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中国为什么能成为世界人才中心？

提起盛世唐朝，每个中国人都感到辉煌与荣耀：不仅仅因为唐朝山河壮丽、物阜民康、四夷宾服、万邦景仰，更是因为唐朝的人才之盛，为后世之人所传颂称道。

纵观我国封建王朝，没有哪一个时期的人才之多能和唐朝相提并论，科技人才群星闪耀，诗歌、散文名家辈出，书法、绘画、雕塑、音乐、舞蹈等领域百花齐放。盛唐气象虽已远去千年，但盛世背后的人才政策及其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认真学习与借鉴。

尊重人才、尊重知识的浓厚氛围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唐代自开国之初就意识到了人才的极端重要性，把人才和王朝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太宗皇帝李世民曾对房玄龄和杜如晦说：“公为仆射，当助朕忧劳，广开耳目，求访贤哲”，要求二位宰相把工作重点放在帮助国家选拔人才上。此后的几代帝王，也是“宵兴旰食，侧席思贤”。

因为君主求贤若渴，念兹在兹，才有了韩愈“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的著名论断，大臣们把举荐贤才作为忠于职守的准则，名家把提携新人作为行业的美德，举国上下形成了一股浓厚的爱才荐才风气，很多萌动中的人才幼苗得到了呵护，成长为参天大树。

例如，娄师德看中了狄仁杰的治国才能，遂向朝廷上表“十许通”力荐其担任宰相，但狄仁杰直到拜相后，也对此事毫不知情；项斯起初不为人所知，杨敬之写了一句“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使得他名声大振；初见白居易，大文豪顾况说：“长安米贵，居大不易”，但看了“离离原上草”的诗句后，这位诗坛前辈马上屈尊敬之：“有才如此，居易不难”，并鼎力举荐白居易。

尊重人才的实质是尊重知识，诗歌是人才的智慧佳作，也是知识容量的名片。唐朝的皇帝大都是诗歌爱好者，诗人极其受尊重。例如，李白曾被贺知章三番五次推荐代朝廷写回书，但狂放不羁的他却要求宰相杨国忠为其磨墨、太尉高力士替他脱鞋，唐玄宗不仅没有治他的罪，反而一一应允，并在其辞官之时以“赐金还山”待之。就是在这种风气的引领、熏陶和推动下，唐朝文风一步步被推向了极盛，名篇佳句无数，杰出诗人灿若星河，饱受时人尊崇和追捧。

力士脱靴

因为朝野内外有爱才的诚意和识才的慧眼，整个社会尊重人才、尊重知识的风气盛行，机会的大门永远为那些才华横溢的饱学之士敞开着，各路英才如雨后春笋般茁壮成长。

广纳贤才、不拘一格的制度体系

人总是要受到良好的教育后才能发展成才，所谓“人性含灵，待学成而为美”，因此，唐朝非常重视人才的培养，设置了中央、州、县一体的教育体系，扩大人才的培养范围，并将国子监定为最高学府，注重人才的深造提高。同时，开设以梨园为代表的专科学校，培养专门人才。

在人才选拔方面，唐朝实行考试取士的科举制，选人不分士庶，不问贵贱，以自由报名的形式打破了魏晋以来森严的门第界限，极大扩展了人才的选拔范围，致使很多寒门子弟实现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进阶梦想。每年三月，朝廷都要为参加科举的青年才俊举办曲江宴和杏园宴贺喜，新科进士和状元还要在大雁塔题名留念，这种人才选拔制度的激励导向促成了人人渴望成才、人人努力成才的良好局面。

为了避免一试定终身的不良后果，唐朝构建了一些辅助制度，进一步疏通了选才的渠道。例如，允许考生在考前把自己最得意的文章带到京师，推荐给当时文学上有名望的人，靠同行评价来对考官施加影响，提高自己胜出的机率。正是这种“行卷”制度的存在，让许多人才脱颖而出，王维和陈子昂等人甚至“一日之内，声华溢都”。屡试不中者也不必绝望，还有幕府辟署制为其提供辗转腾挪的机会。例如，韩愈、杜甫、李商隐等这些有真才实学的落第之人，都是先进入幕府锻炼，积累名声，然后再入朝为官实现抱负的。

在人才使用方面，唐代遵奉“得人之要，在于证实”的原则，即真正的贤者应该具有实用价值，并且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正如魏征所言：“今欲求人，必须审访其行。若知其善，然后用之，乱世惟求其才，不顾其行。太平之时，必须才行俱兼，始可任用。”在用人的过程中，唐代强调信任的重要性，所谓“得贤须任，既任须信，既信须终”，同时，对于贤才的过错，也要尽量包容，所谓“苟不害于正道，斯可略矣”，以便于其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竞相迸发创造活力。

总之，唐朝制定了比较完备的制度体系，使得真正有才干的优秀之人大都能够脱颖而出，被赏识和重用，正如魏元旷在《蕉厂随笔》中说：“唐时才士，无不遇之叹”，这在中国历史上是难得一见的。

自信开放、兼容并包的发展环境

人才政策不是孤立存在的，有赖于其他政策的支持与配合。盛唐时期，中国的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社会进步、民族团结，自信开放、兼容并包的发展环境促成了天下英才聚神州的恢弘气势。

唐朝政府实行鼓励贸易的政策，有效促进了国内市场的融合，这一时期，对外开放成了朝廷的基本国策。唐朝与数百个域外国家和地区保持着密切的商业交往，中国的丝绸、茶叶、纸张、陶瓷、竹器等，通过丝绸之路得以大量运往西方，波斯、印度、大食等国家的商人也沿着这条路不断带来象牙、犀角、骏马、珍珠、沉香、胡椒等珍奇物品，形成了“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的空前盛况。

唐代丝绸之路

唐朝逐渐放松对人口流动的管制，大量劳动力集聚到长安、洛阳、扬州等中心城市，对于这些外来人口，市民们都敞开怀抱接纳。朝廷的人口政策不仅非常宽容，而且没有民族与国界的限制，首都长安甚至专门为西域人设置了“波斯邸”等机构，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从而赢得了“经营天下遍，却到长安城”的亲商美誉。

“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长安城内密密麻麻的居民区和商业区布局规整，错落有致，其中林林总总的“胡姬酒肆”十分引人注目，里面有胡饼、烧饼、毕罗等西域美食，平民百姓都可以自由出入。“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从李白的诗中我们就可以看出胡人商铺生意的火爆程度。除了胡食和胡姬之外，胡乐也十分流行，“美人舞如莲花旋，世人有眼应未见。此曲胡人传入汉，诸客见之惊且叹。”每当来自天竺、龟兹、高丽等地区的异域歌舞在左右教坊公开演出之时，都会出现“月色灯光满帝都，香车宝辇隘通衢”的热闹景象。

遣唐使船

当时罗马帝国和阿拉伯帝国排斥异教徒，只有中国对各种宗教兼容并包，因此，一些域外国家的飘零智者，也能在此找到精神栖息之处，有的甚至在中国娶妻生子，落地生根而成为唐朝的永久居民，为中国的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这些外国人甚至可以参加科举，进士及第后可以在唐朝做官。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人口的频繁流动必然带动文化的深度融合，人们在百无禁忌的创新生态中博采众长，推陈出新，这无疑促成了知识的爆炸式增长。世人都把东土大唐看作知识的圣地，日本、高丽、新罗、百济等国多次派遣留学生万里辗转，长途跋涉来唐求学。

“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自信开放的胸怀和兼容并包的态度，使得全世界的杰出人才都对唐朝有着至高无上的向往，从而成就了一个菁英荟萃，近悦远来的世界人才中心。（于子冉）

来源：《中国人才》杂志