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门山多人相约跳崖自杀：我的孩子，有死的勇气，但活不下去

前几天，四名年轻人相约在张家界天门山景区的玻璃栈道处跳崖自杀。四人中只有唯一一名女子来得及被阻止，但因提前服毒，最终还是抢救无效去世了。

四条生命就此陨落，年纪最大的不过34岁，而年纪最小的才23岁，还是00后。

跳崖前两天，他们写下遗书：“本人xxx，具有民事行为能力，本人是自杀，与其他人无关。”

后续当地政府部门发布的《情况通报》也证实了这一点。

为什么自杀？他们经历了什么？这件事和我们又有什么关系？

或许可以先从媒体报道中，拼凑出一些他们生前的模样。

新闻背后的“活”人

这四个人均在外务工多年，刘志永是他们中年纪最长者，34岁。

上个月他特意请了几天假，回家探望父亲和奶奶，这是他离家十几年来屈指可数的几次回家，同乡甚至已经认不出他的模样。

年幼丧母的刘志永，十六七岁时就开始外出打工，家里的姐姐妹妹都已经出嫁，只剩年迈的、中过风的父亲，一个人守着半亩地，照顾九十多岁的奶奶。

他的堂嫂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上次回家时刘志永曾提起自己想去外面旅游，“说情绪有点低落”，可没人再追问下去。

刘志永也是四人中唯一一个进入过婚姻的人，还有个孩子，离婚后判由母亲照顾。不过这些都是村里人的道听途说，其中还包括，刘志永离婚后谈过恋爱，只是被骗了……

这些如今都已无从考证，这样一个好像只活在村民印象里的人，连死亡消息都是通过警察才知道的。

彭志军，33岁，1990年生人，家中排行老三。

自从四年前母亲去世，他就再也没回过家，甚至连“母亲去世三周年”这种当地风俗里的大日子都没露面。家人想要联系他，甚至要先去同村人的群里问一句：“谁有老三的联系方式？”

另一件人生大事——结婚娶媳妇，对于彭志军而言，也是遥不可及的。同龄人一天能相亲六次、十次，却没有人要给彭志军介绍对象——没有房子、没有正式工作，这在农村连头都抬不起来。

所以当他从工地离开转去理发店工作时，同乡人觉得这是“从高到低”，是“奇葩和难以理解”的选择，因为前者一个月能挣八九千，后者只有三千块。

相比之下，张财睿是家中独子，年纪也小了不少，但生活却是一样的困窘。

十多年前张财睿的父母就离婚了。张爸爸排行老四，两个弟弟四十多岁了还结不起婚，兄弟六人凑钱盖了房子。三十多年前村里人就在陆续往镇子上搬，只有这家人始终住在山上，“砖头都还露在外面”。

陈婷是这四人中唯一的女孩，只比张财睿小三个月，是00后。

她从小成绩就不好，初中时被想要提高升学率的学校劝退。妈妈给找了个美容师傅，陈婷跟着学了半年就出去打工了，内江、成都、广东……四处飘荡，这一年她不过16岁。

去年陈婷爸爸患上癌症，妈妈更加顾不上这个在外漂泊的女儿，半个月通一次电话，不问女儿在哪儿、进了什么厂，只有草草一句“生活好不好”，可早熟的陈婷，又怎么会“报忧”？她还惦记着换一份工资更高一点的工作来补贴家里呢。

贫穷是这四个人身上最显而易见的共同点，除此之外，还有过早进入社会、文化水平不高、长期漂泊无依、无法建立稳定长久的亲密关系……

养老、婚姻、生育、疾病，座座都是摆在他们面前绕不过去的大山，无论用什么样的社会标准来评价，这四个人好像都是疲惫且无望的。

更重要的是，在那些铺天盖地的新闻报道里，你感受不到他们的“人性”——他们就像只需要负责答题交卷的工具一样，要拼尽全力让自己能拿到世俗意义上“正常”“良好”“优秀”的评价。

但在这之外，他们在意什么、烦恼什么，又为什么所困，生前无人倾听，死后更无从谈起了。

一个独立的“人”之所以能区别于“工具”的那些部分，统统都被忽视了。

终结生命 vs 终结痛苦

但更可怕的事情是，“被工具化”“去人性化”，不是只发生在这四个人身上，也并非只限定在某一瞬间。

“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大家或许并不陌生。

百科词条里轻飘飘的数字和姓氏，背后同样是一个又一个曾经鲜活的生命。

出身底层，没有学历，一直被当成生产流水线上的工具，看不到出路——这是这群人的共同画像。

导演贾樟柯曾拍过一部电影，名叫《天注定》，其中“小辉”这个角色就取材于富士康员工。

还不到二十岁的小辉，第一份工作是在服装厂烫衣服，第二份工作则是在电子厂组装零件——流水线工人，每天的工作高度重复又枯燥乏味，但又要求精神高度集中，不然就可能被机器切断手或脚……

工作令人绝望，两情相悦的“三陪女”又提出分手，查了查银行卡余额，发现也惨不忍睹时，小辉接到了妈妈的电话——质问他为什么不按时给家里打钱、责怪他没本事、乱花钱、毫不关心他现状如何、也不肯听他解释。

这通电话，成了压倒小辉的最后一根稻草，他回到宿舍，几乎是毫不犹豫地翻越阳台，纵身一跃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这最后几步路，他表情平静，背影里还有点“解脱”的味道。

电影在这里突然安静，更耐人寻味的是，楼上有女工在相似的位置上探头向下望，没有尖叫没有躲闪，就像从容赴死的小辉一样平静——早就麻木了的人，又何止她一个？

资深心理治疗师洛莉·戈特利布曾在《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中说：

“人们谈论自杀，通常不是因为想要终结自己的生命，而是因为想要终结痛苦。

如果他们能找到别的出路，一定会想活下去。”

“工具化”教育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曾在《自杀论》一书中提出：

“一个人越是被紧密地结合进社会中，就越不可能去自杀，反之则越可能自杀。”

在我看来，这种“结合”最常见的形式就是各种“关系”：父母、兄弟姐妹、伴侣、子女、朋友、同事、宠物……直白点说就是牵挂越多，越难一死了之。

但这种“结合”应该是情感上的“结合”，而不是迎合世俗标准下功利的“结合”，更不是迫使对方钻进各种套子里以满足自己、荣耀自己，无论是事业、金钱，还是分数、学历。

真实地看见彼此，承认且尊重双方的主体性和独立性，允许袒露脆弱与痛苦，这才是“人”和“人”之间的正常关系，而非“工具化”“去人性化”的。

《自杀论》中还提到一种“利他型自杀”：

“过分地屈从于一种社会目标和意义，过密地结合在社会中，以致个人失去了自主。”

看着好像自相矛盾的两个结论，却恰恰在天门山四位自杀青年和富士康跳楼员工身上达成了诡异的平衡：

从社会关系层面，他们无法与人产生健康、积极的联结；

从社会价值层面，他们被驯化得只能用那一套早已固化的评价标准来衡量自己，从而认定自己没有价值，进而失去自我。

说了这么多，这个事情到底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很多教育者的教育方式，一定程度上就是一直在把孩子“工具化”。

每天逼着孩子读书、学习、刷题、培养兴趣爱好，曾经我也以为这是在现有教育体制下的最优解，是“不得不”，是“为TA好”，但残酷的现实却一次次证明，如果一个孩子连童年时都无法快乐，如果TA从小就被剥夺了做选择的权利，那谈未来、谈后劲儿，都是空中楼阁。

而且，我们敢去追问那些“为了孩子好”的背后是什么吗？

如果我们能诚实地面对自己——

希望孩子们表现优异，证明自己基因优异、教子有方；

希望孩子未来能出人头地，改善自己的生活境况；

希望孩子能养活自己，至少别啃老……

你看，孩子也不过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虚荣心的“工具”，那些期望背后其实全是“为了我们自己”。

思想家歌德曾说：

“太多父母费尽心思想要让孩子过得轻松点，到头来却让孩子们过得更辛苦了。”

就给孩子留一点“人性”的出口吧，让TA选择自己的人生，而不是一定要按照我们的期许来活；

也尽可能帮孩子顶一下外界那些寻常庸俗的条条框框吧，让TA即便辛苦、痛苦，也还有最后的港湾可以停靠。

写在最后

最后实在想多说一句。

每次有人自杀，无论是青少年还是成年人，总会有人跳出来指责他们：

“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呢？”

“你不为你的父母亲人想想吗？”

“就是太脆弱了！承受不住打击！”

“老一辈活得更苦，不照样挺过来了？”

“你不努力，只想躺平，永远过不上好日子！”

可以不支持、不理解，但还请尊重。

众生皆苦，别做压倒骆驼的那最后一根稻草。

无论这“骆驼”是我们的孩子，还是网络那头素不相识的陌生人。

参考资料：

1、三联生活周刊，《天门山跳崖：四个决绝赴死的农村青年》

2、唐一水，《天门山自杀青年背后的精神困境》

3、陈毓秀，《关于涂尔干》

4、马倩，《读迪尔凯姆<自杀论>有感》

5、萨沙，《小辉为什么会莫名自杀？绝望的人生无须继续：<天注定>小辉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