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贵族和平民的斗争是推动罗马共和政治发展的内在动力，而斗争的主角是同属贵族的平民派和贵族派显贵。从罗马共和后期的形势来看，大而富的罗马在政治、军事、经济上出了一大堆问题，平民的赤贫化以及它带来的政治斗争已经动摇了国家的根基。

罗马贵族

平民派解决这一系列问题的方向是承认扩容、利用扩容、推动扩容，但落入了典型的民粹政治。无论是格拉古兄弟的行动还是马略的行动，都没有把大而富的罗马导入一个稳定的制度框架，反而破坏了原来就已经不够用的制度框架。

共和走向衰亡，他们难辞其咎。贵族派有办法吗？有，就是苏拉的内战、独裁和复古政治。苏拉的办法救了共和吗？没有。从人类的政治史来看，复古政治从来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严格来说，复古政治根本就不是解决方案。

内战烽烟

苏拉，在几乎所有的罗马史著作中都被当成导致共和覆灭最关键的人物。他的名字几乎成了西方乃至人类历史上“野心家”的代名词。

苏拉

普鲁塔克借用古希腊著名悲剧大师欧里庇得斯的话来点评苏拉说：“人类特别要留神‘野心’，所有那些拥有最高‘权力’的人，终究会摧毁和毒害追随的群众。”

阿庇安批评苏拉在共和里“成为事实上的国王”。西塞罗说苏拉对人民的慷慨完全是由野心所驱使。我在《西方史纲》里强调，大多数史书里对苏拉的脸谱化负面道德评价知道就行了，放下浓墨重彩的道德脸谱才能把真正的大势和关键看清楚。

苏拉确实是奸雄，带兵回京当然是错，终身独裁当然也是错，恐怖统治更是错得离谱，但我认为他最大的错是没有利用手中的无上大权为罗马制定一套面向未来的新制度框架。

我的这些基本观点没有改变，本节要进一步细究苏拉靠独裁专制强力支撑的复古政治为什么救不了共和。在上一节谈马略的时候已经提及苏拉，用一句话总结苏拉的前半生的话，那就是：马略跟他，简直是“既生瑜，何生亮”。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俩之间的纠葛。

朱古达战争

32岁的苏拉初出茅庐，去马略手下参加朱古达战争。马略经过军队改革的新式部队并没有迅速拿下对手，而苏拉去了之后凭借过人的胆识深入虎穴，通过外交手段生擒了朱古达。

随后，同盟者战争开打，意大利盟友们因为公民权不平等的问题和它带来的分配不公已经忍无可忍，而执政官马略实在没有能力处理公民权扩展的问题。在这次战争中，苏拉立得头功，马略表现平平。

“阶级”一节谈过，罗马通过了《尤利乌斯公民法》，用发放公民权的办法分化瓦解了反叛的盟友们，战争才得以平息。战争结束后，苏拉当选执政官，被派往亚洲作战。

然而，老骥伏枥的马略喜爱荣誉和渴望名声已到疯狂的程度，他想再立新功，也想遏制苏拉，居然伙同保民官苏尔皮基乌斯把苏拉的统帅权搅黄了。

苏尔皮基乌斯

苏尔皮基乌斯是典型的民粹煽动家，他召开平民大会通过决议把亚洲战争的指挥权交给了马略。民粹领袖败坏朝纲已经到了挟平民大会踢开元老院废立执政官（决定统帅权归属）的地步了！

苏拉可不是善主，他跑回兵营调动了三万五千名罗马正规军将士，要求他们为自己恢复名誉，罗马正规军第一次把兵锋指向了罗马城。

盐野七生女士在此处非常明确地点破了苏拉带兵回京夺权的要害：军队私有化，她形象地说，这些在同盟者战争中支持苏拉的老部下此时此刻已经把苏拉当成了他们的“老板”。

马略军队改革意想不到的后果竟然来得如此之快，募兵制造成了兵随将转，进而引发了军队私有化，军队就成了将军的公司，将军就成了士兵们的老板。

结果，马略逃跑，没跑掉的苏尔皮基乌斯被处死，头颅放在罗马广场示众。不过，这次苏拉还没有实行恐怖统治。到这里，我们先暂时停下来，深究一下罗马的第一次内战。

内战对任何悠长的文明来说都是难以逃脱的创伤和痛苦。孟子就对中国文明的第一阶段大规模内战表示了强烈的愤慨，正所谓“春秋无义战”。内战之所以对共同体和其中的人伤害如此之深，根源在于它蕴含着极其深刻的矛盾和悖论。

既然是“内”，何必开战？既已开战，“内”“外”又将如何区分？内战在根本上把“我们是谁”这个本来就难以回答和安顿的大问题变得更加模糊难辨。

在和同胞的血腥厮杀之中，一连串灵魂拷问都会变得没有办法回答：我们是谁？他们是谁？他们不是我们吗？他们为什么不是我们？如果他们不是我们，我们又是谁，他们又是谁？有位非常著名的公法学家曾经这样感慨过：

内战有其特别残酷的方面。内战是兄弟阋墙，因为它是在一个共同体的，包括对手在内的政治统一体之内进行，在同一个法律制度之内进行，因为，交战的双方同样绝对坚持和绝对否定这个共同的统一体。双方都绝对地和无条件地将对手视为不义的一方。它们以正义的名义取消对手的正义性。

内战意味着“我们人民”分裂成两个势不两立的军事集团展开你死我活的血腥斗争，要将曾经的公民兄弟置之死地而后快。

双方都同时绝对坚持“这个国是我们的国”和“这个国不是他们的国”，在这种坚持当中，双方都坚决地把对方从“我们人民”当中排除出去，成了敌人，成了绝对的“他者”（Other）。

双方都自以为正义而且对方不义，双方都为了维护共同体的完整而丧心病狂地破坏共同体的完整，双方都在毁灭对方的过程中既毁灭了自己也毁灭了共同体。

兄弟阋墙、父子反目、朋友成仇、战友断义……曾经所有美好的“在一起”，如今都变成了冷冰冰、恶狠狠乃至血淋淋的“弄死你”。

正是因为同胞之间的极度敌对，所有人的是非标准都被严重地颠覆了，所以，“内战不仅危险，而且会导致道德沦丧”。

对一个经历残酷内战的国家来说，它承受的不只是看得见的巨大破坏，更是看不见的道德亏空。内战的后果如此严重，百病缠身的罗马共和毁于其中，确实是劫数难逃。

罗马对于西方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发明了“内战”。这件事情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难道不是有政治共同体就有内战了吗，何须等到罗马人来发明，古希腊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不就是希腊世界的内战吗？

阿米蒂奇给出了很有意思的解释，我觉得非常有道理，他的解释能够帮我们更深刻地认识罗马，也更深刻地认识内战。

他的解释大致是这样的：罗马人发明的“内战”一词（拉丁文是bellum civile，翻译成英文是civil war），揭示出了上文谈到的内战的矛盾和悖论。本来，罗马人对“战争”的观念非常明确，它就是为了抵御外敌，最终实现正义的武装冲突。

为了正义，针对外敌，使用暴力，法律在这个地方是沉默的，杀人抢劫这些和平世界里的犯罪行为在战场上根本就不算违法，更不是犯罪。

相应地，罗马是法治之境，刀剑必须沉默：作为罗马军队总司令的执政官在罗马城里也不得配备武装，元老院议事不得携带武器，将军胜利回国必须在卢比孔河或者布林迪西解散军队。“战争与和平”对应着“外与内”，对应着“敌人与同胞”，对应着暴力与法律。罗马人发明“内战”这个词，就是对这种多重基本界限被打破的反思。

civil的本义是“公民的”，公民之间怎么会有战争，应该只有诉讼才对；再升级一层，civil的延伸意思是“礼貌的、有教养的、文明的”，讲礼貌的、有教养的文明人之间怎么会用粗俗、野蛮的暴力来解决问题？

在罗马人看来，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细致描写和严厉批评的那种敌对行动叫“党争”（stasis），属于各个城邦的人们为了党派利益结党营私、勾心斗角最终导致火并，和罗马共和一国之内的公民相互敌对大不一样。

“党争”固然也很坏，但没有共和国这个大前提，又哪儿来的“内”呢？而没有“内”，敌对斗争的逻辑和残酷性大不一样，心理纠结和道德混乱更是大不一样。

恺撒大帝

苏拉固然受了委屈，但发动内战就是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随后的恺撒和庞培对决、屋大维和安东尼对决以及帝国时代数不清的内战，都从苏拉开始，他背负骂名理所当然。

不过，把共和内战单纯归咎于苏拉的野心和血气就太过简单了。总体而言，大而富的罗马变得极度贫富不均，社会分裂已经出现；格拉古兄弟改革正式启动了民粹潮流，共和被分裂成平民派和贵族派；马略的军队改革客观造成了军队私有化，军队加入了势不两立的政治斗争，内战就很难避免了。

我们要看清楚“人”，更要搞明白“势”。但势头不对的时候，一个国家败坏的速度快得简直让人瞠目结舌，发动内战的苏拉很快就让我们再次大跌眼镜。

恐怖统治

话说苏拉打完第一次内战之后并没有实行恐怖统治。相反，他还很大度地安排了平民派领袖秦纳当执政官，意在缓和贵族派和平民派的冲突，然后就高高兴兴带兵去亚洲了。

结果苏拉前脚走，秦纳后脚就把他打成了国贼，还剥夺了苏拉的统帅权，苏拉和好几万兄弟在前线就成了无名之师。秦纳控制不了罗马的局面，迎回了逃跑的马略，结果马略进了罗马城就实行大屠杀。杀完没几天他就去世了。

马略的大屠杀上一节已经仔细谈过，现在我们看苏拉。马略去世，苏拉在做什么？苏拉没有忙着回罗马算旧账，而是安心地把亚洲的米特拉达梯战争打完，而且还让几个盟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建立好帝国东部的政治同盟关系。

这还没完，他优哉游哉地在希腊待了一年。三年就这么过去了。真是够沉得住气啊！三年里，苏拉的队伍越来越壮大。士兵不用说。

罗马遭到马略的大屠杀，能跑的贵族都赶紧跑，大多数都跑来了苏拉身边。苏拉的元帅大帐都可以开元老院会议了。其中有两个带着军团来投奔的年轻人要特别提一下，就是庞培和克拉苏，他们后来和恺撒组成了“前三巨头同盟”。

胜券在握，苏拉给罗马的元老院写了一封信，正式告诉他们：我胡汉三要回来了！秦纳、马略的儿子一干人等不是苏拉的对手，苏拉很快就扫清了所有障碍。

苏拉用公文告诉元老院，他要做无限期独裁官，元老院只有点头的份儿。苏拉这才风风光光地进了罗马城。进城就任终身独裁官之后，苏拉实施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恐怖统治。他的办法是“公敌名单”。

列入名单之人即为国家公敌，即在诛杀之列，而且株连父子兄弟，财产全部充公，任何人杀死他们不仅无罪，而且可以领赏；包庇他们，则与之同罪。关于名单上究竟有多少人，数字并不确切。

阿庇安说，有元老40人，骑士1600人，不久之后又添加了不少；普鲁塔克说，第一天80人，第二天220人，第三天更多，那至少就是520人。

蒙森说，名单上最后大约有4700人，尽管很多古代作家记录不一致，但“这些不同的报告并无大相冲突之处，因为被处死的不只是元老和骑士，名单在数月之内随时可以加入人名”。

苏拉的第一重目的是清洗政敌，以马略为首的平民派宁可杀错，不可放过。

马略已经去世，被苏拉从坟墓里挖出来锉骨扬灰，和他有关系的人都被处死，甚至死前还要遭受侮辱和酷刑。格拉古兄弟的家族无人幸免。

苏拉

苏拉一点也不在乎错杀任何人，只要有人提议往名单里加上谁的名字，他都同意。而且，清洗的范围不只是在罗马城，而是扩散到了整个意大利。胆敢包庇公敌的城市，会被武力占领，拆除城墙，甚至烧杀抢掠。

这样一来，杀人就不限于清洗政敌了，有的人“公报私仇”地把自己的仇人添进去，有的人却是为了谋财害命，有的人甚至杀了人领了赏再把名字补进去。这是一场坏君主和坏人民紧密联手的狂欢。罗马如此堕落，在恐怖统治中已经成了人间地狱。

苏拉的第二重目的是掠夺财产。

贵族和骑士上了黑名单，财产自然充公，他们的土地和财宝都落入了苏拉和他的同党手中。短时间大量地产流入市场甚至引起了地价暴跌。

在这里面最得意的是克拉苏，他嗅觉灵敏地在这桩千载难逢的大生意里尽情捕猎，成了遥遥领先的罗马首富。据说他的名言是：“能靠财产利息供养一个军团才算富有。”

苏拉的第三重目的是树立绝对权威。

他要为复古政治消除任何杂音。这是他实行恐怖统治最重要的“理性原因”。和马略非理性的大屠杀不同，苏拉不是极度狂热地投入恐怖统治，而是极度冷血地操控恐怖统治。

所有“失控”“过度”“扩大化”都是他默许的，他要“把屋子打扫干净再请客”。苏拉“是以抽象的眼光看恐怖政策，以为这是创行新专制政体所必需”。

恐怖，有其自身的“追求”，是“历史上，通过在被统治者中间制造恐惧心理以达维持权力和推行政策的一种经常运用的手段”。但这种残暴、血腥、反人道的无耻行径根本不可能为新秩序打好基础，以为“鲜血可以换来纯洁”是极其愚蠢的想法。

从好的方面来看，被恐怖威慑的人民不会真正对恐怖的实施者心悦诚服。

这甚至不是因为人民有多高尚、有多充满正义感，而是恐怖的心理机制本身是让人失去道德能力。说白了，恐怖就是把还活着的人都“吓傻了”。吓傻了的人像木头一样，没有道德判断力和行动力，甚至连感知力都丧失了。

他们怎么可能做出服从的道德判断？服从只不过是呆若木鸡的机械反应罢了。没有心，哪里来的心悦诚服！

从坏的方面来看，被恐怖威慑的人民会因为保命而陷入极端的机会主义。

杀人取赏、趁机敛财、公报私仇、出卖朋友、撒谎告密，人性中最丑陋、最肮脏、最邪恶的部分全部喷涌而出。所以罗马才变成了人间地狱。

恐怖不可能带来纯洁，只会带来极度的肮脏。恐怖实施者得到的不会是老老实实的顺民，而是寡廉鲜耻的暴民。罗马人民在恐怖之下要么成了呆子要么成了坏蛋，在这样的民情基础之上能建立什么好制度呢？

经过马略的大屠杀和苏拉的恐怖统治，一方面，罗马贵族作为一个整体衰落了，他们从前只是腐败和颟顸，现在都快被杀光了，剩下的又会好到哪里去呢？共和的主心骨阶级没落了。另一方面，罗马平民作为一个整体也腐化了，他们从前只是喜欢“面包和马戏”，现在都成了呆子和坏蛋，呆子醒过来之后大概率不也成了坏蛋吗？共和的基础阶级没落了。

罗马国家的名字叫“罗马元老院与人民”（SPQR），当元老院和人民都腐坏和败落了，罗马还凭什么撑下去呢？平民派和贵族派“两党的癫狂和罪恶等于八两和半斤，于是国家似乎更沉沦得不可救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