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晚清时期，在白银货币区域化的大背景下，山西票号以经营白银的异地汇兑为主，成为当时重要的金融机构。票号在不同时期、伴随着时代的发展拓展了新的业务，运用其独特的金融经营机制，进行专门化的金融经营，揽办捐纳业务就是其中一项。

清朝末年，动乱的国家态势使得政府不得不广开捐纳。但由于白银交纳地点的固定、白银货币的繁重再加上路途不靖等原因，使得捐生的白银有了异地汇兑的需要。

票号诞生后，以此开展揽办捐纳的业务，将各省捐生的白银汇兑至北京或其他捐纳开办地，并为其代办上兑等一系列捐纳程序。伴随着票号本身的发展和捐纳制度的发展演变，票号的揽办捐纳业务在不同阶段体现出不同的特点。

此外，票号在办理捐纳业务的过程中，各地区分号的设置使其揽办捐纳的市场得以扩充全国，同时运用本平、书信、龙门帐等金融工具，使得揽办捐纳业务得以圆满完成。

一、山西票号捐纳制度概述

伴随着商业的不断发展以及逐渐增长的金融需求，山西票号应运而生。自诞生之后，山西票号从自身利益出发，拓展了一项项不同的业务。伴随着国家捐纳制度的发展，票号揽办捐纳业务作为拓展业务的一种，包含在山西票号的发展历程中，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起着不同的作用。

明清时期，因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国家各项政策的颁布，手工业生产不断提高，家庭手工业的商品率不断增加；商品性经济作物种植扩大，粮食生产商品化进一步发展；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了社会分工的扩大和商业资本的活跃，更促进了城镇的发达与繁荣，商业化的市镇更反过来为商人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

明朝时，山西商人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以国家政策为契机，逐渐活跃于全国各省，成为“天下行商”。到了清朝，中俄路陆通商，促进了北京、张家口等城市经济的发展，山西商人在以上城市进行了广泛的经营活动。雍乾之后，因清政府对俄商的限制，恰克图逐渐成为中俄贸易的主要商口。

晋商用牲口驮等传统方式进行长途贩运经营，向俄国交易茶、布、杂货等以换取皮毛等货物。在这交换中，中国主要的出口货物为茶叶，但是茶叶的产地主要集中于福建、湖南、湖北等南方各省，其货物与资金流转所需时间为一年左右。

因长途贩运占据垄断的便利，所获之利巨大，参与者日渐增多；但与之对应的是巨大的风险和诸多不便，很容易造成人身和财产损失。随着商业的不断发展，商品的长期交易和流通需要进行更多的现金收解和债务的清算，原有的金融机构已经无法满足越来越大范围的、频繁的货币交割，为了进一步促进商业发展，需要将商业经营向金融经营转变。

另一方面，由于白银货币的特殊性，“乾隆之后，中国白银货币的区域化正式开启。”各地区都具有自己的本位白银货币，不同地区之间的白银交易需要相互折算，这正是山西票号得以诞生的条件之一。

在大环境下，晋商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长期的商业经营使得晋商积累了雄厚的资本，相对应的是账册会计体系的不断完善，良好的信誉也使得晋商拥有众多商家的信任，还有基本上遍布全国的分号，广泛的国内市场等等。在众多有利条件的支持下，专门经营白银汇兑的票号诞生了。

二、晚清捐纳制度发展概述

捐纳之法，自古有之，称“卖官鬻爵”。明清时期的捐纳稍不同于之前古代政权卖官鬻爵，在捐纳政策下政府出卖的只是官僚的出身、任官和铨选资格，而非明确的官职。

明清时期，捐纳逐渐制度化、扩大化。明景泰元年，因“土木堡之变”，国家面临严重的危机，不得不开捐纳以筹措急需的资金，捐纳开始成为国家的一项制度。

清朝自顺治年间开援纳监生一项后，捐例频开，捐纳的项目和种类在不断增多，规模也在逐渐扩大。但以上捐纳事例都是时开时停，直至乾隆十年“取条款中无碍大局而可行之久远者，若职衔、贡监、级记、封典，听民纳赀，以为常制。”

此后捐纳始分“现行常例”和“暂行事例”。现行常例包括职衔、贡监、级纪、封典等项，常年开办，又称常捐；暂行事例则是遇有特殊原因，如军需、赈灾、河工、营田等事，由户部定下开捐期限及具体银数和铨选方法，又称大捐。

二者除开办时间不同外，最大的区别在于“报捐者根据各种暂行事例的规定可以捐纳郎中以下京官和道员以下外官任官资格”。也就是说，暂行事例中捐生可捐纳的范围要远大于现行常例时的捐纳范围。

捐纳制度在晚清时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政府国库空虚，不得不依靠捐纳手段来获得财政收入以维持国家运转。此阶段的捐纳在种类、规模、范围等方面都有了大幅度的增加。

嘉庆朝是清朝由盛转衰的时代，虽此阶段不属于晚清阶段，但此时的捐纳制度与之前相比发生了较大的转变，且捐纳人数、捐纳所得银两也比之前大幅度增加。

道光年的捐纳事例开办与具体实施办法与嘉庆朝时期又有所不同。道光皇帝即位之初虽有心整饬吏治，但因水旱之灾和战乱的影响，不得不于道光七年开酬增常例。

光绪朝时期的捐纳事例开办地更为频繁、范围更大，尤其是赈捐在各省广为开办，且实官的捐例停开往复不断，商人群体捐纳更为普遍。从光绪九年开始，准捐纳衔封后，各省纷纷请行。

各捐例都以筹饷例为本略微变通，虽从海防事例开始，朝廷为招徕捐生“饬下各省遍示，一律收捐”允许各省捐生在省藩库交银，但因铨选雍滞，捐生的报捐意愿大不如前，例定银数更是一减再减，所收取的银数已经远不如前，光绪十年海防事例每年收入就仅二三百万。

光绪二十七年，政府下令停止了实官的捐纳，之后虽有奏请，但一直未准。宣统朝时期各地赈捐不断，“度支部且将常捐列为国家经常必要之收入”，虽此时的捐纳条款已经易繁为简，但所收捐纳银两愈发减少，已经是捐纳制度的尾声了。直至清王朝灭亡、中华民国成立，捐纳制度最终消失。

三、票号与捐纳制度的交汇与发展

历史的车轮不断向前滚动，在某一时点，票号与国家捐纳制度交汇，由此产生了票号的揽办捐纳业务。作为以国家制度为契机开办的业务，票号在揽办时实施的各项程序必须符合捐纳制度的规定，同时了形成不同的捐纳类别，并伴随着票号本身与捐纳制度的发展而不断变化。

西裕成号在未变成票号之前就已经营汇兑，而汇兑正与捐纳制度相联系，由此得出结论：捐纳也曾催生了日昇昌票号的诞生。在揽办报捐业务中，确定报捐不同任官资格、铨选资格所需的银数是最为重要的。

但捐纳条款繁多，票号为了能够快速准确地与报捐人员商定捐纳银两，从而保证自己在揽办捐纳业务时有所盈利，会将捐纳事例中的相关规定部分摘抄下来进行整理，制作成便于翻阅的册子，称“袖珍便览”。

票号揽办捐纳业务的类别分为六种：第一种为京官常捐内捐纳职衔及请封、加级、轴费等相关银数的记录；第二种为各官职加级、封典、捐纳的印结银记录和相关轴费、行查所需银两的记录。

第三种为当时各省印结的相关记录；第四种为武官捐纳、文武官捐封、加级、记录、降级留任以及各花样银数记录；第五种为捐纳郎中、捐纳员外郎、捐纳主事三项的各个程序所需银两记录。

第六种为各官职在大捐中改捐降捐各项程序银数记录以及捐纳笔帖式、捐纳翎枝、捐免保举捐离原省等常捐规定的银数记录。枝、捐免保举捐离原省等常捐规定的银数记录。

四、票号揽办捐纳业务的经营与特点

从票号揽办捐纳业务开始至咸丰二年是票号揽办捐纳业务的初始发展阶段，伴随着票号家数、票号汇兑业务的不断增多以及捐纳制度的不断发展，票号揽办捐纳业务也在上升。

光绪二十年后，各省开实官捐纳，价格十分低廉，以致户部大捐无人问津，朝廷不得不在光绪二十七年下令永停实官捐纳。此期间局势动荡，票号汇兑官款业务急剧增加，此时信稿中还零星可见捐纳业务的办理。

庚子事变前后，八国联军入京，光绪帝出逃，“津京咽喉，交京之收项全不能指事”，影响了捐纳业务的揽办和办理。在庚子事变期间，票号的做法为其赢得了良好的社会信誉，再加上庚子赔款的运解，票号的发展进入鼎盛时期，之后则逐渐衰败。

伴随着捐纳制度、票号的发展而发展。从票号诞生起，随着票号的发展、捐纳制度的发展，票号揽办捐纳业务不断增加。期间有虽几次因战争等因素暂时停止的节点，但之后都能迅速重新开始揽办，并不断发展。

票号揽办捐纳业务在同治末年就有逐渐减少的迹象，光绪朝时期，捐纳制度虽因战争等原因广泛开办，但其所收得的捐纳银两远不如之前；票号的家数虽也不断增多，但其揽办捐纳的业务量在不断减少。光绪二十七年年停止实官捐纳后，票号揽办捐纳业务不断减少，直至完全不再揽办。

除正当收入外，在揽办捐纳业务中，各金融机构往往利用捐生不懂捐纳的相关程序等，尽可能地获取最大利润，这其中难免会有些“灰色”的收入。在清末较为动荡的大环境下，捐纳银两的收取至关重要，甚至可以说是急迫。

在此环境下，捐纳的每项实施程序不可能尽善尽美，因而在某些较为松散的程序方面就会给捐生和金融机构一些机会：以部分银两换取捐纳程序的合法性。如此，票号在正项银、印结银等必须收取的费用外，还额外收取了一些“灰色”收入。

总结

在晚清大环境的背景下，票号作为揽办捐纳的金融机构之一，在揽办捐纳业务方面有独特的运行机制。正是由于如此，票号的揽办捐纳业务得以顺利开展，在与其他揽办捐纳的金融机构方面，显示出其无与伦比的特殊性。

票号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是以其成熟的经营机制为前提的。孟伟教授在其著作中将山西票号的金融经营总结为资本有机构成及其运营、分号开设、本平创设、书信往来、龙门账核算、金融市场等六大要素。在票号揽办捐纳业务的过程中，多个要素相互配合，共同促进了捐纳业务的成功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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