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小汉奸”诞生

1922年10月20日夜，日本鹿儿岛，一个男婴呱呱坠地。

这个男孩的父亲叫周佛海，时年25岁，当年正是一个朝气蓬勃的青年。

一年多前，他刚在上海参加了中共一大，亲自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之后，他与女友杨淑慧不顾世俗的阻挠，毅然私奔到了日本鹿儿岛。

他们为这个男婴取名周幼海，并对这个孩子的成长寄予了无限的希望。不过，这个孩子自出生起就波折不断，甚至有一次差点连命都丢掉。

周佛海在日记中这样记载：

“幼海是京都出世的，当时穷得要命，淑慧生产时当然不能进医院。生产的那天，恰好大雨，牧田老太太连夜于大雨中去接产婆，以后时常帮助淑慧抚养小孩。”

“多了一个小孩子，事情就多得多。有时我正在苦心焦思，研究一个理论的时候，小孩大声啼哭，真是心烦。淑慧除烧饭、洗衣外，又加上抚养小孩的事，生产之后不到四天就起来烧饭，可见得当时的艰苦了。有次我去上课，她去买菜，把小孩一人放在房中，忽然房中席子着起火来，刚好那时她回来，已经满屋都是烟，小孩闷得气都闭塞了。如果她迟到10分钟，房子就会烧掉，小孩也要葬身于火窟了。”

这一切似乎都预示了周幼海坎坷起伏的一生。

年幼的周幼海不知道自己的父亲经历了怎样的历程。他只记得小的时候随父亲回到国内，然后在上海的比德小学上学。16岁那年，他随母亲杨淑慧辗转来到香港，就读于岭南中学。

这一年是1938年，也就在这年年底，周佛海追随汪精卫公开叛变投敌，成为了一个人人痛恨的汉奸。

有一天周幼海走进教室，发现自己的课桌被刻上了“小汉奸”三个大字。他气愤地在教室里冲着同学们大声说：“父亲是父亲，儿子是儿子”。

可是没有人去接受他的辩解，在众人鄙夷的目光中，他已经和自己的父亲一样被钉在了耻辱柱上。

02失败的初恋

由于周佛海在伪政府身居高位，在岭南中学度过了一年后，周幼海被安排到了日本读书，接受“大和民族的正统教育”，同时也扮演着人质的角色。

在日本读书期间，他从同学那里看到了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他这才了解了红军和共产党，才知道了他的父亲也曾经是红色队伍中的一员。从此，一颗红色的种子在他的心中生下了根。

回到上海后，作为“高官二代”的周幼海过着优渥的生活。毕竟年少轻狂，纸醉金迷的生活对于这个年纪的人是最有吸引力的。

很快，周幼海认识了上海滩有名的交际花施丹苹。22岁的周幼海以为凭自己的身份很快就会让这个女孩子就范，然而阅人无数的施丹苹对这种自以为是的花花公子根本就没有兴趣，周幼海的爱情攻势在施丹苹面前铩羽而归。

一年多以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作为大汉奸的周佛海也被押送回国投入大牢，后被判处死刑，在妻子杨淑慧的不懈努力下，周佛海后来改为无期徒刑。

作为汉奸的亲属，杨淑慧和周幼海也受到了牵连，被戴笠软禁长达七个月的时间。不知道在这段时间里周幼海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反正他对国民党已经彻底死了心。

被释放后的周幼海经过同学张朝杰介绍，在他做地下工作的妹妹张朝素和妹夫田方樵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共产党。

1946年6月底，在组织安排下周幼海到新四军苏北根据地淮阴，接待他的是中共华东局联络部部长杨帆，周幼海还随身带了珠宝和美金，作为献给党的经费。

1946年8月2日，周幼海经扬帆、何荦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身份是“特别党员”，候补期两年(1948年3月由田云樵向他宣布转正)。同时，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周之友，似乎不再是那个大汉奸的儿子了，但这能割断血缘吗？

03灵堂上的婚礼

入党后，周之友被扬帆派回上海参加中共中央上海局肃反工作委员会工作。

1947年，在上海“老正兴”饭店服务台打电话时，周之友又遇见了施丹苹。她还是三年前的样子，漂亮出众，气质卓然，曲线玲珑。

但周之友却已经不再是三年前的那个纨绔少年了，经历了人生的起起伏伏，从天堂到地狱，再回到人间，周之友变得成熟稳重了。

二人又重新开始了交往，在之后几个月的接触中施丹苹对周幼海慢慢产生了好感，并在心中接受了他。她不再是当年拒人以千里之外的神态，在得知周之友的真正身份后，她主动加入地下党，配合丈夫的工作，主动提出到监狱去拜访未来的公公，并提出不要任何嫁妆。

彼时，周佛海还在狱中，周之友本想等他出狱再办婚礼，不想几个月后，周佛海心脏病突发，死在了牢里。

按照杨淑慧的意思，办了丧事，再办喜事，就要等三年，如果不想等，就喜事丧事一起办。二人都不想再等，一咬牙一跺脚，施丹苹穿披麻戴孝，跟周幼海拜了堂，在一片哭声中，他们结为了夫妻。

对于施丹苹，周家人还是比较认可的。之前在监狱里的时候，周佛海曾郑重其事地说：幼海以后就交给你了。简单一句话，表达了他对准儿媳的肯定。而杨淑慧则更是大方，毫不犹豫就把传家宝，一枚二十四克拉的钻石交到了她手上。

与此同时，周之友的地下工作也做得很出色，参与策划了从上海虹桥疗养院营救民主人士张澜、罗隆基等一系列工作。

另外，在开展地下工作时周之友特别舍得花自己的钱，施丹苹回忆：在工作期间，周幼海尽全力向党提供活动经费，约有两百两黄金、三万多港币、五千元美金、六块翡翠、红蓝宝石钻戒两枚，还有两千美元的党费，周幼海把家里几乎所有的钱全部拿出来给党用作活动经费。

04风雨二十年

上海解放后，周之友任上海市公安局社会处二室二科副科长。

此时，他本来幸福的生活却起了波澜。1954年，一次施丹苹生病住院，不耐寂寞的周之友跟一个租住周家的女人出了轨。知道真相后，不顾周之友的苦苦哀求，施丹苹毅然与他办理了离婚手续。

祸不单行，第二年因为牵涉“潘、扬案”，周之友也被审查，被押送北京投入秦城监狱。这一关就是十年，期间其母杨淑慧因为从楼梯上摔下骨折，没多时便去世。

而施丹苹虽然已经与他离了婚，但也被牵连坐了两年牢，出来后没房没钱没工作，还要被人骂“汉奸老婆”，只能像个缩头乌龟一样，窝在出租房里勉强生存。

周之友在监狱里时中了风，手脚活动也开始不方便，1965年9月，周之友被释放，但仍需要被管制三年，时年四十三岁的他被押解至京华化工厂劳动。

在那场运动到来后，周之友更是没有了自由。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他一直在京华化工厂接受“监督劳动”。

1975年，在时隔二十年后，两人终于再次见面。当年的纨绔少年早已是半百老人，由于折磨周之友的下肢早已瘫痪，只有一只手可以勉强活动，人只能坐在轮椅上；而那个上海滩的交际花也已是头发半白，哪里还寻得见当初的俏丽模样。

二人抱头痛哭，此时才发现，他们唯一割舍不下的还是对方。

他们想复婚，然而没有房子，只能作罢。后来施丹苹嫁给了一个老工程师，她唯一的条件是每月给她生活费，让她去照看一个自己的“老朋友”。

1983年，国家为周幼海恢复了党籍、级别和工资，还为他在上海安排了一个朝南的小套间，还补发了五千元的工资，并且指派一位同志专门留在身边照顾他。

然而，由于岁月的磋磨，他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在医院断断续续待了两年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05孤独地离去

1985年7月24日晚，周幼海状况突然恶化，最终不治离世，终年六十三岁。

不知道他身在监狱里的时候，有没有想起和他的父亲在监狱里的一次谈话，那时周佛海建议他去美国，因为在那里他给他留了十万美元，足够他生活了。他没有听从父亲的建议，他选择了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信仰，然后无怨无悔。

其实每个男人都是个叛逆者，都在用一生的时间与父亲作对，然后在他们老去的时候，发现世界上唯一正确的就是自己的父亲，虽然他们觉得自己在反叛，但实际上他们只不过是在复制自己父辈的人生而已。

周幼海六十三年的人生中风雨飘摇、跌宕起伏，像极了他出生的那个大雨瓢泼的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