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64年，留在大陆特务三人首次相聚，首次谈论各自多年真实经历

一扇早已褪色的打开的木制朱红色大门前，并排站着三位普普通通的白发苍苍的老人。

很奇怪的是，他们虽然已到暮年，但每个人都显得精神抖擞，眼神有力似乎能从他们眼神中看到属于他们的那段峥嵘岁月。

（从左往右分别为王庆莲、戴以谦、祝仁波，摄于2013年）

这三位老人就是今天故事的主人公王庆莲、戴以谦、祝仁波，他们三位在今天以前未曾蒙面。

却因为一个共同的身份相聚在这里，那就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留在大陆的原国民党军统的人。

一、王庆莲的一生

首先，作为三人中间唯一的女性，又经历过那样一个时代，王庆莲势必会受到人们更多的好奇，那我们来先说一说她。

(王庆莲)

命运相似

说到军统女特务，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应该是前两年非常火的一部剧《伪装者》中由女演员宋轶饰演的“于曼丽”。

《伪装者》中的于曼丽是沦落风尘，被人所救又替兄报仇，然后入狱，最终被军统所救，培养成了军统特工。

与之不同的是，幼年丧父的王庆莲，与母亲相依为命，一起生活在外婆家。

值得一提的是，外婆的儿子早年也加入了军统。

为了缓解经济压力也是为了帮女儿谋求一个“好的”工作，在一次军统在江山县招人时，王庆莲的母亲也帮女儿报名了。

军统职业生涯

那次军统局一共招聘了20人，王庆莲是其中最小的。这到底是幸运还是不辛呢？

他们这一批人没经过培训就直接被送往了重庆。

王庆莲最初分到了打印秘密文件的工作，工作一段时间后，被调回了军统局译电科，担任译电员，军衔准尉。

领着少尉工资的王庆莲并没有因为被调回局本部而变得更容易，相反军统内部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生活极其规律。

只读了六年书的王庆莲，文化程度限制了她译电报的效率，所以即便股长是她亲舅舅，她完不成任务也还是要加班。

业余生活

十七八岁的王庆莲风华正茂，风姿绰约，正是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作为军统局的年轻女长官，自然少不了有社交活动。

军统局当时周有半天的休息时间，王庆莲老是趁这个时间去看当年最火的、热播的电影，还偷偷跑到舞厅同当时著名的男演员学了交际舞。

与军统局其他人的关系

在王庆莲最爱美的那几年，经常喜欢涂口红、修眉毛和穿漂亮的衣服，这却招来了女上司的不满，记了一次大过处分。

王庆莲一共在军统工作了三年，期间历经了两任局长——戴笠和毛人凤。

据王庆莲所说，她眼中的戴笠，是个说一不二的神气的人。而且他们内部也从不会叫他戴局长，都叫他戴老板。

在她的印象里，觉得戴老板还是看起来比较正派的，一眼看过去，并不像有的人说的阴狠毒辣。

在王庆莲口中的戴笠似乎与大众心中的戴笠形象非常不符，这可能就是戴笠分对两种人，对自己人确实非常友好吧。

当然，在自己人眼中的毛人凤其实也不是那么的严厉，在王庆莲眼中的毛人凤就是一位随和的领导，还关心下属。

毛人凤会让他的司机先送喝醉的下属回家，也会在大领导打人时过去劝架，请假也会很快批复……

这样的毛人凤看起来似乎真的是个很好的人……

离开军统

1945年抗战胜利后，王庆莲的同事们跟随军统局一起分批坐飞机撤去南京，但是王庆莲的女上司不让她跟他们一起。

不服气的王庆莲便自己约好了六个同事，自己搭各种交通工具历时近一年才终于抵达南京报道。

但是女上司在看到他们后并不高兴，还扬言要把她关起来。

于是，王庆莲害怕了，主动给当时的军统局局长毛人凤打了长假的假条，回去陪年纪大了的母亲。

这一走，终其一生，王庆莲都再未回过军统。

留在大陆

1949年军统陆续撤到台湾，王庆莲为了照顾年老的母亲，选择留在了大陆，这一选择也使她后面的生活非常波折。

动荡的年代

离开军统局之后，同年八月，国共和谈失败，为军统工作过的王庆莲自然而然被划分为“反革命”……

随后便是漫长的黑暗期。

平凡的生活

直到1979年一系列政策的落实，王庆莲和家人先后被平反，在共产党的帮助下，逐渐回归了正常的生活。

“在乡下的23年也给我算了工龄，到我现在退休31年，共产党养了我31年。我从内心里感谢共产党，这是我的肺腑之言。“

最后，王庆莲在她的自传结尾写着：解放后我仅仅工作过8年，虽然以后受了那么多罪，那都已过去了。

毕竟共产党养了我将近31年，我的晚年过得很幸福。

从自传中可以看出，晚年幸福的王庆莲非常感谢共产党对她的帮助。

二、戴以谦的一生

与照片中其他两人坎坷的身世不同，戴以谦在当时算得上是十分正统的世家，家庭条件也是当时几人中最好的。

也是唯一与戴笠有亲缘关系的。

初出茅庐

戴以谦初中毕业后去了忠义救国军当接待员，军衔少尉。

半年后，戴以谦工作变动，去了军统东南办事处，成为了军事物资部的副官，军衔中尉。

奇妙的缘分

刚入军统的戴以谦，便在一天“偶然”碰到了戴笠，“小昵鬼，为什么在这里”，这是戴笠刚见到他时问他的话。

仕途顺畅

在戴笠与戴以谦这两位本家重逢后，自然而然地，从那以后戴以谦被戴笠要到了军统局工作。

进入军统以后，戴以谦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处事灵活善变，各种活动都能妥善处理，戴笠十分信任。

没多久就成为了戴笠的机要秘书。

戴以谦眼中的戴笠

戴以谦说，戴笠这个十叔公吧，平常不总穿军装。只在正式场合，穿中将军衔的军装。

据戴以谦所说，戴笠出门经常携带一把勃朗宁，与其他人习惯把枪带到腰间不同，戴笠习惯把枪套绑在小腿上。

这是为了方便躲避射来的子弹，并且能迅速拿枪射击。

据戴以谦所说，戴笠与孔祥熙向来不和。有一次，孔祥熙所属的一名手下，负责运输事宜。

被孔祥熙看重，可他利用滇缅公路搞走私，运气不好，正好被戴笠拦截。

随后在车上发现了大量的违禁品，于是戴笠立刻报告给了蒋介石，蒋介石非常生气，当即下令枪决他们。

然后，意料之中地，来自宋美龄的电话很快就打来了，戴笠也不管她，接起电话就对她说，那些人已经被处决掉了。

但其实当时还没有执行。

关于戴笠的死

关于戴笠飞机出事，大部分猜测是觉得戴笠去见蒋介石，才遇到危险，其实他们猜的都不对。

戴以谦说，我们当时收到的电报是，戴笠当天其实是要从青岛飞到上海，去杜月笙儿子的婚礼，我们则要在机场等着接他。

由于当天有大雾，飞机会在高空盘旋很长时间，才能下落，所以主副油箱必须都加满油。

原计划是他们飞到上海如果不能降落的话，就去南京，如果还是不能降落的话，最后再飞重庆。

如果都不行的话，就回青岛。这过程都必须油箱的油是够的，可惜没想到会导致飞机失事。

所以当大家知道戴笠的飞机出事时，得知消息的所有人都吓懵了。

后台消失，怀疑自己的道路，重新抉择

1946年，因为戴笠意外坠机死亡，军统群龙无首，各方势力蠢蠢欲动，都想接手这一庞大的势力。

军统内部也竞争激烈，“失势”的戴以谦身份尴尬，所处境地越发艰难。

这时，他突然意识到自己似乎真的走错了，军统真的是条不归之路。

于是他选择即刻前往投奔傅作义的队伍，在国民党大都逃往台湾的时候，他和傅作义选择一起向解放军投诚。

北平解放后，戴以谦选择回老家去当一个农民，他认为此时此刻的他最适合当一个农民。

为自己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1958年，在老家务农的戴以谦被逮捕并判处5年有期徒刑，对于这个结果，戴以谦不上诉，认为他自己是有罪的。

也因为他的刑期，也因为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戴以谦的妻子怕牵连到自己，迅速与他划清了界限，带着孩子远嫁了。

（晚年戴以谦）

风波已过，内心平和

2013年，89岁的戴以谦接受采访时，还展示了擒拿术。戴以谦说，我现在的生活，已经比抗战时好太多了，我很满足。

戴以谦晚年的时候身体开始变差，也没有人照顾，当地政府就把他送到了养老院，还每个月都给他发一些补贴。

养老院里经常会来一些志愿者，他们经常陪着戴以谦说话，这让孤独了几十年的戴以谦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他没有想到，在他晚年的时候，政府不仅没有因为他曾经的身份针对他，还让他晚年有了依靠，这让他非常感动。

暮年请求

于是他便向志愿者求助，提出他想见见和他一样的人，看看他们现在的生活状况，志愿者也答应了他并且找到了。

这就有了开头的那张照片。

三、祝仁波的一生

在志愿者找到祝仁波时，他已经九十多岁了，九十多岁的他在志愿者的搀扶下与其余两人见面。

（老年祝仁波）

谁能想象耄耋之年的祝仁波，出门还需志愿者的搀扶，却还可以进行机电维修。

与其他两人相比，祝仁波的遭遇似乎好了一点。

父母双亡，姐夫相助

祝仁波1922年出生在上海，而后经历父母双亡、家庭破碎，后幸得姐夫相助，得以进入浙江警官学院，学习无线电技术。

在不断接触中，祝仁波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作为姐夫的陈一白，同时也作为著名的电信专家，一直不断的鼓励祝仁波。

并对他给予了非常多的帮助，帮助他理解晦涩难懂的电信知识，相信他一定会学有所成。

出入军统，经历生死

淞沪会战之后，祝仁波调到了军统第四处第二科，负责发报机的制造维修与人员培训，他依然可以做热爱的事情。

“1940年前后，大概，我转去重庆，并于1943年进入空军部，我们人事上虽然属于军统”。

“但公开身份都是陆军空军这样的身份，之前我是陆军上尉，进入空军后为少尉，因为其时编制空军同等军衔比陆军高二级。”

说到危险，其实，作为专业技术人员的祝仁波，很多时候所冒危险，比前线作战更危险。

比如，作为技术人员，经常需要前往沦陷区为遭到日军破坏或者发生电台故障的站点去新装或者维修电台。

日军最为痛恨电台站点，侦听扑杀极其疯狂，相关人员的处境最是危险。

军统内部都有严格的规定，接触都是单线联系。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我从重庆出发到南京紫金山，去接收日军雷达。

　　1946年，离开空军，进入交警总局电讯总队，仍旧做机务工作。

1948年，局势开始动荡，机关人员撤离，祝仁波却留了下来，问其原因，他只说道：

“我自幼父母双亡，是这片土地养育了我，我舍不得离开”。

留在大陆，成家立业，短暂的幸福时光

靠着之前所学的电信知识，祝仁波在上海做起了生意。

有了一定积蓄后，1950年，与已交往许久的恋人顾利群结婚，爱人就是顾顺章灭门案中唯一幸存的孤女。

接下来几年，便是享受平凡生活。

动荡时代，家破人亡，锒铛入狱

1952年，祝仁波突遭逮捕判刑，其时，长子仅过周岁，幼子尚在腹中。从此开始数十载的牢狱生涯。

其中，因顾忌敏感身份及生存之原因，夫人只得与其离婚。

农场留用十六年

十年劳改结束后，考虑到他好歹还有门技术，于是上级就把他下放到农场做机电维修工人。

祝仁波本人一听，自己还能做个专业对口的工作，十分满意，带着自己不多的行李高高兴兴跑到了乡下农场。

孑然一身，感恩知足，溘然长逝

1980年，孑然一身的祝仁波获得自由，在政府安排下，于浙江宁海的一个小镇安度晚年。他十分知足的说道：

“这样已经很好了，我还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还拥有了自己热爱的事业，我感谢党，感谢新中国。”

2019年10月9日，祝仁波老人溘然长逝，享年98岁。

王庆莲、戴以谦、祝仁波三位老人在那段令人无法忽略的峥嵘岁月，在命运的洪流裹挟下，坚持不离开家乡的底线，在党的帮助下最终收获了还算完美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