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屿墨史说

编辑|屿墨史说

前言

文明不服从运动停止后，印度民族运动再次陷入低潮。国大党在低潮时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路线，怎样才能摆脱当前面临的政治困境，又一次成为争论的焦点。民族运动阵营发生新的分化，出现不同潮流。

民族运动路线上的分歧

以安萨里、阿萨福·阿里、萨提亚摩蒂、布拉巴伊·德赛等为首的新的司瓦拉吉党人，主张重新进入立法会议，参加定于1934年11月举行的中央立法会议选举。他们认为，在政治处于低潮消沉时期，国大党不能够继续大规模运动，那么为了保证政治利益和人民斗志，利用选举和立法会议渠道很有必要，这并不等于相信通过宪法政治来获取自由，而是意味着开辟一条新的政治战线来帮助巩固国大党，有组织地扩大它的影响，帮助人民为下阶段的大规模斗争做好准备。

左翼人士不赞同国大党重新进入立法会议，而是主张继续或重新采取非宪法的群众运动路线。他们认为，虽然文民不服从运动停止了，但是客观的革命形势和群众的革命情绪仍然保持着，国大党不应退却，而应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发动群众，准备新的斗争。

但左翼领袖贾·尼赫鲁尚在狱中，1935年才获释。另一领导人苏·鲍斯也在狱中，后因病被提前释放，赴欧洲治病。左翼的主张未能集中反映出来。面对右翼和左翼在民族运动路线上的分歧，甘地出面打破和化解了这种困境。他根据20世纪20年代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低潮时期取得的经验，同意司瓦拉吉党人重新进入立法会议的主张。他甚至为他们辩护，认为议会斗争固然不能带来自由，但国大党中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不能进行非暴力抵抗或没有投身于建设纲领工作中去的大部分人不能无所事事。只要不陷于合法主义泥淖，他们在低潮时期把自己的爱国热情发挥在议会工作上对民族事业有益无损。

结果，在甘地的指导下，1934年5月在巴特那举行国大党全印委员会会议，同意国大党参加即将举行的立法会议选举，并成立议会局，着手从事准备工作。10月，国大党孟买年会批准了这个决议。甘地在回应对此决议持批评态度的左翼人士时说，他希望大部分人不会因为立法会议的工作而受到影响，司瓦拉吉绝不会通过这种方式实现，而只能靠民众意识的全面觉醒来实现。与此同时，甘地对尼赫鲁和左派人士担保说，停止文明不服从运动是受当时的政治形势决定的。

但这并非意味着采取一种漂流不定的政策，或在政治机会主义者面前低头，或对帝国主义妥协。文明不服从运动停止了，但战斗仍在继续。

他说，新政策建立在一个中心思想之上，即用和平行动加强和巩固人民力量。此外，他在1934年8月告诉尼赫鲁，他认为他有掌握时代脉搏的本领。另外，尽管面临来自拉贾戈帕拉查里和其他右翼领导人的压力，他还是力挺尼赫鲁当选勒克瑙国大党年会主席，以此安抚和满足左翼人士。此时，左翼团体有了新的发展。在贾·尼赫鲁和苏·鲍斯等左翼领袖的影响下，一部分左翼人士于1934年10月在孟买成立了“印度国民大会社会党”，简称“国大社会党”，在国大党内形成了一个全印社会主义政党，宣布要在印度为实现社会主义目标而斗争。贾·纳拉扬当选为党主席。贾·尼赫鲁出狱后，国大社会党人邀请他加入该党并担任领导。贾·尼赫鲁婉拒了，因为从保持国大党团结考虑，如果置身于一个党内有争议的派别之中，将不利于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而且，国大党左翼中有相当部分人只是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并不赞成社会主义目标，如果参加国大社会党，将会失去这一大批追随者。不过，虽然没有加入国大社会党，但贾·尼赫鲁仍然被视为国大社会党的思想领袖。他与之保持密切关系，有时参加他们的会议，并发表讲话。正因如此，国大党右翼也常常指责他是国大社会党的后台。

民族运动低潮期，甘地决定退出国大党

在民族运动低潮期，面对左右翼在民族运动路线问题上的争执，特别是面对左翼势力的增强，甘地确信他同国大党中强有力的政治潮流已不协调。在这种形势下，甘地决定退出国大党，继续走他自己的路，从事建设性纲领工作。1934年9月17日，甘地发表声明，表示将在形式上退出国大党。国大党各方人士多方挽留，他执意不允。10月28日，在国大党孟买年会上，甘地正式宣布退出国大党。他说，退出国大党后，可以“在思想上、言论上和行动上更好地为国大党服务”。从1934年10月起，甘地退出国大党，潜心于农村手工业、卫生和基础教育等农村建设工作，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甘地退出他一手改造的国大党，在国大党员和人民群众中造成了震惊和不解。实际上，甘地退出国大党是他独特思想体系与多数政治家之间矛盾分歧发展的必然结果。国大党多数领导人不满意他的领导思想与方式，他也不满意多数领导人的立场和方法。他在退党声明中指出，他本人与许多国大党员在非暴力问题、“不可接触者”问题、纺纱与土布等问题上存在分歧，特别是国大党内日益壮大的社会主义团体，与他的思想体系和领导方式格格不入。既然知道自己已经控制不了国大党，他认为在组织上退出国大党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国大党左翼和右翼都已经发展到他无法约束的程度，他感到无力要求国大党接受他的观点，而他自己也不想接受左右翼的主张。这样，与其在一个组织内都受约束，不如解脱这种约束各行其便为好。在组织上脱离关系后，还可在外部与党保持密切联系。

国大党接受了他退党，但要求他继续关心、指导国大党的活动。他退党后，仍被奉为党的最高领袖。国大党在涉及方针、政策、人事等重大决策时，都与他商量，取得他的同意而后行。他经常参加国大党领导机构的会议和年会，主动关心和指导国大党工作，在许多问题上起决定性作用。所以，甘地退出国大党不是退出国大党活动，更不是退出民族运动，只不过是退出国大党组织而已。

甘地在国大党和民族独立运动中的支配地位，并不在于他是否当主席，也不在于他是否留在党内，他是印度国大党和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精神领袖和有形无形的最高主宰。正如贾·尼赫鲁所说：“甘地一向是国大党的常任太上主席，他在国大党内（当然也在全国以内）是一个比任何国大党主席还要重要的人物。虽然在印度的很多人在百般事情上可能和他意见不同，虽然他们可能责难他或者甚至为了某些特殊的争点而与他分离，可是在印度的自由处于存亡关头而需要采取行动和斗争的时候，他们又会成群地向他奔来，并且把他看成是他们的当然领袖。”

甘地在退出国大党前考虑了他的接班人问题，并公开说明了自己的想法。1934年，他对社会主义者领导人讲话时说到他在国大党中的地位，贾·尼赫鲁是他的接班人。后来，他说得更明确：尼赫鲁是他的接班人，在他离开后，贾·尼赫鲁将接替他的位置。甘地的想法国大党虽然没有正式讨论和作出相应决议，但是具有强烈的政治影响，事实上被国大党和人民群众所接受。甘地退出国大党后，贾·尼赫鲁就在处理国大党内外事务上日益发挥重要作用，当然最重要的事情还要请示甘地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