会减少进口。但是在实践中，不论是美国等发达国家，还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进口规模不断增长。进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不是负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是负的。从我国实践来看，进口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表现为“四促”。

一是促消费。表现在扩大人民需求比较集中的产品进口，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顺应我国居民的需求升级和多样化的需求，进口日常生活用品和教育、旅行等服务。近年来，我国居民出境旅游人数、出国留学人数不断增加，出境旅游人数从1998年的843万人次增加至2019年的1.69亿人次，出国留学人数从2012年的39.96万增加至2019年70.35万。

二是促循环。表现在进口推动贸易循环，不断释放参与国际分工潜力。当今世界，产业内贸易成为国际贸易主要形式，有出会有进，有进也会有出。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发挥劳动力成本优势，积极发展“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进口一些商品和原材料，经过加工制造后再出口。近十年来，我国进口中间品占进口金额六成以上。进口的中间品作为投入，经过生产制造和研发后，部分又出口。随着我国参与全球分工的深入，参与国际分工潜力不断释放，推动我国贸易不断发展。

三是促发展。表现在进口带动学习交流，促进发展。从对发展相关要素看，能源、高新技术的进口、出国大量留学人员归国等，有助于我国与世界的交流，为我国当前和未来发展提供了支撑。从与出口良性互动角度看，我国进口不断增长，成为世界很多国家第一大出口市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为我国出口创造机遇。

四是促合作。表现在进口作为重要的工具，推动区域经济合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国不断增加进口，推动区域经济合作深化，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确定性。比如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从2015年的2.4万亿元增长至2022年的5.94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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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正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口不仅是参与国际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连接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重要环节，扩大进口对我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意义重大。

一是扩大进口有助于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在当前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明显上升、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我国扩大进口，既彰显了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循环的决心，又增加了对世界需求，推动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大动力和确定性。扩大进口，能促进全球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就是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

二是扩大进口有助于为我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扩大进口，有助于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必然会推动我国国内循环发展和高质量发展。另外，扩大进口，有助于促消费、促发展，也是有助于扩大国内需求，促进国内循环。

改革开放以来，外贸对我国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今后，要继续充分发挥外贸作用，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

一是充分发挥外贸对国内循环及其水平提升的促进作用。进出口发展会通过产业链带动国内相关产业发展，推动国内循环。企业在参与高水平的国际竞争时，按照这一标准生产产品内销时，实现内外贸一体化，就是提升国内循环水平。

二是充分发挥外贸对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带动作用。充分发挥外贸贴近国际前沿的优势，瞄准国际前沿技术发展，吸引全球技术、人才、资本等要素，加快发展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加快推动贸易转型升级，推进贸易强国建设，助力我国制造强国、质量强国建设。数字贸易是外贸的新业态新模式，要充分抓住数字贸易发展机遇，加快发展我国数字经济，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

三是充分发挥外贸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辐射作用。要充分发挥外贸通过产业链辐射带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加快中西部地区高水平开放平台的外贸发展，促进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推动西部大开发。延伸和拓展高水平开放平台产业链，辐射带动农业发展，推动乡村振兴。

中国经济时报：从一季度经济运行情况来看，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有哪些改变？未来如何推动高质量发展？

刘向东：随着中国经济加快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经济增长的动力发生了明显变化，已由工业主导的增长向服务业主导的增长转变，由基建和房地产投资为主和出口导向的增长转向消费驱动引领的增长转变，由传统要素驱动的增长向创新要素驱动的增长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中国经济发展的韧性和可持续性显著增强，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新产品不断涌现，以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为特点的新动能产业逐步取代以资源要素消耗为特点的旧动能，并逐步成为支撑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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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经济正发生结构性改变，需求结构、供给结构、要素结构、区域城乡结构等持续优化调整，朝着中高端方向迈进，即便近三年受到疫情的冲击，但仍未改变结构优化方向。

一是最终消费已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随着疫情等因素对消费抑制作用减弱，经济活动扩张加快，居民消费信心有所恢复，消费增速迎来恢复反弹，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率明显恢复至疫情前的常态水平。2015-2019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62.7%，而2020-2022年三年的年均贡献率只有28.1%。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5.8%，2023年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有望回升至60%以上，恢复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

二是服务业快速修复增强经济恢复的韧性和活力。随疫情对经济的抑制作用逐步解除，第三产业尤其现代服务业恢复加快，成为2023年经济增长的重要发力点，一季度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达到68%，远高于疫情三年对GDP的累计平均贡献率46.6%，大量中小微企业的复活，尤其是营收和利润的恢复增长，进一步带动经济快速提升，也带动新模式新业态发展，让中国经济发展充满活力。

三是科技创新成为驱动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引擎。创新正成为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源。2015-2022年中国的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年均增长11.4%，连续多年增速都在双位数，研发经费支出占GDP从2015年的2.07%攀升至2022年的2.55%。随着科技创新投入的持续增加，劳动生产率保持较快增长，2022年中国全员劳动生产率为15.3万元/人，同比提高4.2%，高于同期3%的GDP同比增速。在科技创新助力下，中国的新型产品展现出较强的竞争力。2023年一季度，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新三样”产品合计出口增长66.9%，同比增量超过1000亿元，拉高了出口整体增速2个百分点。

四是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孕育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全面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已取得显著成效，通过协同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提高国内大循环的覆盖面，2022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降至2.45，区域发展相对差距持续缩小，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地区生产总值超过了全国的40%，发挥了全国经济“压舱石”、高质量发展动力源、改革试验田的重要作用，正逐步孕育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的新增长点、发展极、支撑带。

在当前国际国内更加复杂严峻的形势下，中国在加快推进经济重启和保障全球供应链方面已作出很大努力，还将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创新，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不断积蓄形成支撑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第一，加快深化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释放市场主体活力。聚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重点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实施新一轮的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加快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通过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第二，全面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进一步完善市场准入和监管、产权保护、信用体系等方面的法律制度，深度参与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制定；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持续推进投资便利化和贸易自由化；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对各类主体一视同仁，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欢迎外资来华投资兴业；持续完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继续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分享中国机遇、深化互利共赢合作。

第三，大力度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提升高质量供给能力。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要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优化供给结构和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的关键作用。进一步强化企业主体地位，推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支持龙头企业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难题上取得更大进展；加强对中小企业创新支持，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培育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第四，培育强大的国内消费市场，增强国内大循环磁吸力。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关键是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培育强大的国内消费市场。稳定大宗消费，推动生活服务消费恢复，提升供给效能，让消费者放心消费，保护好消费者权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宏观政策和结构政策及产业政策都能更加向中小微企业倾斜，给予市场主体更优更宽松的营商环境；千方百计增加就业机会，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夯实消费基础；加快建设区域城乡统一大市场，打破地方保护壁垒与要素流动障碍，保障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跨区域、行业、领域的有序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