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胜群：辨真伪，求真知，独立思考最重要

如今，互联网上资料丰富，令人目不暇接。

前些天，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说西魏大臣 苏绰(498—546)，和西魏王朝的建立者和实际统治者宇文泰(507—556)，有关封建帝王“用贪官，弃贪官”的君臣对话：

（宇文泰）问：国何以立？

（苏绰）曰：具官。（即配备官员）

问：何以具？

曰：用贪官，弃贪官。

问：贪官何以用？

曰：为君者，以臣忠为之大。臣忠则君安，君安则社稷安矣。然无利则臣不忠，官多财寡，奈何？

曰：为之奈何？

曰：予其权，以权谋财，官必喜。

苏绰还说，“清官或以清廉为恃，犯上非忠，直言强项，君以何名弃罢之？弃罢清官，则民不喜，不喜则生怨，生怨则国危，是以清官多不可用也。”

这篇文章注明，史料来自《北史卷六三•苏绰》

读后，感到说得很有道理。于是，就此写了一篇文章《皇帝为什么喜欢用贪官 》，举了海瑞和和珅两个例子。

我的文章写完，找出《北史》，翻到“卷六三•苏绰”，仔细看了三遍，也没见到苏绰与宇文泰关于“用贪官，弃贪官”的这段君臣对话。再上网一搜，才知道是当代人杜撰的。

“托古传道”， 杜撰历史，以古人之名，宣传自己的主张，以至中国历史中，出现众多“伪托之书”。真乎？假乎？令人伤透了脑筋，“辨伪”成为一项工作，一门学问。

“伪托之书”，目的是什么？

利益驱使。

《隋书‧卷四十‧儒林传‧刘炫传》记载：“时牛弘奏请购求天下遗逸之书，炫遂伪造书百馀卷，题为《连山易》、《鲁史记》等，录上送官，取赏而去。后有人讼之，经赦免死，坐除名，归于家，以教授为务。”

刘炫（约546-约613），隋代经学家。曾奉敕修史。后与诸儒修定五礼，授旅骑尉。旋任太学博士。朝廷求书，刘炫便伪造《连山易》《鲁史记》等献上取赏。后被人告发，赦免除死罪，除去名籍。回到家乡，以教授学生为业。

政治目的。

唐代后期，以牛僧孺、李宗闵等为领袖的牛党，与李德裕、郑覃等为领袖的李党，长期争斗。唐穆宗和唐敬宗时期，牛僧孺拜相，权倾一时。李德裕的门人韦璩，便以牛僧孺之名，作了一篇《周秦行纪》，记述牛僧孺自己在唐德宗贞元间，举进士落第，夜入汉文帝母薄太后庙。薄后召来包括戚夫人﹑王昭君﹑潘妃﹑杨贵妃在内的前朝及当朝帝王貌美的妃子宫人，与之宴乐赋诗。酒后，薄后又令昭君陪他寝宿。“以此诬僧孺”（宋代张洎《贾氏谈录》）。

除了利益驱使、政治目的作伪书，为了让自己的学说流传下去而托名古人，也是一些人的作伪动机。诸如《黄帝内经》托名黄帝，《神农本草经》托名神农，《尔雅》是诸多秦汉学者共同积累的成果，却托名周公、孔子等。

宋朝陈善所著《扪虱新话》记载一一“东坡省试《论刑貴》，梅圣俞一见以为其文似孟子，置在高等。坡后往谢梅。梅问：“论中用尧皋陶事,出何书？”坡徐应日，“想当燃耳。”

苏东坡参加科举考试，考官梅尧臣读了他的文章《刑赏忠厚之至论》后大加讚赏，认为简直可以和《孟子》的雄辩媲美。苏东坡为了说明奖赏宁可过宽，处罚则应慎重，用了一个皋陶要杀人而尧劝他宽恕的典故。主考官欧阳修见了他的卷子也大喜。事后梅尧臣问苏东坡：你那个典故出自何处？苏东坡笑道：“想当然耳。”

大文豪为了说明道理，居然在考试中，也敢杜撰！

伪书不是过去式，当代社会依然可见。如托名西魏苏绰的“用贪官，弃贪官”。

伪书之多，真假难辨。《周秦行纪》究竟是何人所作，至今仍有不同看法。难怪朱熹都无可奈何地感叹：“天下多少是伪书！开眼看的透，自无多书可读。”（《朱子语类》八十四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