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晋升最快的贪官：6年从正科到副部，因与情人幽会暴露

从乡镇镇长到自治区政府副主席，仅仅用了7年的时间，此人正是被誉为广西“政坛黑马”的孙瑜。

但遗憾的是，这位身负领导和群众期望与信任的优秀干部没能如一而终，最后辜负了所有人，大步踏上了追逐享乐、贪污受贿的腐败道路，为自己招来了18年漫长的牢狱之灾。

“政坛黑马”风姿飒爽，一路前行，为何会“自失前蹄”，跌落罪恶深渊？如此得不偿失之事让人深思！

一、少年得志一路攀升

孙瑜，1957年4月出生在广西邕宁，197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在职研究生班行政管理专业，拥有在职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等职称。

1974年7月，他在广西北流县民安公社插队。1976年9月起，孙瑜开始担任北流县委组织部干部，一干就是10年。随后，他担任广西北流县委政研室副主任一职。

1987年6月至1991年9月，他先后担任了广西北流县清水口乡、塘岸乡党委副书记、乡长，塘岸镇党委书记、镇长。

1991年9月，孙瑜实现了人生的第一个飞跃——从镇长升至广西贵港市委副书记。

接着他上任副市长、代市长、市长，从此在仕途上一路攀升。1993年9月，他任广西贵港市市委书记，后任广西百色地委委员、行署副专员、百色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

1998年1月至2007年11月，孙瑜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党组成员。

从孙瑜的简历我们不难看出，他有着扎实的基层工作经验，有着踏实肯干的工作精神，并且是一位有着高等学历的优秀党员干部。

在工作上，他兢兢业业，曾做出了不少政绩，为地方百姓做了许多实事。

二、“民心工程”暖民心

广西是我国石漠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而石山地区能源紧缺、群众上山砍伐树木破坏植被，恰恰是造成石漠化的重要原因。

广西的岩溶地区在石漠化之前，曾被茂密的森林覆盖。

但随着人口不断增多，毁林开荒、过度樵采、烧山放牧等行为严重破坏了这里的生态平衡，导致许多地方千百年积累形成的石山薄土流失殆尽。

时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的孙瑜表示：“加快农村地区的沼气池建设成为广西治理石漠化的一剂’良方妙药’。”

“目前已建成的近300万座农村沼气池每年可为农户提供优质燃料约12亿立方米，保护森林面积超过720万亩……”

在广西，以沼气为纽带治理石漠化不仅是一项“生态工程”，更是一项“民心工程”。“交班交沼气，接班接果园”，把以沼气为中心的生态家园建设摆在了党委、政府工作的重要位置。

1999年以来，沼气建设几乎每年都被纳入自治区人民政府承诺的为民办实事之一。

以沼气为纽带采取综合措施治理石漠化给广西石山地区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昔日许多大石山区被视为不毛之地，如今已是万木葱茏、生机盎然，石漠化得到了有效遏制。

广西石漠化地区

林业部门调查结果显示，“十五”期间，广西森林覆盖率由2000年的41%提高到2005年的52%；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广西森林蓄积量增长最快的5年。

沼气池从根本上解决了大石山区群众的生活能源问题，防止了石漠化进一步恶化；

退耕还林则解决了农民口粮问题，让荒山变绿，让群众致富。孙瑜身为一方父母官，处处为百姓着想，切实为百姓谋福利，“人民公仆”的称谓当之无愧。

2006年7月15日至18日，受“碧利斯”减弱形成的低压环流和西南气流共同影响，广西从15日白天开始出现强降水，并出现了灾情。

截止到16日20时，有3个县下了特大暴雨，14个县市下了大暴雨，22个县市下了暴雨，是2006年入汛以来影响范围最广、强度最强的一次暴雨过程。

由于广西浦北县行政首长对汛情重视程度不够，造成较多人员伤亡，在18日举行的广西抗灾救灾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孙瑜对此给予了严厉批评。

二、腐败之旅“强强联手”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对工作高度负责、为人民鞠躬尽瘁的优秀干部，却在金钱和女色的巨大诱惑袭来之时，没能站稳脚步，翻身落马。

表面上绚丽夺目的政绩掩盖了阴暗角落里的腐败勾当，孙瑜开始了借权生钱的腐败之旅。

在其贪腐之路上，贺强、朱新永、薛建国三人被称为孙瑜手下的“三大金刚”。

如果想找孙副主席办事，最快捷的路径就是先结交“三大金刚”，他们三人是孙瑜名副其实的“马仔”。

而贺强则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位，孙瑜的腐败与其有着直接关系。

41岁升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的孙瑜分到了一套别墅，位于有着“国家4A级景区”之称的南宁市青秀山风景区附近。

然而，数百平米的别墅装修方案和装修资金等问题却成了孙瑜的“心病”。

2003年底，孙瑜到桂林市检查工作。经桂林市建设与规划委员会副主任薛建国介绍，他认识了桂林市综合设计院院长贺强。

二人的初次相识给对方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贺强还不失时机地提出，青秀山别墅的装修设计和施工等工作全部包在自己身上，这让孙瑜很高兴。

为了对别墅做出完美的设计，贺强开始陪同孙瑜到外地考察别墅装修，并且沿途吃喝玩乐，很快拉近了两人之间的距离。

通过与贺强的交往，孙瑜得知他是桂林瑞成生态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而该公司正在建一个瑞成生态园。

当听说桂林市农业局计划建立一个“农业发展研究中心”时，贺强便有了把这个中心拉到自己瑞成生态园来的想法。

2004年9月，孙瑜再次来到桂林的时候，贺强讲出了自己的想法，还给他看了以瑞成生态园名义向上级有关部门申请扶持资金的报告草稿。

孙瑜满口同意，并且认为规模太小，要想多批钱就得把生态园的占地规模说大，项目增多，加大投资额，以桂林市农业发展研究中心的名义上报，争取申请更多的资金。

有了孙副主席的指示，贺强便重新起草了文稿，向自治区政府申请1500万元资金扶持。

随后，贺强找到了桂林市农业局局长递上了报告，并暗示说“孙副主席很支持我们搞农业发展研究中心。”

狡猾的贺强还与助手邓某（化名）办理了虚假转让股份的手续。

其实，瑞成生态发展有限公司只是一个由3个股东集资成立的民营企业，甚至其注册资金都是借来的，没有自有资金。

瑞成公司表面上由邓某担任法定代表人，实际上贺强的股份并没有转让，他本人还是公司的实际控制者。

在贺强办理这件事的同时，孙瑜找到桂林市分管农业的副市长粟增林说：“桂林市政府帮转报一下市农业局和贺强合作的项目上报材料。”

上级“打招呼”，下级不敢不听。2004年11月底，桂林市政府将该申请材料形成“市政报〔2004〕197号”文件上报给自治区政府，孙瑜签批后转到了农业厅。

由于孙瑜直接分管农业厅，农业厅计财处更是不敢怠慢，赶紧安排资金落实批示。

由于多种原因，瑞成公司最终批下的资金只有60万元，而且分作两笔，每笔30万元。

60万元显然不是孙瑜、贺强两人当初所想，所以在第一笔资金还未到账前，他们便开始了第二次出手。

2004年12月底，孙瑜指使贺强再虚构“建立名特优水果新品种引进、研究与开发基地项目”，向自治区政府申请农业专项补助资金。

这次，贺强没有狮子大开口，仅申请了自治区政府扶持200万元。

孙瑜再次给桂林市副市长粟增林打招呼，要桂林市政府帮市农业局转报有关材料。

随后，桂林市形成了“市政报〔2004〕202号”文件，并上报到自治区政府。

不过，这次“出血”的不再是自治区农业厅，而是换成了自治区财政厅，因为孙瑜在“市政报〔2004〕202号”文件上批示“从主席预备费中安排资金予以支持”。

所谓“主席预备费”，就是自治区政府临机处理各种事务的机动经费，只有自治区主席、副主席有权力划拨，由财政厅代管。

文件转到了自治区财政厅预算处，因为自治区领导已作了具体批示，预算处没有具体审查就往桂林市财政下拨了专项资金90万元。

桂林市财政局根据文件将钱划到桂林市农业局，农业局再将90万元拨付到瑞成公司。就这样，国家资金被一点点装进了贺强的口袋。

成功骗取90万元后，2005年12月中旬，正在北京水利部开会的孙瑜突然心血来潮，打电话让贺强找市政府打一个报告，再送给其签字批100万元。

贺强把孙瑜的“指示”告诉了市农业局局长后，桂林市政府“市政报〔2005〕188号”文件出炉。

有趣的是，“市政报〔2005〕188号”文件与之前“市政报〔2004〕202号”内容几乎相同，要钱的名目一模一样——“建立名特优水果新品种引进、研究与开发基地项目”。

贺强让司机刘伟（化名）带着文件飞到北京，孙瑜批示“尽量满足请示中提出的所需扶持经费的要求”。随后，刘伟回到南宁将文件直接交给了区财政厅农业处。

为了督促资金早日到位，孙瑜亲自打电话给财政厅农业处处长，要求“抓紧办，多安排资金”。

区财政厅不得不又给“建立名特优水果新品种引进、研究与开发基地项目”追加了扶持资金80万元。

事实上，无论是“成立桂林市农业发展研究中心”，还是“名特优水果新品种引进、研究与开发基地”，这些所谓的项目在现实中均不存在。

政府下拨的支农资金被孙瑜和贺强一一“装”进了瑞成公司的腰包。

“空手套白狼”让两人尝尽甜头，他们的胃口也越来越大，甚至一度到了贪得无厌的地步。

2006年6月，孙瑜到桂林指导检查工作，闲暇之际找来贺强：“今年青秀山别墅的装修一定要搞了，记得要用红木，要找一些像成都会所里样式的家具。”

贺强告诉孙瑜，前面的钱用得差不多了，按照这个要求，剩下的钱可能不够装修费用。孙瑜听后有些生气，催促他赶紧再去办报告。

在孙瑜的指示下，贺强又虚构出“桂北柑橘品种改良试验示范基地”项目，并找到桂林市政府一位副秘书长帮忙，由桂林市政府出文件向自治区政府“要钱”。

经孙瑜批示后，自治区财政厅据此下拨了70万元的农业科技推广示范补助。

值得一提的是，孙瑜、贺强二人贪污的最后一笔国家资金名目来头颇大——“漓江流域石山地区石漠化治理研究”。

漓江是桂林的母亲河，旅游业的黄金水道。多年来，国家和广西一直都十分注重漓江水域的保护和综合治理。

曾担任桂林市防洪及漓江补水枢纽工程建设领导小组组长的孙瑜从中看到了“商机”。

2006年9月，贺强到桂林机场接机。在机场贵宾厅，孙瑜“面授机宜”：

让贺强找桂林市雁山区政府出面，以瑞成公司承担“漓江流域石山地区石漠化治理研究及示范项目”的名义申请林业款。

孙瑜批示依然是：“从主席预备费中安排资金予以支持。”

自治区财政厅不得已只好再次下拨了100万元的补助资金，不过值得庆幸的是直到案发，这100万拨款尚有80万元未进入瑞成公司的账户。

案发后，孙瑜对自己的贪污事实供认不讳，并解释之所以让贺强多次上报项目申请扶持资金目的有两个：

一是“用于别墅装修”，二是“买些字画到北京跑关系”。只因在副主席的位置上一待就是9年，眼见扶正无望后，便产生了上调到北京部委任职的想法。

可笑的是，320万元到了瑞成公司的账上后，孙瑜还未来得及“装修别墅”，便被贺强“暂时挪用”，用于瑞成公司日常经营。

直至庭审开庭，孙瑜才得知，一直对自己忠心耿耿的贺强连别墅装修的具体方案和预算都没有准备过，此前给自己不过是“画了一个饼”——出了一张别墅装修效果图而已。

三、巧借权生钱

除了贪污公款之外，孙瑜还巧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帮人办事从而收取贿赂。

2003年年底，柳江县恒兴板业公司老总张凤庭找到孙瑜，希望能够租到广西农垦国有新兴农场的土地。

孙瑜答应帮忙，随即给自治区农垦局局长打招呼，恒兴公司如愿租到农场。

2004年年底，张凤庭再次找到孙瑜，希望广西农垦糖业集团柳兴制糖厂能给自己供应蔗渣。孙瑜亲自打电话给糖厂董事长，让糖厂考虑锅炉燃料用煤。

本来，柳兴制糖厂经班子开会研究，精制糖技改项目原定燃料用蔗渣，因为孙瑜的一个电话只好改为烧煤。

柳兴制糖厂为此增加投资400万元，而节省出来的蔗渣只好眼巴巴看着被供应给了张凤庭。

帮了两次忙后，孙瑜托人带话，想让自己读法律研究生的女儿到张凤庭的公司当法律顾问，聪明的张凤庭借机奉上了50万元的“法律顾问费”。

2005年4月，贵港甘化集团投资种植速丰桉需要大量的木材，而贵港市木材釆伐指标有限额。

公司董事长林德犯愁之际想到了早年从贵港政坛起步的孙瑜，于是以集团的名义给孙瑜打了报告希望获得帮助。

孙瑜作出“尽量给予照顾解决”的批示后，自治区林业局给贵港市甘化集团“戴帽”追加了1.5万立方米的采伐指标。

为了日后继续得到孙瑜的关照，甘化集团以聘请法律顾问的名义往孙瑜女儿的账户上汇去50万元。

四、情系“古玩”

孙瑜格外爱好“古玩”，而正巧也有人能合他心意，这个人叫马新生。

2006年5月，马新生为孙瑜在郑州古玩市场选了“云头条案”等一批老式家具15件套。

云头条案

孙瑜带着“三大金刚”贺强、薛建国等人到郑州实地査看后，这批家具被运往了桂林5号公馆暂时存放，马新生为此支付了39万元。

马新生是个商人，自然不会无缘无故的讨好孙瑜。原来他曾从东北收购了3万吨玉米，找到分管粮食工作的孙瑜是希望帮忙找个好销路。

孙瑜想到了自己昔日的一位“老部下”，他曾任自治区粮食局副局长、时任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广西分公司总经理。

接到孙瑜“指示”的这位老部下考虑到孙瑜是自己的老领导，以后重大事项还需要地方支持，便卖了一回人情，釆购了3万吨玉米，马新生因此获利60万元。

2006年9月，身兼广西防汛抗旱指挥长的孙瑜带着部下——广西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主任朱新永到新疆出差。

在乌鲁木齐一家地矿商场，孙瑜看上了一尊玉观音雕像，久赞不绝，遂让朱新永想办法把玉观音买下来。

朱新永打电话回家，让妹妹汇25万元到银行卡说有急用。钱到后，朱新永花19万元将玉观音抱回南宁送给了孙瑜。

事后，孙瑜多次暗示朱新永，“好好干，有机会要把你提成副厅级干部”。

五、逃避调查却被骗

在孙瑜的受贿款项中，最大的一笔为170万元，而这笔最大的“受贿”颇具讽刺性——老板为“摆平”中纪委对孙瑜的调查，花了170万元找关系，却落入了骗子的圈套。

2004年11月至2006年上半年，孙瑜接受广西北海高升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雷光旭的请托。

通过书面批示等方式先后帮助该公司从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获得水产畜牧项目补助经费80万元、甘蔗良种繁育基地建设经费60万元。

为了加大对雷光旭的支持力度，孙瑜亲自出面跟自治区发改委打招呼，要求自治区发改委把高升公司的一个项目列为广西现代农业示范基地，并上报国家发改委。

随后，高升公司获得了国家400万元的扶持资金。

2007年，听说中纪委正在调查孙瑜的问题，雷光旭表示要“报恩”。

他先是找到了一个老革命家的后代，经其介绍，雷光旭和孙瑜在北京找到了两个名为“陈松柏”和“黄锦斌”的能人。

两人吹嘘“能摆平中纪委的调查”，但同时也提出，“两三百万的活动经费是少不了的”。

孙瑜和雷光旭密谋商议后，由雷光旭筹集了170万元，而孙瑜也想办法“自贴”了100万元，分几次汇到陈松柏和黄锦斌指定的账户。

结果令孙瑜和雷光旭没想到的是，这两个人根本就是骗子。

案发后，警方查明，陈松柏和黄锦斌均系无业游民，钱骗到手后，二人到澳门进行赌博，后来分别因诈骗罪在南宁市中级法院接受法律严惩。

六、开会失踪露端倪

2007年，身为分管农业的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孙瑜受命到北京参加国务院召开的一次全国性农林会议。

此次进京，他还带上了一位相熟的老板，原因是出门在外免不了吃喝接待，有老板相伴左右方便“埋单”。

国务院会议（图文无关）

整个会议行程安排为7天，会议期间孙瑜还不忘和自己在深圳的“情人”短信传情。

会议开到第3天，孙瑜觉得很无聊，他很思念这位远在千里之外的“红颜知己”，精明的老板很“知心的”奉上北京至深圳的往返机票。

按照孙瑜的计划，当晚抵达深圳与“情人”约会后第二天再飞回北京继续参加会议，然而一个意外的插曲改变了一切。

当天夜里见到“情人”的孙瑜格外开心，不免多喝了几杯。却不想因为饮酒过多在酒店房间的卫生间里不小心摔倒，被碰得头破血流。

被送往医院的孙瑜被确诊为轻度脑震荡，原本的计划不得不取消，会议自然是无法再参加了。为了避免“麻烦”，孙瑜选择了关机。

一个正在参加会议的副省级干部3天联系不上，也未请假，这让北京和广西两地相关人员有些不安。

而在深圳诊治3天后，孙瑜在一片猜测声中回到了自己主宰一方的八桂大地。

组织上担心孙瑜受到伤害或者有难言之隐，便推心置腹地找其谈话。可孙瑜仍想着欺骗组织，在党委主要领导面前强调：“在北京不小心摔伤，并无大碍”。

但是他并不知道在自己神秘失踪的那3天，中央有关部门动用了高科技手段对其进行寻找。

而他却隐瞒了自己在深圳这一事实，反复强调自己是在北京不小心摔伤的，这与调查人员所掌握的情况有些出入。

孙瑜的一番遮遮掩掩引起了组织上的怀疑，于是有关部门介入了此事调查。调查发现，孙瑜对组织上的交代并不真实。

实际上此前，中纪委曾接到过针对他的举报，而此次神秘失踪无疑提供了一次很好的契机，中纪委将他随行的老板和远方的“情人”一起纳入调查范围，并着重从作风问题入手。

举报信中，除了针对孙瑜本人外，还涉及朱新永、薛建国、贺强3人。

为了排除地方干扰、方便查案，中纪委还从湖南、四川、海南等地抽调了纪检干部，成立了专案组，进驻广西。

七、“政坛黑马”终落网

2007年11月100，作为广西代表团团长，孙瑜率团到广州参加了“第八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这是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此后不久，孙瑜便被中纪委专案组“双规”。

2009年8月31日上午，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孙瑜一案经审理后作出一审判决：

以贪污罪，判处孙瑜有期徒刑15年，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60万元；

以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4年，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40万元；

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8年，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00万元。

南宁中院审理查明，2004年下半年至2006年11月，孙瑜利用其担任自治区副主席的职务便利，指使他人虚构项目，共同骗取国家资金共计人民币400万元，其中80万元未遂；

2003年底至2007年8月，孙瑜利用上述职务便利，为他人在解决原料供应、审批木材釆伐指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先后索取和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328万余元。

案发后，部分贪污赃款和大部分受贿赃款已被追缴。

法院认为，孙瑜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伙同他人共同骗取公款的行为构成贪污罪，贪污数额特别巨大；

孙瑜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索取和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构成受贿罪，受贿数额亦特别巨大，均应依法惩处。

鉴于孙瑜贪污犯罪存在部分未遂及部分赃款已追缴的情节，其在被审查期间，主动坦白有关部门尚未掌握的大部分受贿犯罪事实。

且大部分受贿赃款赃物已追缴，认罪悔罪，可酌情从轻处罚，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笔者感慨：孙瑜这匹“政坛黑马”驰骋多年，风光无限，却在金钱美色面前“马失前蹄”，跌落万劫不复的腐败深渊。

从诸多高官腐败“落马”最终伏法的案件可以看出，在当今法治社会，任何人的任何行为都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如若藐视法律，以身试法，最终必将自食恶果。

身为一方领导，要深知自己肩上的责任之重，所以要更加慎言慎行，以身作则，时刻用党纪国法严格规范自己，树立牢固的思想防线，才能更好地渡过权力关、金钱关。

要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定反腐倡廉、打击违法犯罪的决心，遏制贪污腐败不正之风的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