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有此理，在我们治下，竟然出现了此种事，这些人和国民党有什么区别？必须彻查！”

1973年，一份报告引得叶剑英勃然大怒，他愤然拍桌，厉声喝道。

“彻查，必须彻查！”

叶剑英之所以如此愤怒，是因为中央最近接到了一份份反映知青困难的报告，这些报告让中央意识到了事情的难办，其中所暴露的一些黑暗，更是让各位首长怒不可遏。

而这一切都要从毛主席所收到的那封信开始说起......

广阔天地，大有可为

“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可以锻炼人。”1955年，随着毛主席的指示下发到全国，广大地区都掀起了知识青年下乡的浪潮。

彼时的中国百废待兴，而农村地区更是缺水少电，因此，知青在乡下面临着重重困难，但他们没有害怕，有的知青豪气的说：“我们也有一双手，能自力更生，不给国家添麻烦。”

而知青上山下乡的浪潮一直持续到六十年代，迎来了一次顶峰。

1968年，中苏关系已经破裂，苏联叫嚣着要对我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打击”，面对苏联的威胁，我国也毫不示弱，在中苏的边境线上，双方都派出了重兵把守。

对于战争，毛主席的一贯主张是“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他紧急召开了会议：“我提议中央的领导分到各地去，免得被‘一网打尽’，你们意下如何？”

对于毛主席的提议，在座人员无不同意。

而此时，让中央为难的不仅有苏联、美国的外部威胁，我国的内部发展也面临着一个瓶颈。

我国的工业发展从零到一经过了漫长的时间，这使得我国涌现了一大批工作岗位，而这些岗位一般都是从社会上进行招工，或者从毕业学生中进行安排。

而对于学生的教育，中央一向重视，这使得学生的人数远远超出了现有的就业岗位，眼见学生们即将毕业，却没有充足的岗位，这让中央各方面都很着急。

不仅如此，在建国后，我国所采取的教育主要沿用于民国时代的方法，对于这种教育，毛主席颇有不满，早在1965年，他便指出：“现在的一些教育方法，我很怀疑，学生们一二十年，没有见过农民种地、工人做工，有的城市学生还不分五谷，这样下去，他们对于工农群众的生活还能了解吗？他们以后走向工作岗位会不会脱离群众？”

毛主席的担心并非毫无来由，尽管此前中央便发出号召，让知识青年到乡下去，但仍然有大批的知识青年没有去过农村。

种种考虑下，毛主席决定扩大知识青年下乡的政策：“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农民的再教育，是可行的，农村也是一片广阔天地。”

1968年，随着最高指示的下达，上山下乡运动来到了顶峰，超过千万的知青，来到了偏僻的农村，而毛主席的女儿李讷也在此列。

知青的这次下乡，被统称为“老三届”插队，这些青年刚出学校，陡然来到农村，有着诸多不便，不同于1955年的那次下乡，这次的运动规模更大，牵扯更广，也因此面临的问题更多。

但各地的问题一直被当地干部所积压着，没有捅到中央，直到1972年，一封“举报信”，才将运动中的一些不足之处暴露了出来。

一封改变千万知青命运的信

1972年，福建省莆田县的一个小小房屋中，小学教员李庆霖满腹忧愁，他看着一封信，长长的叹气。

“父亲，我在山区劳动的很好，只是，我时常感到吃不饱饭，不知为何，我的知青安置费被无故扣了一月，如果家中还有余粮，请寄过来一些......”这是他儿子李良模写给他的信，世上哪有不疼惜子女的父母呢？

看到儿子的境况，李庆霖忍不住落下泪来。

彼时正是知青上山下乡的顶峰之时，李庆霖的儿子李良模也参与了这一项运动，被安排到一个山区，他在山区中勤勤恳恳的劳动，很受当地农民的喜爱。

在闲暇之余，李良模还教导农民的孩子，认识一些字，可是，让父子二人没有想到的是，李良模的行为并没有引起干部的照顾，反而因为他无权无势，遭到了一些干部的欺压，克扣了中央发放给知青的安置费用。

这引起了李庆霖的愤怒，难道在解放之后还有这样的事情存在吗？

不服气的李庆霖接连上访，他先是找到儿子插队的公社，向他们反映，却遭到了推诿，无奈之下，他只得向莆田县的有关部门进行“告状”，相关人员口上说着：“请耐心等待，我们会给你回信的。”

而李庆霖却一直没有收到回信，他的举报犹如石沉大海，没有激起一丝波澜。

更加雪上加霜的是，他的另一个儿子也即将毕业了，而他是否会遭受到哥哥所经历的不公正待遇，这让李庆霖心中也没有一个底。

李庆霖的家并不宽裕，他本想着孩子去乡下锻炼顺便解决一部分的口粮问题，却没有想到，此举反而增添了负担。

这天，李庆霖一如既往的长吁短叹，面对相关部门的一次次推诿，这让他心中也不禁泛起了怒火。

突然，一道想法在李庆霖心中冒出：既然他们不理会，我何不直接告诉毛主席呢？他老人家如果收到信，一定能解决此类问题。

这个念头一经冒出，便挥之不去，但李庆霖没有立即下定决心，他十分犹豫：“自己向毛主席写信，他能不能收到呢？如果收不到，被扣押了，会不会引起麻烦？”

也怪不得李庆霖如此犹豫，此前几次访问无用，让他内心也有些心灰意冷。

可是，想到不久之后就要下乡的小儿子，李庆霖终于下定了决心，自己一定要给毛主席报告此事！

李庆霖躲在一个小屋子中，拿起笔，在纸上写下了自己的困境，这封信对于李庆霖来说，十分沉重。

他几次将笔提起，落下，又提起，反反复复，才写好了一段，却又将纸张揉成一团，扔在了地上，而外面的一些细微声响，都使得李庆霖心生警惕。

一直到晚上，这封信才断断续续的写好，在信上，李庆霖不仅将自己所面临的困难写了出来，还大胆的提出了一些自己所见到的不公之处，比如，有些干部故意苛刻知青，有些知青，热衷于走后门。

当信写完之后，李庆霖又面临一个难题：“自己怎么才能将信送到毛主席的手上呢？”

他并非愚钝之人，知道如果直接寄给毛主席，很可能会遭到拦截，思来想去，想到电视上有一个叫做王海容的人，是毛主席的秘书，自己可以先寄给她，让她转交给主席。

当信寄出去的那一刻，李庆霖的心都是颤抖的，此信会带来什么样的结局，他并不知道。

在等待回信的那段时间，李庆霖心生忐忑，生怕县里面来人，揪出他这个破坏“和谐”的小学教员。

而毛主席收到信，已经是1973年了。

毛主席的回信

1973年4月25日，正在中南海的毛主席收到了王海容所转交的信，毛主席拿起信仔细的阅读起来，而他的眼眶也渐渐的红了，到了最后，忍不住落下泪来。

“群众面临如此困难，这是我们工作的不到位啊。”

毛主席心情沉重，他当即挥毫写了一封回信：“庆霖同志，这里有300元，聊作无米之炊......”

这300元是毛主席从自己稿费中抽出的，李庆霖的信使得毛主席意识到上山下乡政策执行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他将此事告知了周总理。

周总理知晓此事后，心情同样沉重，在4月29日晚，周总理组织了一次会议。

“知青们面临的困难如此严重，毛主席对此事很关心，嘱咐我们一定要解决。”周总理环视众人，沉声道。

此次会议开了一整晚，到了第二天，中央的通知便下放到各地，而一些原先被挤压的案件也涌了出来。

当中央首长看到一些地区的干部胡作非为，故意虐待知青的时候，一个个面带怒火，而其中最恶劣的案件莫过于黑龙江建设兵团的团长黄砚田、参谋长李耀东，借着自己的职位，大肆猥亵女知青。

此事让周总理也动了怒火：“此人需要严惩，公安部的人不要有所顾虑。”

而叶剑英元帅更是愤然拍桌：“在我们治下，竟然出现了这样的事情，这种人和过去的国民党有什么区别？必须大开杀戒，也只有‘杀一儆百’才能遏制这种风气！”

其他的首长也是义愤填膺，还有的说：“当地的军区干什么吃的？为何现在才捅出来，这让群众怎么看待我们的工作？”

最后，在毛主席的拍板下，中央的电告下达了各地，而公安部门也是齐齐出动，对知青案件进行了调查。

中央的行动受到了知青们的拥护，他们纷纷告状，对自己所受的不公平待遇进行起诉，这也使得上山下乡运动中的一些阴暗面暴露了出来。

当时，我国由于通讯不发达，中央也很难得知地区的具体情况，加上一些地区干部互相勾结，对于此类事情瞒而不报，使得一些知青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而一些有权有势的家庭，更是沟通关系，将自己的孩子下放一段时间，进行“镀金”，随后暗暗的调到其他地方，即便中央三令五申，也只能遏制而无法杜绝。

这件事引起了毛主席的极大忧愁。

而远在莆田县的李庆霖也在一个下午收到了毛主席的回信。

当他看到毛主席所寄来的三百元时，心情激动，邻居们也争相来看，他们摸着包裹起来的钱票，纷纷说道：“李老师，这是毛主席亲自寄来的钱，可以当传家宝啊。”

李庆霖重重点头，他看着毛主席的回信，眼中不禁泛起了泪花。

此后，李庆霖便将这三百元寄到了银行，他每次都取利息，而绝不动本金，即便是人生中最困难的时候也是如此。

而毛主席亲自给一个小学教员回信，也受到了人民的广大传颂，这是“人民领袖人民爱，人民领袖爱人民”的最好证明，也是因为李庆霖的这一举动，使得知青的生活境况有所好转，这让广大知青都十分感激他，亲切的称呼他为“老师”。

如今，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已经成了历史的痕迹，但这场运动所造成的影响深刻的印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

应该说，“上山下乡”符合当时的国策，有着三方面的重要意义。

其一，使得知青知晓农民的困苦，广大知青涌入农村，也提高了当地的教育；

其二，缓解了城市的就业压力，使得知青们不至于在城市游手好闲，能有饭吃；

其三，知青与农民互相帮助，使得各地得到发展；

而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经历，也引起了一些人的怀念，在日后的聚会中，这些老知青想起从前的经历，唏嘘不已，有一位教授就说道：“上山下乡，很好的锻炼了我，使我学到了一些书本上所学不到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