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位西医外科医生

十九世纪中叶的一天，一艘洋船，在南海万顷碧波中颠簸着西行。甲板上，三位中国小伙子容阂，黄宽和黄胜，正恋恋不舍地望着家乡的方向。其中一位就是中国到西方学习医学与留学欧洲的第一人黄宽。

容阂，黄宽和黄胜是最早的中国留学生，号称留学生三剑客。他们在中国的历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容阂(纯甫)推动中国幼童留学美国，造就清末民初一批科技与政坛名人。“尚戴头颅思报国，犹余肝胆肯输人”，他积极支持维新运动与孙中山的民主革命事业。黄胜(平甫)曾在香港办报，出任上海同文馆英文教习，以翻译官身份随第二批幼童赴美。他热心香港公共慈善事业，是香港东华三院最早的倡办人之一。也是早期香港立法局(时称定例局)华人非官守议员。黄宽是中国首位留英医生，是中国第一位经过严格西医训练的优秀外科医生。黄宽，医学家、教育家。中国第一批出国留学生之一，第一位留英学习西医并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学者。学成归国后从事临床与教学，医术精深，尤擅外科。

黄宽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幼年父母早亡，姐姐早出嫁，由祖母抚养长大，生活艰辛，过着“野蔬充膳，落叶添薪”的日子。然而，他天资聪敏，刚进乡村私塾读书，只要一经教书先生指点教导，即能领悟背诵。不过，黄宽家实在太穷了，小黄宽连吃饭穿衣都没着落，家里更别说供他读书了，黄宽只能中途辍学。在1840年，黄宽十一岁时，一个忽至机会，改变了这位穷孩子一生的命运。 1839年11月4日，由马礼逊教育会开办的马礼逊学堂，在澳门正式开学，这是澳门开办的第一所西式学堂，由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塞缪尔•布朗办学。教会开办的马礼逊学堂，对贫穷学生免收学费，还提供食宿、衣服与书籍，并给他们家一点补贴费用，这对黄宽这样的穷孩子，很有吸引力。黄宽所在的东岸乡离澳门仅数里，当黄宽听到村里传开马礼逊学堂招生的消息后，这天资聪颖的孩子，一把攥住了这一可能改变命运机会，求乡亲带他入读马礼逊堂。他在该校注册名单注明英文名是Alan(亚宽)，是年11岁，入学时间是1840年3月13日。

马礼逊学堂招收的第一批六名男生，除小黄宽外，还有黄胜、李刚、周文、唐杰、容闳，都是乡亲。学堂教授的科目有算术、地理、国文、英文等，这是西方在中国举办的第一所传播西学的洋学堂，中国第一批系统学习西方文化的少年俊才在此就学。这是中国教育史上一次划时代的转折，客观上也最先为遭遇鸦片战争后数千年未见变局的中国，培养了真正睁眼看世界的英才。1841年11月1日，马礼逊学堂迁到香港继续办学，黄宽他们随学校迁至香港就学。小黄宽非常珍惜这难得的学习机会，发奋苦学。

这时的一件事，更彻底地改变了黄宽的命运。1846年9月的一天，布朗在课堂里突然宣布，他与夫人因体弱多病，打算去美国治疗休养，由于跟孩子们有深厚感情，这次去美国愿意带三到五名同学同赴新大陆，接受全面的教育，凡愿意跟他到美国去学习的，请站起来。 突然，在学生中间，容闳慢慢站了起来，接着黄胜、黄宽也站了起来。这三位勇敢的年轻人，决然前去曾被国人视作化外夷邦，并有点神秘莫测的西方世界。他们这次走出国门，就踏上了中华民族从他们开始并延续至今的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之路。

黄宽随布朗夫妇赴美时十八岁。他和同学在布朗和其他美国友人的帮助下进入马萨诸塞州的孟松学校，这是一所作为大学预科的预备学校。 在孟松学校经过两年学习，容阂、黄宽他俩终于在1849年夏毕业。在孟松学校毕业后，黄宽他们又操心接下来继续留学的费用与今后的去向。布朗为他们与香港教会联系，得到答复；他们要继续获得资助，就得转到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学习专门科，毕业以后要为教会服务。容闳不愿受此限制，留美学习。黄宽欣然接受教会的条件，并填写接受资助的学生须填写的志愿书，承诺在爱丁堡大学学习医科毕业后担任传教士。黄宽于1850年转赴英国，考入爱丁堡大学医科，成为中国第一个留英医学生，也是中国第一个留学欧洲的学生。

黄宽在爱丁堡大学医科苦读五年，经过刻苦学习，黄宽终于1855年以第三名的优异成绩毕业，获医学士学位及金牌等奖状。毕业后，继续留英在医院实习两年，并研究病理学和解剖学，获博士学位。然而，两年美国，七年英国的学习生活，完全生活在英语世界里，在英国更生活在没有人说中文的环境中，连中文都不会说了，这使他回国后要从头学习中文口语，他在文化认知与思想性格上也具有了中西交汇特征，这对他个人生活而言就并非幸事。

1857年黄宽回国。1858年在广州，黄宽接办合信在金利埠创设的惠爱医馆。他对医馆大力整顿，使医馆业务迅速发展。1859年，该馆病床有八十张，住院病人四百三十人，门诊病人达二万六千三十人。黄宽亲授生徒四人，以协助其医务。在这里，黄宽又遇到在香港医学界和宗教界碰到的问题。天赋才华与专业水平极高、有强烈民族自尊心、且清孤耿介的黄宽，对于那些出于种族优越感和文化优越感，或由于自身的固执，而颐指气使或自以为是的人，当然是不买账的。清高自尊的黄宽在此又与管理层意见不合，加上对某教徒的做法不满，于1866年辞去惠爱医馆之职。

19世纪中期，帝国主义加强了对旧中国的文化侵略。例如：19世纪初，传教士源源不断地汫入中国，在民间行医、办诊所。早期主要是在澳门、广东、福建、浙江等沿海地区。1828年，英国传教士高立支，在澳门建立了当时中国第一个教会医院。现今的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是由美国传教士Parker创建于1835年11月，这是有历史记载的中国大陆最早的西医院，当时称博济医院。在中国西医史上，1844年，博济医院伯驾最先开展了经会阴膀胱切开取石术。这是中国第一个个泌尿外科手术。当时性病、膀胱结石、阴囊内疾病是泌尿外科专业的主要疾病，随后又开开展了肾、输尿管切开取石术。早在1856年，博济医院的Kerr医生成功地通过经尿道盲目碎石钳机械性粉碎膀胱结石，这也是中国第一例膀胱碎石术。

1855年，由美国传教士医生嘉约翰接办。后来，医局更名为博济医院。黄宽返国后就参与了博济医院的医疗业务，从1862起又参加了该院培养中国医学生的教学工作。1866年，博济医院创设南华医学堂，这是当时中国境内的第一所西医学府。黄宽被聘到该校任教，与嘉约翰共同负责教学工作。黄宽担任解剖学、生理学和外科学课程。嘉约翰，与黄宽相知相重。黄宽深得嘉约翰的敬佩和器重。黄宽也时常到博济医院协助嘉约翰工作，如疑难病的会诊、大手术的实施等。博济医院的医学水平得到很大提升，名声也更隆盛。许多旅居广东的外国侨民认为黄宽的医术比许多欧美医生还要高明，加上他英文流利，技术好，纷纷找他治病。博济医院的手术，大多由黄宽主刀，嘉约翰协助进行。嘉约翰撰写教材和讲义时，遇到难以翻译的医学词语时，总是求助于黄宽，与他精心研究，直到找出最准确的词语。

1862年，黄宽一度应李鸿章之聘担任幕府医官。同治元年(1862)李鸿章刚率领淮军进抵上海，黄宽就被邀进入李鸿章幕府，聘作医官，兼做顾问。在晚清的官员中，李鸿章比较热衷引入西方科学文化中的器用文化，注重吸纳了解西学的人才，他也比较相信西医。但是当时李鸿章正忙于与太平天国作战。作为李鸿章的私人医生，黄宽不必到前线去，他留在李鸿章幕下感到无事可作，而且，这里远离医学科学、教育、治疗前沿，不符合他以医学与博爱救民济世的情怀，无法实现医学报国的理想。黄宽任医官职，未到半年，就辞去职务。

1863年海关医务处成立，聘医官十七人，其中十六人是外籍医师，只有广州海关医务处医官为中国人黄宽所担任，反映了黄宽在当时西医界的地位。

黄宽在医学上有许多建树，医术精深，处方简要，尤其擅长外科，诊断正确，手术精良。1860年，就是由他施行了中国首例胚胎截开术。黄宽被誉为是当时好望角以东最负盛名的优秀外科医师。更难能可贵的是，虽然他称誉中国外科界，仍然好学不倦，精益求益。

1867年嘉约翰因病离华返美休假，由黄宽代理博济医院院长，可见黄宽在当时博济医院内教学、医疗上所占的重要地位。1867年博济医院，首次进行尸体解剖，由黄宽执行。任代理院长期间，他所施行的手术次数，较过去任何一年的相当时期都多。对医院的管理也很好，井井有条。医校招收的学生人数，也较过去为多。黄宽的事业走向顶峰。显然，黄宽不乏管理才能，只是不喜欢那种需要巧言令色、虚应周旋的官场生活、人事环境。这使他在官场与复杂人事圈中难呆下去。然而次年嘉约翰返回博济医院后，他便离开博济医院自设诊所。

1875年，黄宽又兼任西南施医局主任。在他任职的各种岗位上，他始终克尽职守，勤勉工作，严谨认真，赢得了医学界的普遍好评。

黄宽在学术上，好学不倦，医术精深，处方简要，尤其擅长外科。由于广东特有地理气候，向来膀胱结石患者较多，嘉约翰以截石术闻名，但是在他之前，黄宽早已施行过三十三例手术。 在黄宽事业发展如日中天之时，他与妻子的婚姻之路却已走到尽头。他的妻子出身名门。岳父何福堂是香港著名传教士，子女都受过良好教育，四子何启曾留学英国，是香港西医院(后发展为香港大学医学院)的创办人，孙中山学医时的老师。何福堂另一位女婿伍廷芳更是清末民初的风云人物。黄宽夫妻在没有向外说明什么原因就离了婚。也没对外说清楚怎么离的婚。也没留下子女。黄宽离婚后，更把全部心思用到医学事业上。

黄宽不但医术高明，而且医德高尚，他的诊所病人很多。他出身贫苦，从小有助弱扶难的品格，具有济世为怀与人道主义的理想，这位清孤的学者身上有着中国传统“医者父母心”的道义风范。他对家乡人民的病患，尤其是贫苦大众的病痛，更是倾注全副心血去救治，深受当地民众尊敬和爱戴，每天找他看病的人排队能排半条街，常见天没亮就沿街排队等他看病的长长人龙。他多年患有足疾，甚至有时不能走路，但他一直忍受着痛楚与不便，出诊治病，带病为病人服务。在黄宽生命的最后几年，广州瘟疫流行，作为经常接触病人医生处境相当危险，当时他的身体相当病弱，也就更容易被传染，黄宽没有因此放下工作，治疗休养，反而为治病救人更加奔波劳碌。他总是硬撑着身体，治病救人。后来，他更患上颈部患疽，身体虚弱，他仍硬挺起病体，坚持为病人治病，病情愈渐加重，最后终于病倒。

一天，黄宽正因颈部患疽休息在家时，正碰上驻华英国领事夫人难产，产妇家人急请他出诊。黄宽的家人为他的身体担忧，再三劝阻，黄宽作为一个医学专家，也深知自己病情的危重，并且非常清楚自己需要静养治疗。但是，黄宽还是坚持要出诊。他说：“吾疽纵剧，只损一命，妇人难产，必戕二命，岂能以爱惜一命而弃二命于不顾耶？”，于是他不顾个人安危，挣扎着从病床起身，拖着病重的躯体，艰难地来到产妇家中。到产妇家里后，黄宽硬挺起虚弱不堪的身体，强忍着痛楚及病中的种种不适，在产妇床前，对产妇实施抢救，经过一番苦战，领事夫人终于安全产下婴儿，产后母子平安，黄宽自己却病情加剧。黄宽归家后，病情更重，并转至病危，于1878年10月12日因疽病恶化，项疽剧发，促发败血症，救治无效，与世长辞。这位终生胸怀治病救人、惠民济世、以医辅国的理想志向，具有博爱情怀的医学家，终因奋不顾身抢救病人倒在医生岗位上，以生命实践了理想，享年四十九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