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丨张楚：芷江 沈从文乡土文学创作奠基之地

田文国/摄

芷江 沈从文乡土文学创作奠基之地

文/张楚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声名远播的乡土文学作家，他生在湘西（凤凰），长在湘西（广义上的湘西，包括怀化、芷江），深受湘西人文环境的影响，他在以湘西为题材的大量作品中，把湘西的山水景物、风土人情、生活习俗描绘成一幅幅美丽动人的风景和风俗画卷，塑造了一系列体现“乡下人”思想性格的形象，给人们展示了一个神奇美丽、原始古朴而又充满人情美的“湘西世界”。这主要得益于他在芷江（当时称为沅州）的那段特殊的生活经历为其日后的写作积累了丰富的文学素材。

（一）芷江特殊的生活经历对沈从文人生价值取向产生了重要影响。

沈从文于1902年12月28出生在湘西凤凰（原名镇筸），他的父亲是苗裔。母亲是土家族，知书达理，对少年时期沈从文的影响很大。沈从文集苗族和土家族的血缘于一身，既具有苗人那种勤劳坚毅、重义轻利、崇拜自然的思想性格，也不乏土家人的淳朴劲勇、炽热沉静的内在气质。由于苗、土家等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长期杂居相处，受汉民族儒道思想文化的浸染，这里的少数民族也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汉化。所以，沈从文自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汉族儒道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加之他青少年时期耳濡目染湘西的风情习俗，受到这种特定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的影响，一种彻底的非派别、非政治倾向的思想支配了他对人生道路的选择。

芷江地处湘西，素有“滇黔门户，全楚咽喉”之称，这里山清水秀，历史悠久，名胜荟萃，是一座独具魅力的侗乡小城。自古以来，芷江就是汉、侗、苗、土家等二十多个民族繁衍生息的地方，是他们最早开发了这片土地，创造了这片神奇土地上最古老的文明。沈从文在1916年到1919年期间，作为补充兵，曾在靖国联军湘西第二军张学济的部队当了几年兵，先后到沅陵、芷江等地清乡剿匪，亲眼目睹了许多血腥的杀人场面。沈从文原名沈岳焕，“从文”这个名字就是他在湘西第一军司令部秘书处当司书时，军法处长肖选青给他取的名字。沈从文自从调到司令部秘书处，改“岳焕”为“从文”后，似乎每天的工作都与“文”有关，他除了天天整理抄写公文外，就是自己练字，有时也借些书看，如《三国演义》《西游记》《辞源》等等。直到1920年他所在的部队在一次救援战斗中遭到“神兵”突袭，人员所剩无几，张学济也在这次战斗中殉职。之后，沈从文所在军队剩下的人员均被遣散回家。

1921年初，沈从文为了生计，来到芷江投靠当警察局长的五舅黄巨川，被安排在警察局当税收员。他的七姨父熊捷三（熊希龄的弟弟）也住在芷江熊公馆。因为沈从文的五舅和七姨父都是芷江有名望有地位的人，且都爱好诗画、古玩、碑帖等，沈从文跟着他们经常在一起作诗、抄诗、写碑帖。特别是熊公馆里珍藏有不少中外名著，沈从文得以在这里阅读了大量书籍，不仅有中国古典名著，还有不少外国小说。如狄更斯的小说《贼史》《冰雪姻缘》《滑稽外史》《块肉余生述》等作品。特别是《块肉余生述》中的主人公大卫·科波菲尔，狄更斯把他描写成从一个孤儿成长为一个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作家，他善良、诚挚、聪明、勤奋好学、自强不息，有百折不回的进取精神，最后终于获得了事业上的成功和家庭的幸福。沈从文感到，书中所描写的人和事与自己的处境有许多相似之处，也在自己的内心深处产生了情感共鸣。他不禁在心中自问：我今后的路该怎么走呢？我的将来又会如何？沈从文深受作品中人物和故事情节的感染，幻想着自己今后也能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事业上的成功和家庭的幸福。从此，沈从文不管做什么，都很认真地投入。学习的劲头也更大了，他看书练字，手不释卷，笔不离手，勤学苦练。在书法方面，他师从警察局的师爷邓其鉴，此人擅长书法，楷书、行书、草书样样精通，远近闻名。沈从文以前练习的是小楷，通过邓其鉴的指导，他开始练习行草，学习一段时间后，书法大有长进。而且沈从文在警察局的工作职责是每天抄写税单和违警处罚单。他把这份工作也当作免费练习书法的好机会，每次都认认真真地写。字写得越来越好，深得他五舅黄巨川的赏识，人前人后，总是夸他：“想不到我这外甥已从小时候经常逃学的顽劣少年成长为现在做事这么认真的有志青年。”

沈从文在芷江生活的两年多时间，工作之余除了看书习字，就是满城到处去转，去看。城里各类大小店铺里的老板几乎都认识他，他也因此接触了社会上各行各业的人物，从社会名流绅士到社会底层的妓女、水手等，他都有所接触和了解。特别是经常去一些店铺和肉铺，与几个匠人及屠夫在一起喝酒聊天，更多地了解到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和思想状况。他深深感受到，这些生活在底层的人们，他们虽然生活艰难，有时甚至免不了还会做出一些上层人物所不齿的“坏事”来，但他们对待朋友的真诚和那种敢作敢当的豪气，是很难能可贵的。这份情感与体验，他在后来写的《从文自传》里有过这样的描述：“若把一本好书，同这种好地方尽我选一种，直到如今，我还是觉得不必看这本弄虚作伪千篇一律用文字写成的小书，却应当去读那本色香具备内容充实用人事写成的大书。”很显然，沈从文在芷江那段特殊的生活经历以及与各类人物的交往接触，从中学到了许多书本难以学到的东西，不仅对他的人生价值观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积累了不少生活素材。

如果说，沈从文在芷江那段生活和工作经历，让他有机会更多地接触了社会上诸多的人和事，广泛阅读了那本“色香具备内容充实用人事写成的大书”，同时还在熊公馆里有机会阅读了不少“用文字写成的小书”，使他收获了不少人生的感悟，开始对自己今后的人生做出思考和选择。那么，最后使他下决心离开芷江，去往北京选择另一种生活的直接原因，应该说是他在芷江与马小姐那段刻骨铭心而又以失败告终的初恋。沈从文因为书法好，在芷江已小有名气，警察局准备为在清乡剿匪中英勇殉职的警备队长段治贤书丹立碑，这个任务自然就落在了沈从文身上。沈从文极为佩服段治贤为民除暴、英勇无畏的精神，能为自己敬仰的英雄书丹立碑，心里当然十分乐意。最后“芷江县警备队长段治贤墓志铭”的碑文篆刻由沈从文完成，得到了芷江民众的普遍赞誉，沈从文也因为给警备队长篆刻墓志铭而名噪芷江。一些名流绅士对沈从文的才能大加赞赏，并想纳其为婿。特别是他的七姨父熊捷三，很想将女儿许配给沈从文，这样熊沈两家就可以亲上加亲了。沈从文的母亲也很希望能娶上熊家小姐做儿媳妇，今后在熊家的势力影响下，沈从文自然就会有美好前程。可是沈从文却不这么想，他有自己的追求和计划。他已经喜欢上了马姓小姐，并通过马小姐的弟弟以写诗的方式进行鸿雁传书，他也感觉得到马小姐对他已是芳心萌动。只是天公不作美，在一次土匪攻打县城的时候，马家为躲避土匪袭击，出城避乱，发生了变故，让这对有情的青年男女失去了联系，沈从文的初恋就这样莫名地夭折了。他非常难过，加之在与马小姐的弟弟交往过程中，马公子向他借了几次钱，在借了还，还了又借的过程中，莫名其妙地少了一千大洋，那可是沈从文母亲卖了老家房子的钱，交由沈从文保管，他不敢对母亲说，一时又没有办法补上这个亏空，他想不通这么多钱不对数，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他不敢面对母亲，只好选择离开母亲，离开芷江。于是一个人伤心地偷偷乘船到了常德，准备在常德转船去往北京，他认为只有到了离家很远的北京，才能让自己忘掉过去的伤心往事，开始新的生活。

（二）芷江古朴的山水人情美激发了沈从文对“人性美”的挖掘和赞美。

沈从文自幼就喜欢大自然，喜欢读湘西“社会这本色香具备内容充实的大书”。大自然是美丽的，在沈从文看来，亦无不具有“神性”，即“人性”。每当他置身于古朴美丽的青山绿水间，体味侗乡的风土人情，沈从文就会油然而生一种“人神和谐”的感觉。他善于把自然、社会与人生联系在一起，从中感受欢乐和忧愁，体味生命的意义。

“明山叠翠，㵲水拖蓝”。芷江位于明山脚下，㵲水河绕城而过。芷江古称沅州，明山叠翠便是著名的“沅州入景”之首。明山位于芷江县城北部，距县城10公里，岗峦重复，山明水秀。明山是楚地收录进《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为数不多的几座名山之一。曾以“缛浓翠色层叠，峰峰相对，岭岭相衔，遥望者但觉如屏风九叠，锦障千层”的“明山叠翠”而闻名于世。㵲水河发源于贵州省瓮安县，流经芷江县城至黔城注入沅江，是沅江较长的一条支流，也是古时候芷江到常德的一条水路要道。芷江境内山峰林立，溪河纵横，古朴清丽的自然山水，陶冶了沈从文美好的性情，对他的思想性格的形成和创作风格产生了特殊的影响。尤其是水，激励着他凝眸人生远景，粘合人生卑微；是水，滋润着他的笔头，给了他创作的源泉。沈从文在《一个传奇的故事》中有过这样的描述：“水和我的生命不可分，教育不可分，作品倾向不可分”。“水的德性为兼容并包，从不排斥拒绝不同方式浸入生命的任何离奇不经事物！却也从不受它的玷污影响”。“水教给我粘合卑微人生的平凡哀乐，并作横海扬帆的美梦，刺激我对于工作永远的渴望……我一切作品的背景，都少不了水。”确实，沈从文喜欢将作品的故事和笔下的人物置于水的背景之中，诸如《边城》《湘行散记》《丈夫》《三三》《长河》《一个多情水手和一个多情妇人》等等，无不以水为背景，或是滔滔江水，或是汩汩溪流，为他笔下的各种人物提供了演出悲欢离合的舞台，而那凄幽婉丽的故事本身，更具有水一般的缠绵柔情。

沈从文在芷江生活工作期间，不仅经常出入城内的商店、杂货铺、屠户铺、索子街、吊脚楼、码头、风雨桥、古城墙等等，还经常出城游览芷江的名胜风景，如杨溪云树、花山寨、明山观等。有时也乘船沿㵲水河逆流而上至蟒塘溪游玩，尽情领略芷江美丽的山水景观，不但陶冶了他的情操，而且激发了他日后在文学创作中对“人性美”的挖掘和赞美。

在沈从文看来，不仅大自然本身很美，而且人化的自然，如房屋、城墙、农作等等的装点显得更美。如“沅州上游不远处有个白燕溪，小溪谷里生长芷草，到如今还随处可见……那种黛色无际的崖石，那种一丛丛幽香眩目的奇葩，那种小小洄旋的溪流，合成一个如何不可言说迷人心目的圣境！”（《桃源与沅州》）。这种如诗如画的自然景象在沈从文作品中的描写比比皆是。再如“老房子左侧还有二进两院新房子……显得格外敞朗，平整整方石板大空院，养了约三十盆素心兰和鱼子兰，二十来盆茉莉。两个固定花台还栽有些山茶同月季。有一口大金鱼缸，缸中搁了座二尺来高透瘦石山，上面长了株小小黄杨树，一点秋海棠，一点虎耳草。七老爷有时在鱼缸边站立，一定也可得到点林泉之乐”（《芷江县的熊公馆》）。这种人化的自然景象在沈从文笔下是那样美妙，而且人与自然的关系又是那样的和谐，浑然一体。特别是在《边城》这部小说中，更是创造了一种“人”与“景”的情景交融的诗的意境，把边城人民的淳朴善良融于清丽灵秀的山光水色之中。作为芷江人，我们不难看出，《边城》中的人、事、景、物，都有芷江的影子，也体现了沈从文对芷江侗乡人情美的感悟。

沈从文把摄取人性美的镜头对着农人、兵士、水手、妓女等下层人民，从他们的心灵深处去挖掘闪光的人性。《边城》里，无论是老船夫及其孙女翠翠，还是天保、傩送、船总顺顺，都是质朴、善良、轻利重义的。《会明》里的会明，只是军队中的一个小伙夫，地位低下，但他从来都是任劳任怨而又慷慨大方，对工作热忱负责，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沈从文认为这恰是一种美德，是人性美的体现。即使是人们总习惯用淫荡、肮脏等词语来描述的妓女，沈从文往往把她们描写成因生活所迫，尚有素朴人性的多情女人。小说《柏子》和《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白河流域的几个码头》等作品中，都写到了妓女的多情与缠绵。如“这小小边城河街，也居然有那么一群人，聚集在一些有吊脚楼的人家……到了晚间，却轮流接待商人同水手，切切实实尽一个妓女应尽的义务……遇不相熟的主顾，做生意时得先交钱，再关门撒野，人既相熟后，钱便在可有可无之间了。妓女多靠商人维持生活，但恩情所结，却多在水手方面。”沈从文打破传统观念的束缚，通过他的审美目光的过滤，从人的本性——情欲的奔放中发现了“健全人性”。特别是面对和自己一样处于社会底层的水手，妓女有时不只是为了钱，只要给她们带一点小小的礼物，也会让她感到满足和欢愉，表现了妓女缠绵多情的一面，因而也闪烁着一种“人性美”的光彩。

沈从文对“人性”的挖掘，总是表现为“在微笑中藏着哀痛，微凉里夹着忧郁”。如《我的教育》里写到一个逃兵被捉回时，首先是挨了一顿打，还向营长、连长及诸位弟兄说对不起，到最后被砍头时，还呈现出一副英雄气概。“出门唱歌”“脸不失色”“临刑颈脖硬朗”，不辱骂官长，表现出了芷江汉子英勇顽强和不怕死的性格。再如在《清乡所见》一文里，沈从文多次写到在榆树湾每逢赶集杀人的场面。其中有一个卖豆腐的青年男子，因为从坟墓里挖出一个年轻漂亮女子的尸体，背到山洞中去睡了三天，然后又送回坟墓去。而这个死去的年轻女子是商会会长的女儿。于是这个青年男子被杀了头。被杀之前兵士问他怕不怕，他就说：“这有什么可怕的？”沈从文在他的作品里深切表达了自己的悲悯意识，同时也从纵深处对湘西人民所遭受的生活磨难和难言的苦痛作了揭示。

沈从文透过湘西（芷江）的山美水美人情美，深刻挖掘了人性美，并把“人性”内容贯穿在创作过程的始终。通过对“人性美”的赞美和对“人性”被摧残的揭露，深刻表现了湘西人民璞玉般的美质。

（三）芷江特定的人文环境给沈从文“乡下人”及其形象系列的思想品质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沈从文一生虽然在家乡只生活了二十年，而在大都市生活了六十多年，可他始终以“乡下人”自居，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城里人”。他抱定“乡下人”的观念不变，并在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乡下人”形象，这主要是因为他青少年时期在湘西（包括芷江）所受的人生教育和人文环境的影响相当深刻。特别是在他18-19岁在芷江生活的这段时间，正是他人生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而且这段时期，他得以有机会在熊公馆阅读了大量书籍，不仅丰富了知识，而且思想认识上更趋成熟。加之在警察局当税收员，接触了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人和事，与之前几年在湘西部队当补充兵相比，和社会的交往面更广，对社会的了解更多，这对他“乡下人”思想品格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同时，也给日后“乡下人”形象系列的塑造积累了丰富的素材。

这种“乡下人”的性格内涵，主要体现为湘西人的忠厚善良、热情好义、勇敢顽强的思想品格，但与城里人相比，又有“古板、愚顽”的一面。其文化意蕴体现为：他们是自然人，其灵魂尚未被“现代城市文明”所洗涤，崇尚素朴人生，信守做人的传统美德，对人的尊严有着独特方式的感悟。作为一个“乡下人”，沈从文的可贵之处在于始终没有改变自己“乡下人”式的思想性格，信守自己做人的尊严和人格的独立，充满爱去对待身边的人和事，并永远“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拥抱着自己的工作不放。他勤奋踏实，淡泊名利，宽容豁达，与世无争。在创作上，则表现出自然、朴实、清新、隽永的艺术风格。他从不在创作上附庸风雅，投机取巧，刻意追求外表的华丽以趋赶时髦，也不给其作品赋予政治色彩，他的作品无不具有“乡下人”似的纯真、朴实的特点，从而焕发出无穷的生命活力。

芷江不仅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千年古城，也是一座独具魅力的特色侗城。作为侗乡小城，这里民风淳朴，景色宜人，文明整洁。侗族人善良勇敢，勤劳朴实，热情好义，开放包容等特点，在芷江人身上都能得到很好的体现。沈从文虽然在芷江生活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是因为工作的关系，能有机会与社会各种人物广泛接触，经常流连于文庙、钟鼓楼、崇文阁、风雨桥、雁塔等各处名胜景观之间，已深深感受到芷江良好的人文环境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感同身受，在其灵魂深处，定当产生了深刻影响，在后来的文学创作中，不论是写景状物，还是人物塑造，都得到了颇多的灵感和启发。

沈从文在大量的以湘西人事景物为题材的作品中，从不同侧面刻画了一系列“乡下人”形象，包括以水为生的男人，如溪水般的少女，凄苦善良的妓女等。而这些“乡下人”形象系列，有不少的是在芷江生活期间所接触到的人的化身或部分的影子。如《边城》中的翠翠，她纯朴、美丽、充满活力、聪明可爱，渴望爱情，开放真诚，是沈从文心中的理想化人物。我们不难发现，在翠翠的身上，有不少沈从文初恋的影子，也寄托着沈从文的某种情感。而《边城》里的老船夫，一生撑船摆渡，忠实勤恳，热情好义，从来不收取过渡人的任何好处，不占人便宜，一心为他人着想。还有掌管码头的船总顺顺，虽有钱有势，事业顺心，但没有地方恶霸的习气，他善结朋友，慷慨大方，做事公正无私，在地方上颇有名望。而他的两个儿子天保和傩送正好从其父亲身上学到了勇气和义气，从不仗势欺人，而且从小就养成了吃苦耐劳的好习惯。在与翠翠的爱情纠葛中，两人都表现出了湘西血性男儿的本能做法——公平竞争。他们按照当地习俗以对唱情歌的方式进行竞争，大佬自知不是弟弟的对手，就主动退出，离家出走。小说《菌子》中的菌子，作为县公署的一个科员，他胆小怕事，爱好和平，极其忠厚老实，虽然县知事大人换了几任，菌子的同事也全换了新的，但因为菌子没有野心，为人可靠，对工作负责，所以一直留了下来。还有《长河》里的滕长顺、夭夭，《三三》中的三三，《柏子》中的柏子，《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中的水手和妓女等等。在他们身上无不表现了“乡下人”淳朴、善良、热情重义的思想品质。我们能感觉到，沈从文笔下的这些“乡下人”形象系列身上，也体现着芷江侗乡人的思想品格，特别是侗家女子的勤劳、朴实、善良、多情的特点，在沈从文的作品中得到了很好的展现。

沈从文深受当时湘西（包括芷江）这块原始美丽、处于自然生存状态下的特殊土壤及其所孕育的文化的哺育，他的性情气质和审美价值取向必然会打上这一地域文化特质的烙印，因而形成了他“乡下人”的禀性，并直接影响着他的人生处世方式和文学创作风格，以其“乡下人”独到的艺术眼光，描绘出了“湘西世界”的原始色彩，开掘了湘西这块蕴含着人情美、人性美的文学伊甸园，这是特定的环境和时代所造就的必然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