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朝的盛世危机-浅论张居正变法的利与弊，兼驳明亡于万历说

明朝，因为是最后一个由汉民族主体建立的封建王朝，最早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的王朝，介乎东西方社会转型巨变的特殊时期的王朝而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和热切讨论。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在历史上没有哪个王朝的热能够超过他。所谓“资于往事，以鉴来今”因为爱之深，所以责之切，关于明朝何以灭亡的讨论数百年来从未曾停止过。近来，坊间又有“明非亡于万历，实亡于张居正”的说法。对此，个人不揣寡陋，希望能够抛砖引玉，一正视听，见笑之处，尚望海涵、指正。

一：“万历新政”的改革和空前绝后的创举“一条鞭法”

公元1572年，隆庆皇帝猝然崩逝，年仅十岁的万历继位。按照惯例，为了确保朝政能够稳健运行，盛年而崩的隆庆帝命高拱和张居正二人辅佐新君。但万历继位之初，张居正即与大太监冯保结成政治联盟，之后又受到孝定李太后的垂青，以“专政擅权”之罪将对自己有提携之恩的高拱罢官遣返。以此取而代之，一跃成为大明首辅，从此独掌国政、予取予夺达十年之久。

不得不说作为继任者的张居正不仅极富政治眼光和战略意识，而且有着极强的家国天下的权谋抱负。自明朝中期开始，朝廷吏治腐败、社会矛盾积聚、土地的大量集中直接导致流民四布、逃亡无数，甚至还出现了啸聚山林、结党起义这种王朝末世的可怕现象，大明朝到了星火四起、危机四伏的境地。当此之际，身为首辅大臣的张居正在孝定太后和万历小皇帝的支持下，毅然决然的发起并推动了改革变法运动，史称“万历新政”。

而在所谓的“万历新政”中，“一条鞭法”的税政改革最为显眼，收效最好、影响最大，他不仅有效的解决了百姓逃税的问题，还建设性的开创了一种新型的纳税模式——“一切实物皆以白银为度量”，真正意义上实现了货币化纳税制度，不仅有效的扩大了货币的流通范围、而且削弱了人与土地的捆绑关系，这在“隆庆开海”政策的前提下，无疑将大量的劳动力从土地中解放出来，使他们对生活有了更多的选择 ，并且随着海外贸易的蓬勃发展，“四民之末”的工商业者不仅获得了人身自由，而且又尽大限度的刺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而伴随着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张居正又应对性的维持农业税基本不变的前提下，开始征收“商业税”，在一系列的组合政策得到切实贯彻之后，万历初年“贫病交困、生民维艰”的社会现状一改而为“国库充盈、生民乐业”的勃勃生机。行将迟暮的大明王朝再次焕发出无与伦比的生命力，当此之际，谁又能想到国势蒸蒸日上的大明朝会在六十年以后轰然倒塌呢？

万历十年，一代权臣张居正病逝，原本对其“恭顺敬让”的万历皇帝却突然翻脸不认人，对张居正展开了惨无人道的政治清算。并随之废黜了“新政”的部分内容，但“于国甚利”的“税制政策”却并未因此而停歇，唯一的区别不过是由国营的“商业税”变成了万历皇帝的“内帑”。而后世泰昌、天启、崇祯三朝所奉行的经济制度也不过是在此基础上的修修补补，其实并无本质上的变化。

二：言传甚于身教的张居正——被理想和现实击溃的万历皇帝

在张居正死后，青春正盛、聪慧睿智的万历帝不仅没能成为人们所期待的千古圣君，反而成了“悖逆师尊、释心怠政”的昏君。“事出反常必有因”，若我们愿意追本溯源的去探求万历转变的契机的话，我们就会发现，造成万历这种报复性反弹的是他自幼接触的教育。值此之故，帝师张居正本人难辞其咎。

当我们翻开《明实录》，我们就会发现，张居正和万历之间的关系不仅没有《明史》所渲染的那样“君臣和洽，鱼水相得”，反而还异常局促而紧张。因为有孝定太后的全力支持，张居正对待万历就像对待寻常村塾的童蒙一样，严厉而苛刻，“一字之误，即行呵斥，辄见折辱，直视天子若子侄”，这使年幼好动却异常自尊的万历备受打击，对张居正更是恐惧殊甚。“战战兢兢，不敢稍有违逆”毕竟，同样“望子成龙”的孝定太后曾因万历的顽劣而一度想要废君他立。试想，彼时年仅十余岁的万历，即便再聪慧果决、机敏狡慧，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是少师张居正和生母李太后的对手。所以，为了自保，机敏警觉的幼帝开始学会了如何委曲求全、艰难自保。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为了教育好万历，张居正可谓是费尽心机、苦心孤诣。他严格依照儒家对圣君的定义，精心制定教育方针、亲自编撰御用教材，甚至还专门将历代治乱教训汇编成书、配以插图，作为年轻好动的万历皇帝的课外读物，以此熏染心性、磨炼意志。但是，自古以来，最好的教育，永远不是“大言炎炎”的夸夸其谈，而是“脚踏实地、身履其责”的躬亲实践。

出于教育的需要，张居正一再要求万历要节俭为本、洁身自好。为此，每逢皇室要求增加宫廷用度之际，张居正皆以“奢靡铺张、不念民生艰难”为由严词拒绝，甚至还废黜了宫中节庆张灯的开销。所以，在幼帝万历眼中，少师张居正决然是个“秉性刚直、自持甚谨、道德仁义无不充备”的能臣能吏。话说，青少年阶段最容易产生榜样和偶像的崇拜，可一旦偶像崩溃，随之而来的就是毁灭性的打击。而张居正和万历的关系正处于这样一个节点。

显然，大言炎炎的张居正是个“严于律人，宽以待己”的角色，因为，在他要求万历“克勤克俭、多念民生”的时候，自己却过着铺张浪费，贪情纵色，奢靡无度的生活。譬如：

1、张居正每次用餐，菜色蔬果逾百品，但却还是有“不足于心，无处落箸”的感叹，不仅如此，其府邸之中更是“美女充盈、佳丽排列”。骄奢淫逸已经到了人们难以想象的地步。

2、在其父去世之际，张居正奉旨归葬时所乘的轿子竟由32人共同扛抬，沿途“郡邑牙盘上食，水陆过百品，吴中善庖者召募且尽”。地方上的郡县州吏更是“执臣礼”以恭迎之。场面之豪盛、壮观，大有帝王出巡、列观天下的意思。为人不知避讳一至于此。

试问，如此“人前一套，背后一套”的作风，在万历得知真相之后，心中焉能无所怨恨？而当原本“高山仰止”的老师不再“凛然不可冒犯”时，万历心中的信仰也就随之崩塌，对于年轻人而言，自尊和尊严往往是最不能被无视和践踏的，更何况张居正这种带有“欺君之罪”的诓骗？

所以，在张居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时候，尚且年轻的万历不过是虚应其事的哀悼了一番，其心中最想的怕就是如何戳穿老师的“西洋镜”一雪被“欺瞒多年”的耻辱吧。而正是这种“报复心理”使万历在张居正死后毅然决然、无所顾惜的对其进行政治清洗。因为，他唯有彻底抹去张居正在他心中的烙印，他才能破茧重生，做回真正的自己。当然，当此之际，在政治上去“张居正化”反而变得不再那么重要而迫切。

此外，由于张居正在万历心中留下的难以磨灭的丑恶印象，也造成了万历自私、冷漠、猜忌的秉性。而这也就是他之所以数十年来始终和文官集团针锋相对、怠政无为的原因之一。毕竟，受过欺骗的人最怕的就是在被欺骗。

二：“万历新政”开启了明朝的“白银时代”

万历初年，因为“隆庆开海”所带来的巨大商贸红利，弃农从商、弃地逃亡的农民越来越多，民间经济虽然日渐繁荣、大明社会虽然日益富庶，但国家财政却因此而日渐崩毁，入不敷出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深知病根所在且有心谋国的张居正在孝定太后的支持下，毅然开始“一条鞭法”的财政改革，以此开源节流，开发财政渠道、增加财政收入。“不十年，而仓廪丰充，人民殷富”。

在政策上，“一条鞭法”虽然减轻了百姓不合理赋役负担，但在具体的施行过程中却也给胥吏们留下了横征暴敛的机会。同时，“赋役、赋税一概征银，田赋和力役亦皆折银纳税”的措施，虽然有效的简化了赋役的项目和征收手续。即改变了当时极混乱不均的税赋制度。也达到了精简人手，优化资源的目的。但也因此而造就白银大量涌入，宝钞日渐废除的客观现实，而“白银代替宝钞”的市场选择。对大明朝而言，却极其凶险而致命。

1、明朝国内并不产银，但因为“开海运动”的持续深化，江浙地区百姓殷富，工业繁荣。频繁的对外贸易导致大量白银源源不断的涌入国内，使当时社会对现行的官方货币——大明宝钞产生了怀疑和抵触的心理。以“白银取代宝钞”实现白银货币化成了当时社会的主要呼声，而张居正的变法运动，正是从国家的层面来应和社会的需求，以官方文件的形式直接在全国范围内确立了“银本位”思想。如此一来，大明朝固有的货币政策彻底崩坏，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重建的货币政策，使大量的钱财积聚在部分商人和官员的手中，而明朝本身的商业税又低的超乎想象，如此一来，大量囤聚生产资料和白银货币的商人阶级和市民群体迅速崛起。“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官商、市民阶层的崛起激发了他们染指国家政治的欲望，至此，明朝跨入君臣相争的阶段，并最终在这种“上下交争利”的困境中走向灭亡。

2、“银本位”制度的确立是间接的把本国的经济命脉交托给了境外的产银国。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民以食为天”的时代里。在一切静好的时候，大家自然是“幸甚至哉、歌以咏志”。但随着“大航海时代”的来临，大量产银的国家和地区的被发现和开发，使白银的保有量也迅速膨胀，白银亦随之而贬值，通货膨胀以随之而来，而又因为白银本身既是货币，又是商品的特殊性，受到市场规律的支配，为了使其保持一定的对换平衡，白银的开采和出口量自然又随之而减少。如此一来，对于本国不产银的大明朝而言，通货紧缩也就随之而来了。

再之后，到了万历末年，大明朝又恰好进入所谓的“小冰河时期”，天灾人祸接踵而至，“通胀、紧缩”叠相交错、土地矛盾日渐尖锐、阶级斗争日趋白热化。再加上辽东地区虎视眈眈的满清王朝，末世的大明朝当真是内忧外患、岌岌可危、改朝换代迫在眉睫。

“世殊事异，事异则备变”虽说“时势决定政策”，但并不是所有符合时势的政策都是对的。早在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将国家货币主权拱手相让的时候，就注定了大明朝的崩溃和灭亡。而这或许也正是为何自满清以来，历任帝王选择闭关锁国，不与外交通的原因之一罢。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待明朝的覆亡，说“明非亡于万历，实亡于张居正”也是不无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