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债务危机暴雷，公开发文向中央求救，一场重大变局正在到来

此前贵州省人民政府发展中心发表文章表示，“化债工作推进异常艰难，靠自身能力已无化债方法”。这文章标题已经把文章内容说得很明白了，大白话就是，我借了很多钱，但是还钱工作非常困难，靠自己已经没有还钱的可能了。最后贵州发展中心还把问题抛给了国家发展中心，表示争取向国研中心争取智力支持。

争取什么智力支持？自然是要国研中心看着办，反正在目前政策和法律框架下，我已经还不起了，只能躺平了，国家给拿拿办法吧，国家让我怎么还我就怎么还。

其实贵州的很多情况跟西藏、青海这些地方很像，地形复杂，居民分散，贫困现象严重，地方财政收入有限，政府也自然没钱。但国家的西部大开发政策和扶贫政策要响应，贵州自身又要发展，不可避免的要依赖贷款和发债。

大家都知道青藏高原的高铁和公路难修，凭西藏自治区政府自身根本无力承担，要国家集中力量才能搞定。反观贵州，情况也差不多，贵州境内陡峭山地和丘陵占到全省面积的90%以上，山岭沟壑纵横。在这样的十万大山里修高铁公路，光想想就知道比西藏也容易不到哪里。西藏靠的是国家，贵州却要靠自己。

贵州的基本情况，决定了贵州的基础设施建设困难且代价较高，关键收益还不高，投进去的钱的收益率连偿还债务利息都费劲，别说还债了，因此没有民间资本愿意投。贵州的战略意义又比不上西藏，中央政府也不愿意投，那最后只能贵州政府来投了。

贵州这几年负债换来了什么？1、高速公路综合密度升至全国前列，通车里程突破8000公里。2、打通农村公路“神经末梢”，30户以上自然村寨全部通硬化路。3、构建综合铁路交通枢纽网，贵阳成为全国重要高铁枢纽。4、民航建设快速推进，通航机场实现市州全覆盖。5、内河航运事业全面提升，乌江水运全线复航。6、水利建设成果丰硕，基本实现县县有中型水库。7、通信基础设施越筑越牢，城乡“数字鸿沟”不断缩小。

可以说贵州的负债换来了贵州翻天覆地的变化。当然建设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地方政府盲目举债建设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的情况，如独山县斥资2亿修建了水司楼、独山大学城和赛马场等，后来因资金链问题，成为了烂尾楼。最后领导班子被免职，拍拍屁股走人，却留下一堆烂摊子，负债高达400多亿，这些数字令人触目惊心。

如果没有遇到疫情三年，贵州可能还会在“高速发展”中，通过做大蛋糕或者卖地，再挺过一阵子，可惜的是疫情三年经济发展戛然而止，政府还要花费巨大代价防疫，最终导致政府收入减少，债务及利息却一点没少。这就跟个人用工资还房贷一样，遇到疫情工资降了，房贷自然还不起了。

负债发展有利有弊，关键在于合理规划债务。如果在确保安全底线的情况下合理运用债务，也不会发生债务暴雷，但地方政府通盘没有考虑自身的偿债能力，这也与官员的政绩考核标准有很大关系，考核指标过于看重发展，对于债务比例和债务暴雷风险的考核权重过低，致使地方官员对债务风险没有风险意识。

对于地方债，中央是什么态度呢？财政部多次讲话，反复吹风，核心只有两点，我这里再重复一下：一是严管。3月1日，财政部部长刘昆表示，一些地方债务风险高，还本付息压力大，已经督促这些地方抓实化解政府债务风险，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二是不救助。对地方债务，中央财政坚持“谁家的孩子谁抱”、“坚决不予救助”的原则。

但对于贵州这样收入排全国倒数第二，确实有实际困难的省份，国家给予的帮扶力度远远不够，还不如对西藏的支持力度。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贵州转不动了，躺平了，这又何尝不是贵州拉下脸皮向国家要政策要支持呢？国家和政府的信誉多重要毋庸多说，倘若贵州政府变成了老赖，那其他省份的地方政府也要跟着受影响，说不定会直接影响国家金融稳定。

关于债务风险，并不是只有贵州一省存在，这是国内地方政府的普遍壮况。据统计，中国贵州省有1.2万亿元的债务，全国负债前10的省份加起来负债接近20万亿人民币。相比美国的30多万亿美元债务，我们已经相当严重了，中国的体量毕竟不能跟美国比，且美国是联邦政府负债，中国是地方政府负债。

如果结合贵州政府债务暴雷，我们就理解了今年公务员降工资的原因了。说明政府现在已经在采取措施应对债务风险了，节流很可能就是其中一部分措施，但仅凭节流还远远不够。

下一步政府需要做的还有很多，如：加强财政管理，优化资源配置，精简财政支出，治理贪污腐败，发展实体经济，坚持本地特色，创新发展模式，追求高质量发展，不以GDP论英雄等等，以上举措并不是全部，或许还要加上国家的新政策，新思路，多项办法齐头并进，才能真正化解政府债务危机。

贵州省敢于自我反省，自我暴雷，或许并不是坏事，敢于面对存在的问题，才能解决存在的问题。接下来，关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治理的一场重大变革正在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