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与他的名臣（一）之范仲淹

宋朝在位最长的皇帝是谁？当然是宋仁宗赵祯。其在位42年。《宋史》本纪说他“恭俭仁恕,出于天性”，仁宗不是一个奋发有为的英主,甚至在历朝守成之君中也不是声誉卓著的明君，但他最大的优点就是宽容仁厚，能容忍各种激烈的批评意见,哪怕是对他私生活妄加非议,听了也从不挟愤报复。

有一天早晨,他对近臣说起昨天夜里失眠腹饥,想吃烧羊肉。近臣问他为什么不降旨取索,他回答说:“宫禁每有取索，外间便为定制。我怕自此以后每夜都要宰羊，杀生害物。”

大臣王德用进献佳丽送入后宫。谏官王素来问。仁宗说:“你是王旦之子，我是真宗之子，与他人不同，自是世交。德用确有其事。她们在朕左右，也很亲近，且留之如何?”王素说，“我欲所论，正是亲近！”仁宗有所感悟，命近侍赐德用所进之女各钱三百贯即令出官，当即报来、王素表示，只要采纳进谏，不必如此紧急，仁宗说:“联虽为帝王，但人情相同，倘若见她们眼泪鼻涕地不愿出宫，恐怕也就不忍心赶她们了。你现在这里等回报吧。”不久，内侍来报“事已了当”。

据说仁宗“尤恶深文”，有一个举子献诗成都知府说:“把断剑门烧栈道,西川别是一乾坤”， 这诗是完全可视为反诗的,知府囚械了此人，上报了此事,仁宗却说:“这是老秀才急于要做官才写的,可给他一个远小州郡的司户参军做做。”

对仁宗朝四十二年治迹的总体评价是:“吏治若媮（“偷”的异体字）惰，而任事蔑残刻之人;刑法似纵弛,而决狱多平允之士;国未尝无弊倖,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体;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君臣上下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这段评价还是相当公允的。尽管有种种外患内政上的问题，但仁宗一朝无论如何还是宋朝的治世,除却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颇有些盛世气象。

治世的出现,与仁宗“恭俭仁恕”的个人秉性与治国方针有关。仁宗仁恕宽容对“忠厚之政”的风气,对人才的作育培养，起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说到仁宗朝人才，在宋朝历史上真可谓是首屈一指的，可以开列一长串名单:

政治军事——吕夷简、范仲淹、鲁宗道、薛奎、蔡齐、陈尧佐、韩亿、杜衍、庞籍、吴育、王尧臣、包拯、范祥、孔道辅、余靖、胡宿、田况、王素、韩琦、富弼、文彦博、种世衡、狄青、王德用……

文学艺术——张先、柳永、晏殊、宋庠、宋祁、尹洙、梅尧臣、苏舜钦、苏洵、欧阳修、蔡襄、燕文贵、武宗元、许道宁、赵昌、易元吉、文同、郭熙、王诜……

思想学术——孙奭、刘敞、胡瑗、孙复、石介、李觏、张载、邵雍、周敦颐、程颢、程颐、吕大临、宋敏求、范祖禹、刘恕、刘邠……

科学技术——王惟一、钱乙、燕肃、毕昇、沈括、贾宪、苏颂……

活跃在神宗、哲宗乃至徽宗前期的赵槩、吴奎、张方平、唐介、赵抃、吕诲、范镇、曾公亮、王安石、司马光、吕公著、吕公弼、吕大防、吕惠卿、曾布、章惇、韩绛、韩维、韩忠彦、傅尧俞、彭汝砺、范纯仁、范纯礼、刘挚、王岩叟等一批人才，实际上也都是仁宗朝养育而成的。正如苏轼所说：“仁宗之世，号为多士，三世子孙，赖以为用。”明代李费更认为:仁宗一期，“钜公辈出，尤千载一时也”。这里选择几个说一说。

第一个是范仲淹。南宋人以为"本朝人物以仲淹为第一”，元朝人说他“千百年间,盖不一二见”。宋代是士大夫自觉意识最高涨的时代，一和种崭新的精神面貌已经浮现在儒家社群之中。如果要说有宋儒气象，那就是由范仲淹以身作则开出来的，故而朱素说“本朝惟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作为-一种人格典范，他对后人影响深远，完全当得起他在《严先生祠堂记》里所推崇的“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他在《岳阳楼记》里所说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真是一种光风霁月的人格境界,令人高山仰止。李贽对他的人格精神评价最高，甚至以为“宋亡，范公不亡也”。

欧阳修说范仲淹事上待人，“一以自信，不择利害为趋舍”。当礼官请仁宗奉百官为垂帘听政的刘太后献寿时，他认为这是“亏君体、损主威”。上疏明确反对,太后不悦,命宰执讨论。晏殊把他叫来，怒责他轻率坏事，虽说晏殊于他有推荐之思，但他却坚定地说:“真没想到因直言正论面开罪于你。但倘若以为我疏而尽心不谓之忠，言而无隐不谓之直，而今而后就不知所守了!”晏殊惭愧得无以应对。

范仲淹曾与吕夷简议论人物，吕声称阅人很多，却没见过节行之人，“天下确有这样的人，只是你不知道而已。你以这种想法待天下土，无怪乎节行之士不来。”范、吕人格高下，顿时立判。

范仲淹一贯主张，“凡为官者，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无”。他曾就废后和用人问题，多次激烈抨击吕夷简。宋夏战争爆发后，吕夷简再次人相，推荐范仲淹经略西事，仲淹深知倘若没有夷简在朝支持，边事将“无以成功”，便主动修书消解旧日龃龉，说过去以公事冒犯，不意仍如此奖拔。为了公事,两位名臣尽释前嫌。

在对待西夏问题上,范仲淹主张防御，韩琦主张进攻，朝廷一开始接受韩琦意见，尽管事实不久就证明防御比进攻更有效,但仲淹却毫无芥蒂,与韩琦不但交厚，而且言深。新政失败，仲淹对比他年轻的韩琦更是期待殷殷，希望他能够早日回到宰执大任上来，展示了他那“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襟怀和人格魅力。

范仲淹自奉节俭,妻子衣食，仅能温饱，却轻财好施。他的宗族多聚居苏州，他在苏州近郊购置良田数千亩,作为义田，设立义庄,赡养饥寒贫苦的族人，每日米升，每年布一匹，学试嫁娶病医丧葬都有赡给。范氏义庄对宋代以后的义田、义庄、义学作出了示范，加强了宗族制度下人际关系的亲和力。

宋景祐二年，即1035年，范仲淹任苏州知州的第二年，将自己已经购买用于私宅的南园之地捐建州（府）学。本来，范仲淹买来这南园之地是准备安家的，后来听一位风水先生说此地是一块风水宝地，如果谁能得到它，必定世代出公卿。在范公眼里，国家之忧患莫大于缺乏人才。他认为：“如果我在这里安了家，只是富贵了我一家人，如果在这里建立府学，让大家都这里接受教育，岂不是让大家都得到富贵。”于是，他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府学，府学在初创时，规模还是很小。后来经过历代的扩建，在明清时期已经规模宏大，有“东南学宫之首”之称。现在旧址上是苏州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