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设相”，拉开战国的分裂序幕

战国史的开端是以三家分晋作为分割，其中“魏文侯卜相”一事则是卿族权力上升的标志性事情。“卜相”这件事并非偶然发生，在其身后，说明官僚制度在战国前期的魏国已经相当完善，就魏国的“相邦”设置一事，就此打开了各国分裂，权力斗转，接连设相的帷幕。

纵观看战国时期的将相制是当时普遍存在的制度和政治惯例，一般说来，可将战国之相分为三类：一是作为君主统治工具的布衣知县；二是作为旧传统旧制度遗存的贵族之相；三是衔负外交使命的特殊之相；

显然在七国之内，均有着适应本国实际政治情况的“设相”标准，于此同时，还跟每个国家的地理位置有很强的关系，如秦、楚、齐国等。在同一官职设立相同准则之下，异化出各自的特色，仅从这一切入点，我们又能反观各国的特点。

比如楚国的官制，就和战国时期其他国家有着非常显著的差异，一来是受到地理位置的影响，二来是他原本的官制设立影响，二者造成了“楚相”的独特。我们研究却发现，楚国终其一生，皆未出现过“宰辅”、“相位”等指代称谓，在战国其余六国纷纷效仿设相的风口上，唯独楚国不随大势而动，此般操作，到底为何？

楚国的官制的成型与持续性

春秋时期，当周朝逐渐走向衰微，“礼崩乐坏”已成定数，出现了“自大夫出”的卿大夫专权风气。而偏南一隅的楚国，是雷也打不动的政权稳定局势，由于区位的封闭性，可以说楚国自周王朝建立到春秋末期，受中原礼制的束缚较少，自成一体的中央集权制就发展到较高程度。内部依附于统治阶级的官僚体系，也就随政权稳定而稳定。

随着相位设置成为中原五国的官僚体制变化主流是，此时的楚国仍旧在实行一种旧制度——令尹制，一成不变地坚守其特色。

《左传·庄公四年》记载：“令尹斗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随人惧，行成。”

这便是楚国“令尹”最早的出处，到了战国时期，楚国也没有改变令尹制的存在。楚国自西周时期（公元前1115年）建国，到战国时期被秦所灭，享国800余年，在整个先秦阶段享国最久，疆域最广。自从若敖之乱公室受到威胁后，楚庄王就着重让王室的公子来执政，比如说后来以公孙敖为令尹，但是公孙敖有前车之鉴，他吸取了若敖一族的教训，对王权臣服有加，丝毫不敢僭越；后面索性着手对楚国制度开始进行改革，于是楚国原本的官僚形式就演化成为“内姓选与亲，外姓选与旧”的政治惯例。

也就是说由此制度开始，楚国内部的执政者要么是楚王最亲信的王子，要么是自己的兄弟。到春秋末年，楚国之内，可查“令尹”人数十七人，其中十二个都是楚国的公子，显然组成了一个最强皇室亲友团执政模式。

楚国因惧怕“三家分晋”这类的威胁，于是开始学用早都奔溃的礼制，后知后觉地借用中原盛行的宗法制来维护巩固楚国的中央集权制，从而形成了一套“宗法一体”的官僚政治体系。

所以我们看到，当中原各国随着卿族僭越君主权力，国家权力逐步下放时，楚国在相对封闭的环境当中，仍旧把君主权力视为最高统治权，其内部的以“令尹制”为主导的官僚系统也在有条不紊地持续着。

令尹制的职责实质类同于中原六国的“相位”

楚国设立“令尹”，作为其国体“宰辅”的称谓，历经春秋到战国，一直都没有发生变化，而且“令尹”一词，为楚国独有。窥探其本质的职责，也类同于“相位”职责。

令尹在楚国百官中的地位，最为显赫。如《史记·楚世家》中记载：

“楚怀王六年”，昭阳率楚师伐魏，取胜之后，又移兵攻齐，齐王患之，陈轸为齐国使者见昭阳，劝其退兵。即往昭阳军中，曰：‘愿为楚国之法，破军杀将者何以贵之？昭阳曰：‘其官为上柱国，封上爵执珪。’陈轸曰：‘其有贵于此者乎？’昭阳曰：‘令尹。’进令尹，此国冠之上……”

由此可见，令尹已经被楚国视为“国冠之上”，冠读为官；这里的“国冠”就是国家官员的意思，令尹的地位，百官之上，自然显赫。再谈及工作范畴，《战国策·楚策》载：自令尹以下，事王者以千数；一国之柄。令尹对内执掌政治、军事、司法，对外代表国王处理外交事务。可见是集政治、军事、司法、外交大权于一身，甚至于有些时代，兼具人员升黜任免的。

站在权力高位“令尹”，大大地滋长了其任职人员的气焰，在襄公一代，就有令尹子南，未益禄而有马数十乘，在当时这和令尹身份是不相符的。后来楚王为了打压这种恃宠而骄的风气，于是杀了令尹子南，以儆效尤。自此后，令尹虽站在百官群首，也丝毫不敢越距，受到楚王的全面监督和严格控制，绝对不能仗着君主赋予他的权力和楚王抗衡。

很显然，令尹的本质也和中原六国的“相职”一样。楚国这种独特的官职，鲜明地体现了它的集权政治特点，但是这种集权政治和之后的秦汉时期中央集权相比，还只是一种雏形，但是对于之后的封建专制制度的建立和巩固，有着先河之鉴。特别是后来的汉制，就是传承了楚制，演化而来。

令尹制与中原六国“相制”的区别

战国时期，秦国和中原三晋对于“设立相位”一职都经历了一个由文武兼职到单一划分，独立文官职责的过程。而楚国的“令尹制”始终都是一种“将相合一”的制度，所以带有的军事色彩非常浓厚，即便是到了战国末期，他国的文官已经占到百官之长的主导地位，楚国内部依旧是以武将为核心。

所以，在战国前期，中原各国的“相位”和楚国的“令尹”没有太大层面的区分，只是到了后期，中原相位剧变，楚国还在坚守。与此同时，在人员配比上，楚国也和中原有所差别，从《左传》、《战国策》的史料记载看，楚国的令尹官位同一时期未曾出现两人以上共同执政的情况，当中原开始实行多人为“相”，秦国设置左右丞相时，楚国的令尹依旧是按照单轨发展的趋势。

楚国令尹人员的选择，和中原的相位人员选择也有所不同。众所周知，战国时期中原各国的有“游士”的风气，凭借着自己能力的士人可以游走到其他国家担任官职，其中以秦国为典型。楚国不同，前文曾提及楚国的官僚政治模式是“宗法一体”的，所以基本是从国内选拔，要么来自于王室公子，或者其宗室下的同姓成员，除了楚怀王时期的吴起是卫国人，其余全是楚人，这就和中原六国形成鲜明的对比。

可见，战国时期的楚国在“设相”一事上非常薄弱，其主要原因是对令尹制的延续发展和完善。令尹一职实际上和中原六国的相位职责没有太大的差异，均为百官之长，辅助君王的第一人物。

当各国都在变着戏法改革发展，废除周王室流传下来的世卿世禄时，楚国却保守地秉承旧制度：让宗室贵族把持朝政；正是因为这种因循保守的姿态，令尹制的一些显性职责，也在随时不断调整和趋势完善；不过凡事都有两面性，这也就成了楚国后期发展的严重障。古代法则不管怎么变革，都是为了让制度适应政治需求，这就是令尹制虽不直接改名为“相”，但也能继续依附楚国生存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