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与自杀率

最近有一则让人痛心的新闻。天门山景区有4个年轻人相约到此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们背后的生存状况被陆续报道出来，每个人都承受了不同的压力，这些压力有来自于这个时代的，有来自于这个社会的，有来自于其自身无法排解的。

虽然每个个体的自杀都是很特殊的个例，但当一个个个例汇集成一个总数和概率时，它就不再是个人的问题了。

与马克思并列社会学三大奠基人的迪尔凯姆在1897年出版了著作《自杀论》，首次从社会层面分析自杀的因果关系，认为当个体同社会整体之间的联系发生障碍时，便会发生自杀现象。首次将自杀率视为社会范畴的问题，进而引发每个人和每个政府的关注。

在另一部讲述美国金融危机的电影《大空头》里，一个赌对了美国经济会下滑而获得了暴利的投资者，却高兴不起来，因为他指出，每当GDP下滑数个点的时候，自杀率就会上升几个点。

我们这期就来简单聊聊自杀率的那些社会面因素。据世卫组织的统计，2021 年，全球约有70万人死于自杀，中国的人数约为7万人，就是每十个自杀者中就有1个是中国人。在绝对值上，中国的自杀人口是排在各国之前的。非常值得我们去关注和解决。

自杀率高的背后，有诸多社会层面的原因，如生存状况、经济状况、社会习俗，甚至宗教信仰，例如有些信仰反对自杀的地区，自杀率相应就低很多。

这些因素中，最具有普遍参考价值的是经济状况。相对来说，经济非常糟糕的地区，自杀率高，经济快速发展的地区自杀率低，但经济高度发达的地方自杀率又升高了，例如欧美。也就是自杀率随经济的发展程度递减到一定值后又会回升。

我国对自杀率的研究，始于80年代，也就我们的社会科学在改革开放后得以逐步恢复时，开始起步的。相比于现在，80年代的自杀率其实是非常高的，其中占比高的是农村人口，尤其是农村女性。到了90年代后期，我国开始大规模城市化进程后，很多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务工，或者成为了城市人口。这种人口流向的转型导致农村自杀率下降，也就使得90年代后中国自杀率整体开始下降。城市化进程伴随着的是过去二、三十年我国GDP的快速增长，经济发展得越快，人民的幸福感相对会越高，自杀率也就越低。

这一点，在凯恩斯的《国富论》中也指出，人均工资和幸福度最高的地方不是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而是经济发展得最快的地区。就如改开后欣欣向荣的中国，自杀率就相对较低。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不是GDP高会降低自杀率，而是GDP增速高才会降低。而一旦经济失速，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摩擦就会接踵而至。过去我们对GDP拼命保8时，还感受不到这些社会问题，而现在GDP增速在2022年跌到3%时，这些现象就开始变得普遍了。

中国自杀率数据的背后还有两个值得关注的点。一是抑郁症的高病发率，二是未来老龄化社会的高自杀率。

首先是近年来抑郁症的流行，成为我国人口自杀的重要原因，这个也是发达国家的通病。我们现在已经被加入了“发达国家”的队列，也得了这种发达的病。抑郁症的流行，侧面印证了马克思指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就是在资本主义工业社会里，人被异化成了工具、劳动力、生产力，这种异化导致了完整人格的丧失，也就容易产生精神方面的疾病。

然后是老龄化伴随的高自杀率即将到来，这个可以参看现在的日本。我国现在老龄化少子化的问题，导致了养老制度的巨大风险，在老龄化加剧时，那些没有保障的老人极有可能走向这条极端的路，例如农村老人自杀的普遍性。

最后，在微观层面，我们祝福每个个体在面对生命的绝境时都能获得自我救赎，而在宏观层面，则呼吁社会建立更有效的保障和关爱机制，让个体不至于陷入绝境。就如如杜甫所愿，“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